亦是以平实的影像、淳朴的情感，呈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但这与其说是创作者自觉的选择，不如说是因势而动、软性抗争的结果。
由于伊朗政教合一的国情，电影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作“亵渎神灵”的存在。
尤其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电影生产一度中断，很多电影人因“腐蚀公众罪”遭起诉，政府下令审查所有以前公映过的影片，90%的作品（约2000部）被禁演。
伊朗电影彻底落后于全球电影发展的步伐。
也因此，早期大部分本土电影几乎看不到先锋的技术和理念。
罕有先锋意识的导演阿巴斯，在国内被封杀了十余年。
《我在伊朗长大》
伊朗的电影审查制度更是完全被教义浸透。
除了禁止常规的暴力、血腥画面外，对女演员要求尤为严苛。
女演员必须戴好头巾、面纱，不做“过激行为”。
这使得最寻常的男女关系都很难呈现。
《橄榄树下的情人》里，男女主拍爱情戏也要谨慎地保持距离，目光都不敢相触。
无奈之下，才有越来越多的导演选择将镜头对准儿童。
阿巴斯说，在不那么政治性的电影里也可以实现政治的表达。
他们借孩子纯真的视角，隐曲地呈现社会的苦难，呼唤人心良知。
就像《小鞋子》中，孩子澄澈的目光和家中惨淡的光景形成刺眼的对照。
《白气球》《谁能带我回家》等很多伊朗儿童电影中都有类似的画面。
《白气球》
但为什么直到1997年这部《小鞋子》才让伊朗儿童电影真正进入国际视野？
除了影片本身的质量外，更与当时的文化政策有关。
伊朗电影有两次发展期，第一次是1982年，伊朗政局稳定后，为发展经济，鼓励本土文化发展。
设立了法拉比电影基金会，为电影创作提供资金援助，审查也开始放宽。
但宗教限制依然严格，儿童、青少年题材也就成了基金会主要扶持的电影类型。
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产生于这一背景下。
伊朗儿童电影也由此发展、成熟起来。
伊朗电影的第二次勃兴是1997年新总统上位后。
全球化的刺激下，伊朗政府再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取消了极端审查规定，解禁了外国进口片，还倾资支持年轻导演出国学习。
在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电影人才，还有女性导演。
莎米拉·玛克玛尔巴夫
在这一背景下，美学风格已经臻至成熟的儿童电影《小鞋子》，水到渠成地打开了伊朗电影走向世界的大门。
同年，其实还有一部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
虽没有市场的巨大反响，但却在艺术一极同样将伊朗电影推向了国际舞台。
走出闭塞的环境后，与世界的沟通、对话成了伊朗电影即将面临的新挑战。
2
如果说，《小鞋子》让全世界看见了伊朗电影。
《一次别离》则让伊朗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真正获得了一席之地。
2011年，在柏林电影节一举斩获金熊奖、影帝、影后三项大奖。
次年又打败张艺谋耗资6亿的野心之作《金陵十三钗》，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这部同样是小成本、纪实风的家庭电影。
但在内容上却是一次大胆的突围。
影片不再只是对伊朗底层现实景观化的展示。
而是直接戳破宗教与世俗人性的冲突，影射了伊朗等级分明的社会现状，更涉及移民、离婚等在伊朗仍是禁忌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