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工作者”的洗冤录 险被八路军当叛徒活埋(图)

来源:望东方周刊  日期:2009-11-03

  

  
当年都是单线联系,线一断,就找不到人证明了。而且干这个的都会互相怀疑,谁知道你是共产党的人,还是日军或国民党的人

  “他呀,上访四五十年了,三天两头往北京跑,说是见过这个领导那个领导,要我说,也就瞻仰了一下毛主席遗容吧。”街坊中有人嘲讽着。但更多的人是同情,“这老头可怜啊,你看他住的地方,那哪叫人住的呀!”
  大家说的人叫赵保全。
  10月15日一大早,赵保全又骑着那辆破三轮上路了,“我得找信访局说道说道,问问他们我到底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还是日本特务,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赵保全操着一口浓重的保定话,分得很开的双目透着倔强。
  这是一个让赵保全纠结了近半个世纪的老话题。而曾经让这个话题纠结的人,还有不少。
  “战争期间做地下工作的,有的当时就死了,有的‘文革’中被迫害死了,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太不容易了。”郑玉民感叹。几十年前,他和赵保全一样,为身份问题在这个城市奔波不止。所幸的是,几年后,郑玉民终于找到了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人。
  “打入一切伪组织”
  赵保全和李宝树等人的叙述像是小说或电视剧的情节:
  上世纪40年代初,正值日军对冀中平原进行疯狂地蚕食和扫荡。彼时,赵保全的家乡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方顺桥村已被包围。
  田埂上,一名叫钱六的年轻人和一个14岁的小孩逗着玩。“道儿,你说那边的战沟里是什么人把守?是共产党,还是鬼子?”钱六问。“道儿”是赵保全的乳名。
  “是伪军。”赵保全不假思索地回答。
  “哟!你个小毛孩子厉害呀。这都知道?”钱六一脸惊讶。
  被称赞了的赵保全眉飞色舞地开始吹牛,“这有什么,我没事就去找他们玩,还拿他们的枪,哒哒哒哒”
  “那时候家穷,全家9口人只有7亩盐碱地,庄稼不爱长。我是老大,带着几个弟弟妹妹到处去要饭。要饭的人胆子大,神鬼不怕。”83岁的赵保全坐在黑漆漆的房间里回忆着,他乐于讲这一连串古老的故事,甚至记得起每一个细节。
  慢慢地,日本人认识了这个小要饭的,没事就逗他玩,动辄还教上几句日语,吃剩下的东西也都塞给他。“好家伙,鬼子的伙食那叫一个好。顿顿都是八凉八热,凉菜下酒吃,热菜就饭吃,吃不完就扔掉。”赵保全回忆,当时共产党的部队则只能捡树叶回去就沙子饭吃。
  赵保全和日军的关系引起了钱六的兴趣,他马上向上级领导何秀风进行了汇报。据赵保全称,何秀风时任晋察冀第三军分区侦察科情报站分站长,但不知道是化名还是真名。
  随后,何秀风等人对赵保全进行了考验,眼见着这个小孩轻而易举地登上了敌人的炮楼,他们决定让这个孩子帮忙拿一些情报。
  本刊记者从保定市档案局查到的一份文件称,1942年7月,《彭真同志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对某同志的答复》中指出,打入一切伪组织,尤其是打入伪军中工作绝不应放松,要利用一切可能去进行。
  “道儿你只要说一句话,以后就有饭吃了。你就说你要当兵。”钱六劝赵保全。
  “我要当兵。”赵保全赶紧跑去跟何秀风说。他想不明白这样天大的好事怎么会落到他的头上。
  司务长很快写下赵保全的名字,往上一报,米就发下来了。他又给了赵保全两张小纸条,让他每天来吃两顿饭,每隔十天八天可以领一次米。
  饭不是白吃的,任务很快下来了,赵保全被要求打入敌人内部,往外递情报,“他们教我怎么做这个工作,比如说张三今天砸了个锅,要记住是张三砸的,真名叫什么、化名叫什么、外号叫什么,但别吱声,暗中记下来,出来汇报。”
  就这样,从1942年开始,赵保全先后在方顺桥伪保甲办事处、自卫团伪警察所、特务队当差,负责端茶倒水。
  和赵保全同龄的地下工作者李宝树早在1940年就做起了情报工作。他当时的选择并非为生计,而是为了信仰。
  “我从小就挺进步的,舅舅早年就参加革命了,老师们又都是共产党。我8岁就跑到街上给共产党发传单了。当兵之后参加过百团大战,负了伤,好了之后被派过来做情报。”李宝树说,最初听说让自己打入敌军内部,一时接受不了,“我想着这不是让我当汉奸嘛,我从小就是共产党的人啊,而且当时也怕被别人骂。后来领导就劝我说,这是党的需要,任务也同样很艰巨。”
  李宝树先是进了日本水产株式会社当差,之后又被送去日本军官学校当马夫,因为日语较为流利,他还顺便做起了翻译。
  
  险些被八路军当成叛徒活埋

  当了“汉奸”的李宝树一下子风光起来,骑着日军的洋马,穿着日军的军装。走在村里,不少人投去异样的目光。
  按照当时要求,情报人员做工作要瞒着父母和妻子。但李宝树还是私下偷偷告诉了母亲和姐姐。
  李宝树的工作也是传递军事情报,比如部队去哪儿扫荡,有多少人,奔哪个方向走等等,有时还需要画个简单的地图。他把这些情报暗中交给情报员,情报员则伪装成挑脏水的、做小买卖的,有时索性直接到厕所里去接头。由他递出去的情报一律画着一个圆圈,内有一点,下面一横,因为他的小名就叫“旦儿”。
  一次,李宝树接到命令,说是有共产党员被日军的黑田部队抓了去,但不久就被放出来了。八路军司令部的人很奇怪,不知道这个党员是不是因为供出了自己的同志才被释放。上级让李宝树去打探情况,万一真被暴露,好及时转移。
  “黑田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李宝树找到松田部队的三泽队长,他俩私交还不错。
  “据说那边的共军也很猖狂。”三泽毫不怀疑,“要不派你去打听一下情况?”
  李宝树暗喜,马上答应下来。三泽给了他张名片,让他带去见黑田。见到黑田后,李宝树并没急着打听情况,而是陪日军打起了扑克,很快,黑田喜欢上了这个日语流利的中国小伙子。
  “你对这个共产党是什么观点啊?”李宝树试探着打听,“听说你放了个共产党员,那你不会是反战的吧?”
  “你个小孩不明白的。”黑田放松了警惕,“我是日本共产党,也是信马列主义的,我不能杀我的同志。至于那些小八路,他们不是我的同志,就可以杀。”
  李宝树松了口气,回去后,赶紧把情报告诉了交通员。
  “当时倒是不怕日本人,日本人都是顺毛驴,顺着他们说话,他们就会对你很好。我就怕叛徒。因为我参加过百团大战,认识的人多,所以特别危险。”李宝树说。
  更有一次,李宝树险些被八路军当成叛徒活埋。最后关头,上级来人救了他。李宝树说,当年确实有地下党被当成汉奸活埋了。
  年纪轻些的地下党员郑玉民在战争期间,给日军和国民党都当过差。他当时的信条就是,一定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1944 年8月,郑玉民接到任务,站长让他把一件东西送出。郑玉民找了个借口出了门,往保定火车站一带走。那时火车站附近还是一片菜地。走了没多远,就被日本人发现,并跟了上来。郑玉民觉得不对劲,加快了脚步,后面的脚步声也跟着加快。刚好,一辆火车开了过来,郑玉民赶在火车过来之前,“蹭”地钻了过去,后面的人吆喝着放了两枪,但没打中他。
  一个叫王刚的地下工作者曾从赵保全手里接过一次情报。但王刚已于2001年去世。
  “我爸爸生前说起,1944年冬天,他从赵保全手里接过军事情报,那个情报好像是说日本人要把周边的伪军和日军调到方顺桥一带,消灭保定的铁道游击队和八路军的一个团。这个情报拿到后,共产党的部队马上转移了。”王刚的儿子王胜成称。
  
  线一断,就找不到人证明了

  档案资料显示,1942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对目前冀中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公开组织和秘密组织必须严格分开,不得混淆,以免暴露株连。
  1947年,李宝树和组织断了线。据说是因为当时部队改编,情报站上面的人都去前线打仗了。于是,李宝树只得回到家里,帮姐姐卖馒头,做点小买卖。
  1949年解放后,李宝树在北京一个老战友协助下,在北京当起了警察。在个人档案上,他毫不避讳地写上了给日军当差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宝树成了当之无愧的“活靶子”。
  “那几年,批了斗,斗了批。我胆子也大,有一次要批斗我的时候我扭头走了。我心想老子当过公安,当过地下党,你们几个土包子还想揍我啊!”李宝树说着,敲了两下桌子。
  文革期间,被当成特务进行批斗的地下工作者们,有的被直接枪毙了,有的坚持不住,含冤自杀。李宝树说,他听说歙县当时一下毙了200多号人,说是反革命,其实都是做地下工作的,邯郸也毙了40多个,“我就忍,我是吃共产党的饭长大的,我相信共产党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李宝树骑着车子跑了一万多里地,到内蒙古、山东去找曾经的领导。到了山东,领导说,我现在还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哪敢给你开证明。但终于,李宝树在北京找到了一个认识他的司令员,司令员立马给他开了证明材料,他的事情才得到了平反。
  大汲店村的地下工作者王刚在1958年还因为历史问题被送去劳教了4年。
  “我父亲当时也冤枉。被揭发是特务后,一直想办法证明身份。找了好多年啊,直到1962年,他刚劳教回来。听说当年的首长张树荣来了,在招待所等着要接见他。”王刚的儿子王胜成说。第一次接见,因为王刚穿得太窘迫,被拦在了门口。第二次,换了身干净点的衣服,才进去。
  1948年保定解放后,郑玉民就回了家,等组织上安排工作。1949年,他被分到砖窑上干活,还当了个小组长。1955年农业合作化,他回了家,在村里当起了支书。直到1966年的文革。
  “当兵的时候回村,我都穿着伪军军装啊,村里人都知道我给伪军当过差。但要不是赶上‘文革’,谁都不会说什么。”郑玉民说。
  郑玉民称自己是1944年入的党,‘文革’时被人当成了罪状之一,“他们说他当时在当特务,怎么会入了党,肯定是假的。”
  “我们这个身份,想要平反太难了。当年都是单线联系,线一断,就找不到人证明了。而且干这个的都会互相怀疑,谁知道你是共产党的人,还是日军或国民党的人。我有一个战友,也是做情报的,八路军说他是叛徒,国民党也说他是特务,到死也没平反。”郑玉民尽管被迫在1960年再入了一次党,但他终究找回了自己的身份。在他看来,这比那些冤死的人,以及像赵保全这样的人要幸运得多。
  
  他精神也有点错乱了

  1949 年解放后,赵保全先是到了铁路上当装卸工。1956年肃反时,赵被调到了保定市棉纺厂的食堂工作,之后,因为历史不清白,被调到修缮部。由于不满厂里决定,赵保全带着情绪到了修缮部,1961年,因长期旷工被厂里除名。而赵保全则认为,之所以开除他,是因为有人暗中整他。
  赵保全有个红布袋子,里面装着他认为有用的证明材料。几十年了,他拎着这个袋子到处跑。
  信访部门对赵保全的问题有过几次结论。1971年,他被保定市北市区支左办公室第五支部定为反革命罪;但很快,北市区为减少上访,撤销了之前一般历史问题的结论。然而,赵保全仍没有放弃上访。
  1994年,保定市委信访办公室对赵保全上访问题有了明确的答复意见。这份材料上称,经调查,赵保全不是地下工作者,而是敌伪军。赵保全提供的一些可能证明其身份的人,也被一一否决。其中,钱六死了,几个当时还活着的人也无法作证。
  一个叫武士成的人倒是在1980年给赵保全写了证明,称他是1942年由晋察冀第三军分区侦查科情报站分站长何秀风介绍,并派遣做地下工作的。“武士成是当时情报站的总站长,下面的人他都认识。”李宝树称,1980年他去看望武士成,刚好赶上赵保全在找武士成开证明材料,武士成介绍他们认识,说赵保全以前也是情报人员。
  尽管如此,李宝树没办法为赵保全作证,因为他们并非直接领导关系,而武士成也早已去世。
  王刚和赵保全互相证明过对方的身份。但在1994年信访办出具的答复意见中,王刚的证明并未被收录。
  另一份来自部队的材料则称,“现有保定市棉纺厂工人赵保全来我部上访,反映其1971年被保定市北市区支左办公室第五支部定为反革命罪是错误的问题。经该同志提供的证明材料可见:1972年,保定市北市区革委会政治处对其反映的问题已做了结论(不属历史问题,应排除定性,撤销1971年被保定市北市区支左办公室第五支部的决定)。”
  “他的问题我们早就有结论了,1994年的结论是很负责的,是经过详细调查的,而且是几家一起做的调查。”保定市信访局接待处处长于翔拿这个老人很是头疼,“上访几十年,他精神也有点错乱了。这样上访上习惯了的人,不上访就觉得空虚,说白了上访就是他的精神寄托。”
  居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也相信1994年信访办的结论是负责任的,“那时候的干部应该还是认真负责的,当时还没有不作为这么一说。”至于赵保全整天上访,在他看来,也只能解释为精神出了问题。
  
  脸上黑乎乎一片,分不清面目

  棉纺厂惟一的一排简易房,最靠边的就是赵保全的家。砖砌的墙,上面搭着些石棉瓦。
  “孩子们恨我,当年我连累他们了。”赵保全皱巴巴的老脸在斑驳的阳光下显得愈发干枯,“不过,他们离得也都远,平时过来不方便。”
  实际上,大女儿赵兰珍就住在棉纺厂宿舍,和父亲的家仅隔一幢单元楼。
  “现在也就我还管他了。”赵兰珍长得挺像赵保全,高颧骨,“我大哥的媳妇瘫了,他得照顾她。弟弟和妹妹离得远,好几年没过来了。他们说有事让我给他们打电话,打电话又能有什么用呢?”
  赵兰珍并不是没有怨过父亲。从她记事起,全家人就跟着父亲挨整,到处遭人白眼。“文革”时,赵兰珍想参加红卫兵,但人家根本不要;分配时,又说档案找不到了。她的大哥也被以“视力不达标”为借口被用人单位婉拒。
  “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没落着好,倒跟着他遭了不少罪。但我不恨他,恨他干什么呢,都这么多年了。”赵兰珍说,包括她的母亲在内,尽管一直跟着父亲受罪,两口子吵吵闹闹,但直到去世也没想过要离开父亲。“其实我爹脑子一点问题没有,身子骨也还好,就是这些年上访折腾的。” 赵兰珍对父亲口述的历史深信不疑。
  王胜成很庆幸他的父亲平了反,“也算是可以瞑目了。”几年前,有人拍了个反映当年保定铁道游击队的片子,采访了王胜成,他很是引以为豪。后来,对方把光盘寄了过来。王胜成甚至因此买了台DVD机。平时舍不得用,只有在给别人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拿出来。一个破旧的文件包里,塞满了王刚的资料,满是灰尘。“这是一段被尘封了的历史啊。”王胜成用了一个刚学会的新词。
  郑玉民恨不得一年到头穿着那身军装,那是他身份的象征。家里的一面墙上贴满了他的奖状、证书,甚至有当年十大元帅的照片。“我爸这辈子没啥钱,但光荣啊。”郑玉民的儿媳妇坐在床上一边绣十字绣,一边说。
  李宝树则把军装洗得干干净净,挂在墙上。“我只有到北京看老领导的时候才穿它,去北京,总得穿得正式点儿嘛。” 另一个抽屉里,放着他早年的照片,还有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时颁发的勋章。
  赵保全甚至不记得家里还有没有自己的老照片。他的女儿赵兰珍翻了半天,摸索出一张底片。对着阳光,隐约能看到两个大人和几个孩子,脸上黑乎乎一片,分不清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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