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迎、高振普等人听着他的这番指责，无话可说。因为他们知道韩宗琦父辈和周恩来、邓颖超有着深厚的交情，韩宗琦也算是周恩来、邓颖超的一位晚辈。这一次，他主动请缨，要求负责周恩来的后事，已经不完全是出自一个医生的责任心，很大程度上他觉得自己是晚辈，应该尽自己的孝道。
韩宗琦渐渐平息了火气。他也知道，周恩来最后连一件新衣服也没有穿，卫士们心里也很难受，也很不是滋味，冲他们发火也没有用。后来韩宗琦知道邓颖超是为尊重周恩来生前节省的习惯，不得已而为之，他这才无奈地收下了“寿衣”。
换完衣服，就该最后一项——化妆。
由于长期遭受疾病的折磨，周恩来已经非常消瘦，眼眶两颊塌陷得很厉害。对于周恩来的整容，邓颖超曾经对韩宗琦专门做过交代：“不要把恩来整理得像擦胭脂抹粉这种，要带一些病容，因为他是病了那么久的一个人。”
夜间11点钟，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后的周恩来遗体被安放到北京医院那间只有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里，前面没有过道，一扇门直通户外。周恩来遗体停放在屋子中间，四周放着塑料盆花，紧贴四壁放着几层花圈。除了站立几个守灵人员外，所剩空间仅够吊唁者成单行走一小圈了。
这个条件十分简陋并且十分狭小的太平间，就是首都各界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灵堂。
邓颖超前去审查，结果她老人家流着眼泪，满意地点了头。特别是周恩来的遗容，没有上胭脂，只是上了一点点色。让人一看，虽然带有生病的样子，但神态十分平静，好像安睡一样。
紧接着，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与周恩来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去八宝山革命公墓选购骨灰盒。那里的负责人拿出两种骨灰盒来，一种装饰性的东西较多，价钱较贵；另一种便宜，花色也可以。他们觉得贵的那种显得不太素雅和庄重，便决定依据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喜好买那种便宜的。不想那便宜的当时只剩两个：一个掉了一块漆皮；一个是漆皮完整，但盒盖不太好用，开起来有点费劲。他们想骨灰装进去后是不会经常打开盖的。就选择了漆皮完整但开合不便的骨灰盒。
回来后，张树迎和高振普向邓颖超做了汇报，并请她过目。邓颖超说：“不用看了，全权委托给你们了。骨灰盒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那么讲究。”
为避免大批亲属来京参加吊唁，邓颖超特意口述了一份电文，告诉外地的亲属们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不要来京。电文大意是：人已经死了，亲属来了非但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是一笔浪费，还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去工作，这才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她还交代说：“等我死的时候也不许他们来北京。”就这样，周恩来家乡淮安与在外地工作的亲戚们接到电报后，按照邓颖超的电报的意思都没有进京吊唁。
全国所有的国旗都降了半旗。1月10日上午9点，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1月9日早晨，全国所有的国旗都降了半旗……
哀乐终于把这不幸的消息传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悲痛的哭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骤然响起。
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相互打听着、印证着消息的准确性。10点过后，北京各大小报亭前，人们拿到了还散发着油墨香的当天的《人民日报》。这个残酷的事实得以证实——这天全国各地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周恩来的遗像和讣告。
全国上下，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大街小巷，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谈论着这不幸的消息，人们被这沉痛的消息压抑着，给这严寒的季节增添了更加悲凉的气氛！
周恩来治丧委员会通知，1月10日和11日两天为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间。
1月10日上午9点，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江青、陈锡联、姚文元等走下轿车，依次走进吊唁厅。他们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诀别，然后绕灵床半周，从侧门退出。
尽管上面不断地发出限制遗体告别的时间、压缩参加遗体告别的人数等通知，但是群众还是将北京医院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好多部委机关与北京市单位自发组织群众前来通宵排队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毕竟能走进周恩来灵堂告别的只有几万人，与前来悼念的数百万人相比，是很少一部分，于是成千上万的群众冒着严寒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将宽阔的庆典场地变为了声势浩大的哀悼祭坛。
“十里长街送总理”成为千古奇观，也是一次中华民族人心向背的大检阅。火化在即，大家围住玻璃棺大声哭叫，拼命摁住玻璃棺不准火化，与殡葬人员僵持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