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与敌激辩磨练意志(二)
1940年8月，日伪特务针对抗日杀奸团，展开围捕行动，“抗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叶于良也被捕入狱。日伪警察特务科把叶于良等送到位于铁狮子胡同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多田部队军法部，核对姓名、年龄、案情后，就被押解到了炮局监狱。
叶于良被日本军法部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北平炮局监狱西院，伪河北省第一监狱外寄人犯临时收容所。随叶于良一同被捕的许多“抗团”成员，除了少数被营救出狱外，大部分在监狱中一直被关押到1945年抗战胜利。
一开始，叶于良被关在住着二十几人的大监房，房间里的每个犯人都要盘腿或跪着面墙而坐，不能说话交流，每天上午九十点和下午四五点吃两顿饭。晚上就直接睡在砖地上，每人发两条毯子，但特别脏，有虱子，很多人因此染上疥疮。每天天亮时有人敲梆子喊起床，有人巡逻，谁要是没起来就会被巡逻的人用刀背打。
在被关押的日子里，日本翻译经常找犯人谈话，了解他们在监狱的生活情况、思想表现以及对日本的看法转变了没有。有一次，翻译找到叶于良，先说自己是在中国的大学读的书，说中国人的儒家思想讲忠孝，你们犯这样的错误，就是不孝顺父母。他问叶于良对日本的看法，觉得抗日对吗？叶于良激辩道：“日本是侵略中国，从前英美侵略你们的时候，你们反对英美该不该罚？你们日本侵略我们，我们反抗该不该罚？！”日本翻译辩解道：“我们没侵略，我们是拯救你们，你们中国是小孩，我们日本是大人，你们小孩子不行的，我们大人得保护你们反对英美的侵略。”叶于良反驳道：“你们是反对侵略吗？！那日本为什么把兵派到中国，把中国的资源都运往日本？！这叫帮助吗？这叫掠夺！”
在监狱期间，叶于良和家人利用每周送东西的机会，互相传递信息，了解战况。送东西时要用一个棉兜，棉兜的绳子是用比小拇指还要细一点的麻绳拧的，叶于良利用自己管账的便利，用毛笔偷偷写信，写完后再把它卷在绳子里带出去。家里写信也是这样，再利用送东西的机会把包送进来。监狱里的其他人也尽量与外界取得联系，以获取更多的战况信息。与他一起被关押的还有些是共产党员，他们花钱买通看守，带进来《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等一些进步书籍，再换上封皮在监狱里给大家互相传阅。
亲历受降大典古城欢腾(三)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叶于良被无罪释放，他随几位相识的“抗团”成员到接收委员会做事，并于10月初接待了一个到北平的美军参观团。
1945年10月10日，平津地区受降大典在太和殿前举行。孙连仲将军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军投降。受降仪式结束后，北平20多万市民从四面八方涌向太和殿。
受降仪式前，孙连仲特意邀请这个美军参观团前去观礼。对于这样一场仪式，每个北平市民都想亲自到太和殿，感受那激动的时刻，叶于良自然也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借着陪同参观团的便利条件，带着弟弟妹妹们，在10月10日这天，早早地来到了太和殿。因为美军参观团是受到邀请的贵宾，所以叶于良也陪着美国人在主席台前观礼。
庆祝活动完成后，叶于良走出大殿，看到了“抗团”的战友陈肇基和王文诚。他们三个商请张家铨邀美军参观团与大家合影。抗战终于胜利了，“抗团”的人们也应该趁这个机会合影留念。那时候照相很难，相机更是少见，正好叶于良陪同的这个美军参观团有高级相机，于是他们就招呼太和殿下面的“抗团”成员，借用美国人的相机在太和殿前合影。这张合影里除了美军参观团、国民党十一战区官员，以及叶于良兄妹外，大部分都是平津两地的抗日杀奸团成员。日本投降之后，抗日杀奸团也就自行解散了，成员们除了留在平津两地，也有个别人随国民党去了台湾。
2011年，在“关爱抗战老兵网”的帮助下，叶于良等昔日抗日杀奸团成员，前往台湾参观交流。这些阔别了多年的老战友再次见面，共叙友情，感叹岁月变迁。忆起当年参加抗日活动的场景，他们苍老的身躯洋溢出当年的热血豪迈之气。
抗日杀奸团
抗日战争时期由平津地区爱国学生秘密组织的抗日锄奸组织，负责对伪组织中高级人员进行刺杀。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刺杀、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抗团”主要成员多是平津地区著名中学如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北平贝满女中、育英中学等校的高中生，其中不乏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和孙女郑统万、郑昆仑，天津达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儿子孙湘德、女儿孙惠书，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治安总署督办兼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夑元的外甥冯运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