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东南沿海活跃的大量海盗除了倭寇外，很多是因各种原因成为海盗的中国人，这些人一方面阻碍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但同时也有促进作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一带一路”同样面临非传统安全的境况，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
卢正恒：这些海盗并不完全阻碍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比如，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一个海盗，但实际上，他是第一个促成中国确立海上霸权的人。这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只能待在台湾，听从郑芝龙号令，而郑芝龙能够完全控制东亚地区海上的贸易活动。
诚如这个问题所说，海盗或许是促进当时东西方贸易或整个海上贸易的媒介。海盗产生的原因可以说很简单，也可以说是很复杂。简单地来讲，海盗就是因为没有钱赚，而当时被政府所控制的沿海地带有很多“三不管”地区可以供其生存，军人、海民或疍民，都有可能成为海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一个合法的收入。
从历史的角度看，要稳定这些海盗的方式有两个。对海盗而言，大家都有钱赚、有稳定的收入，这些危险的海盗行为就会减少；对国家而言，明朝和清朝主要的策略是招抚，所谓的招抚，即将其纳为国家的军队和商人（例如郑芝龙）。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时有许多担任翻译的人，海盗可能通过翻译获得成功、致富成为商人，但也可能因翻译问题而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例如战争。如果说“一带一路”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或许历史告诉我们的是，语言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民族、语言非常多，精通语言的人或许有利于未来的发展，就像卢正恒与杭行所说的，国家如何在一定的制度内用最低的成本获得最高的利益，掌握语言的人能够更快速地进入当地社会，结合当地的旧有制度，或许更能扮演好中间人的角色。
清朝在17与18世纪曾向俄国派出三个使团，还曾向俄国试探经其境内向奥斯曼土耳其派遣使团，由此看来清朝前期对内亚方向的外交十分活跃，这和清朝闭关锁国的一般印象十分不同。就此问题请您释疑？
孔令伟：据官方文献记载，清朝曾经向俄国派出数个使团，至于非正式的交流则更多。例如清朝通过中亚其他民族与俄罗斯的沟通，由于不是官方活动，因此就没有记载在官书上。这又牵引出另一个问题：清朝是否闭关锁国？“闭关锁国”这一说法又是谁创造出来的？
其实“闭关锁国”这个说法与晚清革命有关。革命党人为了塑造清朝落后的历史形象，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创造出这样的话语。另一方面是西方人，尤其是二十世纪初美国汉学界对清朝的研究。由于存在时代局限性，就拿美国汉学奠基者费正清来说，他在博士论文中创造了冲击回应说(impact-responsemodel)，认为清朝缺少内在的动力去进行社会改革，无法自主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必须由英国人的大炮敲开中国的大门。但实际上，这种说法现在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挑战。其实透过更多的材料，尤其是透过清朝面向内亚的材料，我们可以知道清朝不仅对内亚的外交十分活跃，对内亚的商业活动、情报收集、地理知识的调查，都有过积极的作为。但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还不是太多。
库伦的蒙古人交易市场
明清以来，藏传佛教在连接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之间的作用和地位有什么变化？通过藏传佛教，这几个区域交流的最主要物品是什么？请推荐几本相关英文论着。
孔令伟：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关注耶鲁大学濮德培教授在《晚期帝制中国》（LateImperialChina）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清代准噶尔入藏熬茶的文章，里面就有提到准噶尔、西藏与清朝之间的货物流通。关于这个议题，中国和日本学者也有不少成果，值得参考。另外，去年也出版了一本文集《MuslimsinAmdoTibetanSociety：MultidisciplinaryApproaches》，讲穆斯林在安多藏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里面也讲到一些物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这本书也是比较前沿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