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员”号核潜艇
“共青团员”号核潜艇隔舱顶盖
波利亚内潜艇基地遇难艇员公墓
二战后，苏联海军重点发展潜艇建设，为其国家战略利益服务，各种常规潜艇和核潜艇定期出航世界大洋，期间多次发生事故，许多事故原因和抢救内幕至今不为人所知。
二战以来苏联常规潜艇和核潜艇重大事故简述如下：
1956年，波罗的海舰队瓦瓦金海军少校指挥的M级“共青团员”号柴油潜艇，在波罗的海塔林停泊场执行战斗训练任务期间，发生事故，动力舱着火，从水面状态下沉没，事故持续了5个小时，仅有7人生还，死亡艇员安葬在帕尔吉斯吉市；
1957年8月22日，黑海舰队别洛泽罗夫少校指挥的一艘柴油潜艇，在黑海执行战斗训练任务期间，发生事故，海水通过未关闭的阀门进入柴油机舱，引发火灾，潜艇沉没，事故持续了2小时30分钟，没有艇员死亡；
1961年1月27日，北方舰队希塔尔奇克少校指挥的S-80号导弹柴油潜艇，在巴伦支海雷巴奇半岛以北水域执行战斗训练任务期间，发生事故，海水进入，潜艇沉没，68人死亡，分别安葬在鹿湾和北方舰队主基地；
1961年7月4日，北方舰队扎捷耶夫中校指挥的K-19号导弹核潜艇(绰号“广岛”)，在大西洋北部水域执行战斗训练任务期间，发生事故，核动力装置第一涵道爆炸，事故持续了7个小时，8人死亡，分别安葬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1962年1月11日，北方舰队别格巴中校指挥的B-37号鱼雷柴油潜艇，在波利亚内市潜艇停泊基地，在出海前的武器和技术设备空转检查时，发射井内的鱼雷爆炸，122人死亡，全部安葬在波利亚内市；
1967年6月16日，北方舰队博奇卡列夫少校指挥的一艘柴油潜艇，在地中海东部水域执行战斗值勤任务期间，在北纬36度20分东经10度57分地区发生事故，中央指挥台着火，无艇员死亡；
1967年9月8日，北方舰队格利科夫中校指挥的K-3号鱼雷核潜艇，在挪威海距离北方舰队潜艇基地1700海里处，执行为期56天的战斗值勤任务期间，发生事故，第1、第2隔舱着火，事故持续了1小时32分钟，39人死亡，全部埋葬在西利察镇；
1968年3月8日，太平洋舰队科布扎里上校指挥的K-129号导弹柴油潜艇，在夏威夷群岛西北350海里处执行为期15天的战斗值勤任务期间，在北纬40度6分东经179度57分的太平洋水域，发生事故，初步判断是在潜航状态中与美国潜艇相撞，97人死亡；
1970年4月8日，北方舰队别索诺夫中校指挥的K-8号鱼雷核潜艇，在比斯开湾西班牙沿岸西北300海里处，执行为期52天的战斗值勤任务时，发生事故，第3、第7隔舱着火，从水面状态下沉没，事故持续了3小时15分钟，52人死亡，埋葬在格列米哈镇；
1972年2月24日，北方舰队库利巴巴上校指挥的K-19号导弹核潜艇(绰号“广岛”)，在纽芬兰岛东北600海里处执行战斗值勤任务时发生事故，涡轮发动机舱着火，事故持续了11小时30分钟，28人死亡，安葬在波利亚内市；
1981年10月24日，太平洋舰队马兰格少校指挥的S-178号鱼雷柴油潜艇，执行战斗训练任务返航，在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湾时，被“冷藏船-13”轮船撞毁，引发火灾，海水进入，最后沉没，事故持续了19小时45分钟，32人死亡，全部安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
1983年6月23日，太平洋舰队苏沃罗夫上校指挥的K-429号导弹核潜艇，在距离堪察加海岸4.5海里的水域执行战斗训练任务期间，发生事故，海水经未关闭的通风井进入，潜艇沉没，17人死亡；
1984年6月18日，北方舰队谢利瓦诺夫上校指挥的一艘导弹核潜艇，在巴伦支海执行战斗值勤任务期间，发生事故，隔舱着火，14人死亡，安葬在维佳耶沃村；
1986年10月6日，北方舰队布里塔诺夫上校指挥的K-219号导弹核潜艇，在百慕大群岛东北480海里处执行为期30天的战斗值勤任务期间，发生事故，导弹燃料成分发生化合反应，事故持续了77小时33分钟，4人死亡，葬身海中；
1989年4月7日，北方舰队瓦宁上校指挥的“共青团员”号鱼雷核潜艇，在挪威海梅德韦日岛西南180公里处执行为期37天的战斗值勤任务期间，发生事故，隔舱着火，潜艇沉没，事故持续了5小时38分钟，42人死亡，安葬在各自家乡；
1989年6月29日，北方舰队卡萨特金上校指挥的K-129号导弹核潜艇，在巴伦支海距离北方舰队基地300海里处执行战斗值勤任务期间，主动力装置发生事故，无人死亡。
每次事故期间，都在潜艇和人员抢救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动人的故事，生死悬于一线，现在简要讲述苏联潜艇事故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M级“共青团员”号柴油潜艇事故
1956年，苏联海军开始为柴油潜艇寻找新型发动机，波罗的海舰队M级“共青团员”号潜艇装配一种能保障长时间潜航的新型动力装置进行试验。这种新型厌氧装置在结构上还不太完善，有随时爆炸的潜在危险，这种潜艇因而也被戏称为“打火机”。柴油机水下工作时使用液体氢作为燃料，潜艇上专门为其建造有储存舱，所有液体氢全部装在专用储存罐中。
M级“共青团员”号潜艇在瓦瓦金少校指挥下，出海试验新型能源装置。不料，动力舱突然着火，潜艇随即迅速浮出水面。由于动力舱内储存有大量液体氢，随时可能爆炸，艇长命令全体人员迅速疏散到甲板上。起火5个小时后，潜艇失去纵向稳定性，开始以较大的后吃水差倾斜，沉入水中。此时海上起了暴风雨，天气非常恶劣，艇员们在肆虐的海浪中等待救援，最后只有7人获救。
事后分析表明，潜艇沉没的真正原因是火灾导致舱室密封性能受到破坏，大量海水涌入潜艇。动力舱并没有发生爆炸。有人指责乘员们在处理这起事故时有点消极，有人认为建造类似厌氧动力装置有些超前，艇员们对如此复杂的装备还没做好足够的准备。
水下俘虏
1957年8月22日，苏联海军黑海舰队一艘潜艇出海，进入战斗训练水域，得到许可后潜入水中。可是，原定时间(17点)已经过去，潜艇尚未浮出水面通联。黑海舰队响起了战斗警报。
原来，艇长别洛泽罗夫少校在得到柴油机进气阀门已被关闭的报告后，下令潜艇“迅速下潜”，结果，这一非常普通的命令导致了一起艇毁人亡事故的发生。结构上并不完善的竖井关闭信号设备欺骗了艇长，海水开始通过并未完全关闭的阀门进入第6柴油机舱，潜艇迅速下沉，几分钟后，艇尾以60度倾斜角深深扎进海底沙泥中。
已淹没第6隔舱半壁空间的海水冲毁了隔板，开始涌入第7尾舱，并导致配电盘短路，引发火灾。为迅速灭火，第7隔舱被切断电力供应，此时第6隔舱2/3已被淹没，海水继续涌入潜艇。2个小时后，乘员们终于阻止了海水继续涌入。尾舱中的乘员全部转移到了艏舱。
潜艇中心指挥台分析了局势，此时尾舱已进水40吨，吃水差为60度，无法排水，下潜深度已接近极限，呼吸设备只能维持70小时，食物可维持两天，无法确认事故救援浮标是否浮出了水面。艇长果断决定，采取措施，减小吃水差，排水。所有人员，包括军官，排成队，手递手地用桶、罐盛水，把尾舱内的水向艏舱转移。这是一项较重的体力活儿，造成吸氧量增加，一些人因呼吸困难昏了过去，其他人则继续努力，在转移了12吨海水后，潜艇高度上升了35-40米。潜水员们带上所有能带的物品，来到艏舱，但吃水差并没有减小，原来，艇尾被海底牢牢吸住了。
黑海舰队潜艇总队司令斯米尔诺夫上校首先乘潜艇到达事故水域，与沉没潜艇艇长取得了联系，后者简短地汇报了事故情况。此时，事故救援浮标终于浮出水面，救援人员借此与潜艇取得了电话联系。
救援方案是在潜艇艏部系上缆绳，用牵引船拖曳，使其挣脱海底，充入高压气，吹洗主压载箱，潜艇随后可能会自动浮出水面，具体操作由深水救援队员实施。随后，在事故潜艇上固定了供给软管和抽气罩。通过鱼雷发射管，使用特种箱舱，向潜艇内人员送去了暖和的衣服、葡萄酒、巧克力、罐头。与此同时，潜艇内全体艇员也在为生存而努力，全面检查隔舱密封性能，把弹药和燃料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天公不作美，暴风雨破坏了整个救援计划。被绷断的卡普纶缆绳击断了一名深水救援队员的腿，其他几人得了增压病。事故救生圈缆绳也被挣断，救援人员失去了与潜艇的双向联系。此时，黑海舰队大型战舰出海，围成一圈，用船体抵挡“别什陶”号潜艇救援船周围的海浪，保障救援工作继续进行。
从8月25夜到26日，牵引船缓慢收索，使劲拖曳，在牵引缆绳拉力作用下，潜艇吃水差开始缩小。艇长开始报告：“抽水机开始抽水”、“第6、第7隔舱内的水几乎全被抽出”、“全体人员已各就各位，准备浮出水面”、“主压载箱吹洗完毕”。8月26日凌晨2点30分，潜艇终于再次浮出水面，全体乘员得救了。
B-37号柴油潜艇：被人遗忘的爆炸
1962年1月11日，北方舰队B-37号柴油潜艇在艇长别格巴中校、大副西莫尼扬少校指挥下，准备出海，执行长时间战斗航行任务。海军旗与往常一样升起，乘员们开始执行武器和技术设备空转检查任务，艇长下达命令：武器和技术设备开始进入给电状态。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命令，但是，8点22分，艇上突然发生爆炸。
爆炸原因至今未明，事故调查委员会曾经得出一些结论，但在其后的40多年内，很少有人再谈论这一悲剧，媒体也从未进行公开报道。事故原因有多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认为在向潜艇装配弹药基数时，一枚机械装置受损的鱼雷在第一隔舱焊接作业时着火，几分钟后引起鱼雷爆炸，导致潜艇第三隔舱隔板被完全炸毁，潜艇瞬间沉没。在旁边停靠的S-350号潜艇坚固船体也受到损害，第1、第2隔舱被海水淹没，后来被拖到浅水处排水。爆炸威力如此巨大，当时在码头上、潜艇内、鱼雷技术基地的所有人员，共122人，全部死亡，他们的遗体被埋在了波利亚内市公墓。
S-80号潜艇是如何沉没的？
在俄罗斯扎波利亚尔内市(鹿湾)卫戍区内有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因公牺牲的S-80号潜艇艇员们永垂不朽！”的字样。S-80号潜艇事故的秘密只有到了现在才大白于天下。
事故发生在1961年1月，北方舰队S-80号潜艇前往演习水域进行战斗训练，已经过了规
定时间，仍未出联，在相应海域的搜索也没有任何结果，潜艇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故。由苏联国防部总检察长罗科索夫斯基率领的潜艇事故原因调查委员会也未能查找到潜艇事故的真相。
不过，寻找S-80号潜艇的工作并没有停止。1969年夏，苏联海军意外地得到了渔民的帮助，他们在一个渔业水域发现一个水下庞然大物，海军迅速派专家赶到渔民指示的地点，证实水底确实有个金属目标，从各方面参数上来判断，都应是一艘潜艇。深水救援船随即下潜，救援队员们借助探照灯，发现沉入海底的潜艇指挥室上面还挂着渔具，毫无疑问，确实是海军寻觅多年的S-80号潜艇。1969年7月25日，位于海底200米深处的S-80号潜艇被打捞上来，打捞行动经过了严密的计划，苏联海军搜索救援局主力全部参与。深水救援队员从“喀尔巴阡”号打捞船上接近事故潜艇，把一种类似大钳子的特殊起重系索装置准确地固定在潜艇上，抓住艇体使其脱离海底，然后拖曳到近岸地区，最终把其打捞出水面。
国家调查委员会经过仔细检查，找到了S-80号潜艇沉没的真正原因。悲剧发生在1961年1月27日14点27分，潜艇由西塔尔奇克少校指挥，出海执行战斗演练任务。这艘潜艇的结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柴油机工作水井比其他同型潜艇宽。事故那天，S-80号潜艇使用柴油机工作水井为蓄电池充电，此时，海上起了风暴，非常寒冷，显然，有海浪溅入了工作井，顶盖结冰。为蓄电池充完电后，潜艇开始下潜，顶盖自然未能完全关闭，海水开始涌入。本来是可以顺利阻止海水涌入的，但艇员们可能搞错了位置，不但没有关闭第3隔舱的顶盖，反而把其打开了，冰冷的海水继续喷涌而入，开始进入第5隔舱。第3隔舱两名艇员试图挽救潜艇，避免悲剧的发生，但为时已晚，8年后，救援队员在第5隔舱找到了他们的尸体。
这起悲剧事故再次证明，潜水员职业非常复杂，不允许有任何粗心大意和无纪律现象发生，否则可能会酿成艇沉人亡的悲剧。每个潜艇乘员都不能忘记这一最简单的真理。另外，海军设计和建造企业也应精心设计，严格把关，舰队必须严格接收，避免因任何环节上的小小缺陷导致艇员付出生命的代价。
最后，S-80号潜艇还是被迫炸毁，其鱼雷发射管中的鱼雷处于战斗状态，谁都不知道它会如何反应，为了避免再次造成死亡悲剧，只能一炸了之。
K-3号核潜艇事故
56天漫长的航行结束了，苏联海军北方舰队第一艘核潜艇K-3“列宁共青团”号开始返航，在距离基地还有1770公里的挪威海域，艇员们已经开始憧憬着与岸上亲人的重逢。1点52分，潜艇正在49米深的海水中潜航，中央指挥台突然接到第1隔舱的报告：整个舱室起火。潜艇随即拉响事故警报，全体乘员开始采取首要应急措施，在第2、第3艏舱隔板处建造防御边界。潜艇开始按照艇长命令迅速浮起。
大火瞬间吞没了第1隔舱上部，该舱艇员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决定放弃。在他们经过舱门撤回到第2隔舱时，火势顺势漫延到第2隔舱，大火产生了大量有毒气体，没过几分钟，第1、第2隔舱内的艇员全部昏迷过去。此时，潜艇浮出了水面，继续航行。第1、第2隔舱连续4天处于密封状态。4人事故救援小组，戴上IP-46型绝缘防毒面具，开始协助艇员撤离中央舱，同时切断第1、第2隔舱内的电力供应。最可能的火灾原因是液压系统高爆性润滑油浓缩气体着火。在随后的几天内，事故隔舱内继续阴燃，导致高压空气系统密封失效，隔舱受到有毒气体污染。由于火势凶猛，一些艇员离开第1隔舱时未来得及戴上防护设备。主指挥所也突然发生大火，产生大量致命性一氧化碳气体。不过，艏舱艇员还是及时组织救火工作，限制了火势的漫延，最终保障潜艇保持水面航行状态，缓慢驶回基地。在此次事故中，共有39名艇员牺牲，他们的遗体全部安葬在西利察烈士公墓内。
K-129号核潜艇好莱坞式的传奇
如果把与K-129相关的故事搜集起来，完全可以写出一部侦探小说，拍出一部军事题材的电影。
1970年10月22日，苏联驻美国海军武官接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写道：“1968年3月，一艘苏联潜艇在太平洋沉没。为寻找这艘潜艇，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动用‘格洛马尔’号扫雷船，该船已于10月17日从火奴鲁鲁出发，11月初将到达潜艇沉没地点：北纬40度，东经180度。”
原来，1968年2月25日早上7点整，舷号为574的太平洋舰队K-129号潜艇驶离远东军港，向大洋进军。对艇员们来说，这是一次计划外的出海任务。1967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潜艇刚在太平洋东北水域执行过战斗值勤任务。返航后，一些艇员进行例行导航维修，一大半军官开始休假，全体人员分两批到疗养院休息。没想到，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上级司令部全面检查了一艘准备出海执行战斗值勤任务的潜艇，发现其不适合出海，下了禁航令，第二艘潜艇的检查结果同样是不合格，这时候就想到了比较有战斗力的K-129号核潜艇。2月9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做出决定，派其再次出海执行战斗任务。由于大部分军官已休假，有的人在出海前15天，有的人出海前5天才紧急赶回基地，出海准备工作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最后，艇员还未能全部返回，潜艇就已出海了，共有14名军官，83名水兵，其中58人是原编制艇员，15人是临时替代那些尚在休假的人，10人是到潜艇上实习的。
艇长科布扎里上校指挥K-129号核潜艇已有4年时间，在出任艇长前，有两年指挥小型舰艇，4年半指挥驱逐舰，此次出海前刚被授予“红星”勋章。大副朱拉文少校自1967年9月起就开始在K-129号核潜艇上服役。其他指挥官也非常有经验。虽然出海准备不足，但有战斗力的潜艇数量实在太少，没有其他潜艇可以出航，只好让K-129再次出海了。1968年2月15日，太平洋舰队司令阿梅利科海军上将和参谋长班达连科海军中将签署战斗命令，批准K-129号核潜艇出海执行任务。
当时，美国海军第7舰队航母战斗群正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作战，根据苏军总参谋部的命令，太平洋舰队潜艇执行战斗巡逻任务时必须严格遵守特种作战要求，在预定战斗巡逻区域行动，返回基地的时间定为1968年5月5日12点整。根据战斗命令，科布扎里上校定时向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汇报航程，但是，3月12日，舰队司令部开始不安起来，潜艇没有回应司令部发出的无线电问询。当然，这时还没有理由认定潜艇发生了事故，因为许多情况都可能妨碍潜艇出联。根据出海战斗命令的规定，3月22日，K-129号核潜艇应当进入战斗值勤区域，大家都在耐心地等待。但是，3月22日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报告。完全有理由敲响警报了，而且绝密报表明，在这段时间内，抵达日本横须贺基地的美国海军“剑鱼”号核潜艇受到了损伤，驻日美军采取了非同寻常的保密措施，仅让美方人员参与核潜艇的维修，从逻辑推理上判断，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认为，K-129号核潜艇可能在水下与美国潜艇相撞了，此时，大规模搜索救援行动的问题开始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1968年3月底，在太平洋西北部，苏联太平洋舰队搜索救援大队全体出动，昼夜搜索，向水下投放声纳、回声探测仪，观察海面动静。远程侦察机沿潜艇航线逐公里搜索，在海水中安装摄像镜头，监听声纳浮标信号。最初希望能找到水面状态下的事故潜艇，最后把目标定在了发现潜艇事故的踪迹上，太平洋舰队每天都向苏联海军总司令部发密电汇报搜索进程，但其内容从未让人乐观过。最初搜索面积为85.4万平方海里，后来扩大到100万平方海里。2艘驱逐舰、3艘护卫舰、3艘扫雷舰、4艘潜艇、2座浮动平台、10艘辅助船只参加搜索，共出海36艘次，巡逻机出动286架次，遗憾的是，最后仍然没有找到失踪潜艇的任何痕迹。
之后的事情发展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好莱坞大片，无论是在曲折程度上，还是在场面规模上。
苏联舰船疯狂搜索失踪潜艇期间，美国两个专门用于监视和跟踪苏联“恺撒”号潜艇的固定监测站，监听到了奇怪的不明信号，经过信号分析，得出结论，可能有潜艇在大洋深处发生了事故。监测站长亲自呈送的两份信号录音带放到了美国海军太平洋战区司令的办公桌上，情况非常明朗，两个观察站监测到的两条信号线在一个点上交叉，这可能就是潜艇发生事故的地点。司令随即向五角大楼汇报这一情况，询问是否有美军潜艇发生意外，五角大楼答复称，这一区域内没有美国潜艇。通过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证实，苏联太平洋舰队正在这一海域进行大规模搜索救援行动。这时，苏联驻美国海军武官得到的匿名信中的主角，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参与进来。在苏联海军搜索行动幅度不断减小，最后完全停止时，美国海军向潜艇事故大致区域派出了当时超现代化的“北斗六星”号搜索船，由于其行动性质属于高级机密，因此对外宣称是一艘海洋科考船，它曾经搜寻过发生事故的美国核潜艇“长尾鲨鱼”号和“天蝎”号，这次的任务是以最大的精确度确定苏联潜艇沉没地点，搜索时间为两个月。
到第二个月底时，“北斗六星”终于找到了苏联海军K-129号核潜艇，标出了事故地点的方位，用浮标做上记号，然后核查深度。完成任务后，“北斗六星”号返回基地。这时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苏联政府当时并没有宣布自己潜艇遇难的事实，因此秘密打捞苏联潜艇的问题在美国海军最高领导层会议上就提了出来，至少要打捞出部分潜艇部组件、带核弹头的导弹、其他武器装备样品和潜艇设备，最重要的是苏联核潜艇使用的密码和代码。如果成功，美国海军应能掌握苏联潜艇最有价值的情报。尽管这一行动非常冒险，但意义重大，付出多大代价都是值得的。
为掩护打捞行动，中情局决定利用美国百万富翁休斯。休斯对开采海底矿物非常感兴趣，中情局开始为他专门建造一艘水下搜索和作业船，以海底科学考察为幌子，避免引起苏联海军的怀疑。准备活动开始了，由中情局资助并指挥的苏联潜艇打捞行动共耗费了美国纳税人3.5亿美元，约有4000人参加。
在特种打捞船“格洛马尔探险家”号建造和试验的两年时间内，中情局利用无数渠道，到处散布情报，称这艘船要出海搜索和开采海底矿物质。这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海上浮游平台，排水量超过36000吨，中间的镂空桁架非常像石油钻探塔，角上有4台大功率滑行发动机，带自动化控制系统，还有使用“子午仪-S”精确卫星导航系统的自动坐标定位仪，能保障打捞船上伪装而成的搜索设备准确地接近海底目标，在7级海浪情况下，以10厘米的精度，直接固定在苏联核潜艇上。
1972年，“格洛马尔探险家”号下水首航，为了更准确地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中情局决定让这艘船先参加真正的海洋矿物搜索考察行动，结果发现该船在从事类似活动时并不被人怀疑。1974年6月20日，“格拉马尔探险家”号再次出海，实施主要行动阶段的打捞任务，代号“詹妮弗计划”。7月中旬，打捞工作从6500米的海底深处正式开始。队员们把驳船沉入水中，船上有缚系设备，安装有电视摄像机和传感器。接近目标后，使用带有打捞装置的浮筒系住沉没的苏联核潜艇的艇艏，开始向上拉升。在几乎拉升到一半距离时，K-129号核潜艇艇体承受不住拉力，沿第3隔舱尾部隔板处断裂，潜艇尾部再次沉入水中，这让美国人非常懊恼，因为艇长室和核弹药导弹发射井全部位于折断后沉入海底的艇尾部分，中情局特工无法达到此次打捞行动最主要的目的，即获得苏联潜艇密码资料。尽管美国特工机关算计好了一切，但现实还是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原来，艇长科布扎里上校身材较高，潜艇上的舱室都是按照中等身材设计建造的，科布扎里上校被迫与许多艇员一样，蜷着腿睡觉，最后实在无法忍受，在潜艇进造船厂大修时，与工程师达成协议，把密码室移到了第4(导弹)隔舱，从而扩大了艇长室面积，加大了床铺长度。没想到，这一意外改动竟然打碎了中情局特工企图得到苏联潜艇密码和核导弹的梦想。由于潜艇断裂，尾部再次沉没，美国特工机关只完成了部分打捞任务，最主要任务未能完成，特种打捞船返航，准备再次出海打捞出K-129号核潜艇艇尾。但是，又是意外坏了中情局特工的好梦。
一切都像美国好莱坞经典电影一样，洛杉矶一伙盗匪瞄准了百万富翁休斯，想撬开他办公室里的保险柜，盗走大笔钱财，为此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1975年7月的一个夜晚，盗匪开始行动，悄悄摸进休斯的办公室，撬开了保险柜，这些人都是惯偷，老手，有包括激光器在内的最先进的作案工具。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另外一伙同样瞄上休斯的盗匪随后也潜进了办公室，想黑吃黑，结果双方发生火并，为已经打开了的保险柜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先到达事故现场的既不是警察，也不是中情局特工，而是媒体记者。这一轰动性新闻使最早公布美国中情局秘密打捞苏联核潜艇材料的一家法国报纸受益非浅，获利600万美元。原来，蜂拥而至的记者们席卷了休斯办公室内的一切，发现了最为绝密的内幕，休斯协助中情局打捞苏联核潜艇的绝密内幕瞬间被大众所知，各种细节全部被曝光，国外媒体开始掀起暴风雨般的炒作浪潮，而苏联媒体则对此保持沉默。
协助中情局打捞苏联核潜艇的百万富翁休斯自然不愿意用钱打水漂，为了补偿休斯的损失，中情局秘密策划其进行了另外一项特种行动。17世纪一艘运送金锭的西班牙帆船沉没在加利福尼亚西南水域，一家美国公司从加州当局买断了搜索、打捞和水下作业的特许权，但是，在这家公司万事俱备，只欠行动之时，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探险家”号特种打捞船悄悄来到事故海域，利用自己先进的打捞设备，顺利打捞出了西班牙帆船及货物。受到损害的公司自然不甘心快要到嘴的肥肉被他人夺走，愤然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休斯，但最后却被迫撤诉，原来是中情局发出了恐吓：如果公司还想继续生存，就不要惹事生非。
这就是围绕着舷号574的K-129号潜艇沉没事故所发生的幕后故事，美国海军的疯狂打捞与苏联海军的冷漠、无动于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如果苏联政府一旦公开宣布核潜艇沉没，通报事故海域的大致坐标，从法律上讲，美国人就无权打捞苏联潜艇。另外，此次艇沉人亡的事故原因至今仍未被披露，无人知道潜艇沉没时的真实情况，从遇难艇员亲属那儿得知的零星情况只是K-129号核潜艇沉没背后故事中的冰山之一角。
K-8号核潜艇事故
1970年4月8日，北方舰队苏联第一代核潜艇K-8号在比斯开湾距离西班牙海岸西北300海里处活动，潜艇下潜到160米海水深处，完成战斗任务后开始返航。21点35分，潜艇开始浮出水面与基地进行联系，没有任何灾祸的预兆。突然，奥格利准尉报告：“水声室起火！”潜艇事故警报随即拉响，但刺耳的战斗警报还没响完，中央指挥台又接到第7隔舱报告：“再生装置着火！”。
遗憾的是，当时的潜艇上没有现在核潜艇上所装备的消防和救生设备，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灭火器和气泡艇上。中央指挥台灭火尝试失败，隔舱内迅速充满有害气体，艇长下令艇员离开隔舱。此时，大海上还是非常平静。第7隔舱内海水与灼热的金属接触，冒出股股热气。主动力装置专家哈斯拉夫斯基少校、楚吉诺夫大尉、波利卡尔波夫大尉、绍斯托夫斯基上尉奋斗到最后一刻：“永别了，伙伴们，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请原谅吧。”左侧事故防护设备起了作用，正常运转起来，右侧设备失灵，失去了对反应堆的防护保障。第8隔舱舱口终于艰难地打开了，生还的艇员们开始紧急疏散，来到非常潮湿的甲板上，随后是第9隔舱内的艇员。
4月10日，保加利亚“阿维奥尔”号船发现了他们，潜艇通过保加利亚船员与莫斯科取得了联系。此时海上天气却变坏了，局势也更加复杂起来，潜艇内部充满了有毒气体，海水开始通过被烧毁的第7隔舱密封装置汹涌而入，核潜艇逐渐倾斜，开始下沉。艇长命令全体人员撤离潜艇，先到保加利亚船上避难，4月10日，共有46名乘员被疏散到了“阿维奥尔”船上。4月10日夜到4月11日，苏联“立陶宛共青团员”号和“卡西莫夫”号柴油机船赶到事故地点，“立陶宛共青团员”号试图拖住核潜艇，但拖曳缆绳突然断裂，核潜艇再次下沉，“卡西莫夫”号救援船费力地救出30名艇员。4月12日2点15分，潜艇失去纵向稳定性，迅速坠入海底深处，同时带走了另外22条生命。
发生在大西洋海域的此次事故造成了52名艇员死亡。事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签署密令，为艇员颁发勋章和奖章，所有生还的及去世的军官和准尉都被授予“红星”勋章，其余生还的现役士兵被授予“乌沙科夫”奖章，在事故中牺牲的艇长别索诺夫中校被追授为“苏联英雄”称号。生还的艇员被分散到各个舰队继续服役，一些人离开了海军。
S-178号柴油潜艇相撞事故
1981年10月21日19点45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斯克雷普列夫岛水域，太平洋舰队舷号300的S-178柴油潜艇与苏联“冷藏船-13”柴油机轮迎面相撞，沉入32米深的海底，右侧倾斜30度，5名艇员在相撞时当场死亡。
潜艇几乎是瞬间沉没的，轮船艏柱撞到了潜艇第6隔舱，撞出一个大约10平方米的裂口，海水汹涌而入，15分钟后一切都结束了。不过，在潜艇沉向水底时，第1、第7隔舱还是及时向海面放出了事故浮标，肇事轮船随即呼叫救援人员，但是，直到两个小时后，“马苏克”号救援船才赶到事故地点。
救援人员到达事故地点后，与沉没潜艇的第1隔舱取得了联系，当即准备采取措施，营救困在海底的艇员，但是，由于天色已晚，海浪增强，救援工作受到影响，而且艇员们缺少足够的呼吸器，大部分呼吸设备都留在了被淹没的隔舱中。此时在S-178号潜艇上指挥的是大副库贝宁海军大尉，潜艇与轮船相撞时，艇长马兰格少校在潜艇外甲板上，被救上了轮船。库贝宁大尉与太平洋舰队参谋长取得了联系，汇报了潜艇内的局势，请求提供呼吸器和食品。生还的艇员们苏醒后也开始考虑自救问题，此时渗透进的海水引起短路，第2隔舱蓄电池组突然起火，艇员们使用消防设备，扑灭了火势，但烟雾尚未全部散尽，火势又起，艇员们再次齐心协力扑灭了火头。
深水救援队员第一次接近潜艇后，只通过鱼雷发射管送进了几套呼吸器。此时，另外一艘深水救援船“细鳞鱼”号到达潜艇事故地点，迅速投入营救工作。救援人员在沉没潜艇上绑上一条引导缆绳，走出潜艇的艇员们抓着缆绳来到“细鳞鱼”号救援船上，许多艇员获救。不幸的是，通过事故浮标电缆与沉没潜艇的电话联系突然中断，其余艇员只能自救了。
22日晚，库贝宁大尉准备再次护送3名艇员离开潜艇，此前已有两名艇员在白天顺利浮出水面获救。但是，对水下情况并不清楚的救援队员不知道新的艇员自行浮出计划，未能发现从潜艇上出来的艇员。与此同时，在事故潜艇中，一名水兵因煤气中毒而死亡，只有从艏舱出来的6名艇员比较幸运，遇到了救援队员，在后者的帮助下顺利登上了救援船。其余艇员先后各自离开潜艇，库贝宁大尉按照潜艇事故处置章程，最后一个离开潜艇。他从鱼雷发射管中出来时没有遇到救援队员，受到剧烈的海浪冲击，当场昏了过去，他是被海水直接冲上水面的。
从整体上说，此次沉没潜艇救援行动非常成功，只有2名艇员在隔舱中死亡，4人失踪，20人获救。事后，S-178号潜艇艇长和“冷藏船-13”轮船大副受到太平洋舰队刑事法庭的审判，库贝宁大尉对艇长马兰格少校受到的判罚表示不满，向太平洋舰队检察官提出申诉，随后上诉到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库贝宁大尉认为，事故责任应由“冷藏船-13”船长和相应调度人员全部承担。S-178号潜艇在返回基地的过程中，曾浮出水面对航行区域局势做出评估，马兰格少校决定沿5度航向返航，并把此决定向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参谋长卡拉维克夫中校做了汇报，后者同意这一决定，没有做出任何禁止潜艇沿5度航向行驶的命令。而且，在发现前面有轮船时，以当时潜艇下潜的深度来说，完全可以不受任何干扰的紧急转变航向，如果库尔丘秋夫指挥的“冷藏船-13”不擅自改变航向30度的话，根本不会有任何相撞危险。另外，负责航行调度的岸防调度室，既然两次允许潜艇沿既定航向返航，就应当保障潜艇航行安全，监视海域内船只通行情况，避免其他船只出现，但调度室没有严格遵守安全规则，允许“冷藏船-13”号轮船在潜艇返航海域通行，更为严重的是，后者不仅擅自改变航向30度，而且关闭了海上航行灯，结果与浮出水面的潜艇相撞，酿成了艇毁人亡的悲剧。
K-219号核潜艇事故
1986年10月初，苏联海军北方舰队K-219号核潜艇在大西洋海域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少有人清楚。
1986年10月4日，苏联塔斯社首次宣布有一艘潜艇发生事故，消息全文是：“1986年10月3日上午，携载有弹道导弹的苏联核潜艇在百慕大群岛东北约1000公里海域行驶时，一个隔舱发生火灾。”
1986年10月7日《真理报》报道：“1986年10月3日至6日期间，发生事故的苏联潜艇乘员和赶到事故地区的苏联舰艇全体人员，为避免潜艇沉没，全力奋斗。尽管做出了许多努力，还是未能挽救潜艇。10月6日11点03分，潜艇沉没在大洋深处。乘员被疏散到了赶到的救援舰艇上，除10月4日宣布的人员伤亡外，没有其他伤亡。导致潜艇沉没的原因正在继续调查之中，直接原因是外部海水渗透，反应堆熄火。专家认定，核爆炸及辐射沾染环境的可能性都已被排除。”
苏联官方发布的消息是准确的，但并不全面。K-219号核潜艇确实发生了火灾，但它不是事故的原因，而是事故的一个结果。
原来，10月3日凌晨5点左右，苏联667A“扬基”级导弹核潜艇K-219号，在改变下潜深度时，左侧第3导弹发射井突然开始进水，导致发射井内导弹液体燃料泄露，发射井内发生剧烈爆炸。从事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被炸毁的发射井。由于艇体焊接得非常坚固，加上爆炸产生的大部分能量都通过导弹发射井顶端向上散发，从而避免了艇员和潜艇的瞬间死亡。艇长布里坦诺夫中校在危机局势下表现出了高超的指挥应对能力。
美国海军专家模拟了苏联潜艇事故过程，分析表明K-219号潜艇艇长和艇员们在事故处置过程中，表现得非常英勇，组织有序，措施得当，最终扑灭大火，使潜艇迅速浮出水面。爆炸引起的火势被迅速控制，随即被扑灭，但爆炸造成导弹燃料有毒氧化剂泄露，尽管舱壁已经密封，但致命危险气体还是通过管道干线向各个舱室弥漫，个别地方有害气体污染程度达到了最大正常值的3000倍。在第4隔舱中，潜艇导弹战斗部指挥官彼得拉奇科夫少校和两名水兵中毒死亡，许多艇员中毒后暂时失去了知觉。
为挽救潜艇，全体人员进行了15个小时的殊死搏斗，此时，第7隔舱(核反应堆舱)传来警报：有毒气体开始渗入，一个蒸汽管道破裂，照明设备断电。为避免反应堆热爆炸，必须马上关闭反应堆，停止运转。但是，动力装置遥控系统发生故障，为中止反应堆链条反应，必须为反应堆平衡格栅传动装置供电，使其切断链条反应，但是这一措施也未能成功，无法恢复电力供应。情况非常危急，此时潜艇上的两座核反应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爆炸，不仅会当场炸死全体乘员，还会造成北美沿岸广大水域和空中辐射沾染，墨西哥暖流和海风则会把放射性毒素吹到北大西洋和西半球。
当时只有两个人，反应堆舱指挥官别利科夫上尉和第8防护舱水兵谢尔盖・普列米宁，能够挽救即将到来的特大悲剧。只有他们能够手动操作制止反应堆。中央指挥台上死亡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在等待第7隔舱的报告。
别利科夫上尉用手拧松了一个外围平衡格栅，但是，在扳动氧气减压器制动器时，绝缘防毒面具中的氧气囊开始粘连到一起，上尉顿时感觉氧气缺乏，头晕目眩得厉害，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离开反应堆栅栏，通过舱口，刚进入第8隔舱，就昏迷了过去。当他醒过来后，与水兵谢尔盖一起，戴上防护面具，一起来到核反应堆舱。他们2人到达反应堆栅栏处，把钥匙插进第二风动饲料分发器电键，谢尔盖开始旋转钥匙，关闭分发器，别利科夫上尉则用电台向中央指挥台报告排险情况。报告完毕，发现谢尔盖已经快站不住了，上尉拉着他坐到发烫的甲板上，背靠着舱壁，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关闭了反应堆第二格栅，在关闭第三格栅时，谢尔盖说：“指挥官同声，我快不行了。”别利科夫扶他到垂直舷梯上，从下面用肩膀顶，用手推，一阶一阶走了上去，把水兵放到甲板上休息，自己又返回下面的反应堆处，关闭了第三格栅。随后把钥匙插进第4格栅电键，迅速切断电源。当他挣扎着爬到上面舱室中时，谢尔盖已经苏醒，他们一起搀扶着进入第8隔舱休息，此时上尉又昏了过去，水兵去掉了他头上的呼吸器，解开工作服，为他补充水分，上尉看起来非常吓人，眼睛血红，面色苍白。苏醒后，两人准备再次返回第7反应堆舱，彻底关闭反应堆，这次谢尔盖准备得非常细致，为两人的绝缘防毒面具装配了两个氧气再生管，然后整理好随身装备，默默地返回反应堆舱，继续排险。
此时，反应堆舱局势更加复杂，温度已上升到摄氏80度，压力明显增强，通常情况下，拧松一个反应堆格栅只需20秒，现在至少要耗费1个半小时。经过艰苦的努力，最后一个风动饲料分发器也被关闭了。
特大事故隐患被彻底排除后，他们开始返回，走在前面的别利科夫上尉问道：“谢尔盖，感觉怎么样？”
水兵回答道：“正常。”但他还是未能走出反应堆舱口通道，它被关闭了。
中央指挥台询问：“出什么事儿了？”
“舱门打不开，出不去。”
指挥人员开始教他如何打开舱门，只听到普列米宁水兵反复尝试，努力摆脱困境，但一切都是枉然。别利科夫上尉试图在第8隔舱内充气，使第7、第8隔舱压力相等，帮助水兵打开舱门，但这时，第7隔舱内的有毒烟雾通过管道开始向第8隔舱渗透，被迫关闭阀门。此时，艇长布里坦诺夫中校与普里米宁水兵取得了联系，命令他打开反应堆舱右侧通风系统第1、第2锁栓，冒着隔舱密封不严的危险，降低第7隔舱内过高的压力。但是，几分钟后，谢尔盖报告，无法打开锁栓，保险销卡死了。通常情况下，要想打开保险销，并不需要消耗太多的力气，但此时水兵的力气已经耗尽。为救助水兵脱险，叶若夫准尉和两名水兵来到第8隔舱，安装一个可伸缩式锁栓，用力撞击被关闭的第7隔舱舱门，但未能成功。谢尔盖用手无力地敲打着舱板，让人知道他还活着，但是，第7隔舱的信号很快就中断了，里面一切都静了下来。叶若夫和水兵们使劲呼喊，试图叫醒昏迷过去的同志，但他们知道，谢尔盖使用的呼吸器内已经没有氧气，水兵无法生还了，但直到艇长命令放弃营救行动，迅速离开充满有害气体的隔舱时，他们才撤回第9隔舱。
苏联国家调查委员会对事故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权威专家试验了各种情况，经过细致分析后，认定外部海水渗入导弹发射井引起爆炸并不是艇员们的过错，但具体原因和责任人员至今仍然不为公众所知。
K-429号潜艇事故
1983年6月23日，在距离堪察加不远的太平洋舰队潜艇战斗训练演习场内，艇长苏沃罗夫上校指挥K-429号潜艇下潜时，第4隔舱开始进水，原来是通风井打开后没有关闭。艇长采取一切应急措施，迅速指挥潜艇浮向水面，但未能成功，潜艇沉入海底。救援行动在几个小时内迅速展开。
进入第4隔舱的海水淹死了14名艇员，28岁的列修克准尉及时打开了通向相邻隔舱的舱门，大声喊叫报警，随后关上舱门返回自己的隔舱中，与战友们一起奋斗。后来找到了他的尸体，他甚至没来得及戴上呼吸器，就已经死了。潜艇事故处置规则明确规定，任何人都无权擅自离开事故隔舱，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规定，是数代潜水员们经过多次事故用血的代价制定的：只有牺牲自己，才能挽救他人。
幸运的是，事故海域并不太深，救援人员很快就找到了潜艇，与里面的人员取得了联系。第二天，开始通过第1隔舱鱼雷发射管营救里面的艇员。尾部各舱中，大部分是新入伍的水兵，营救工作比较困难，而且那里没有鱼雷发射装置，只能使用事故救援舱。那些在中部各舱的艇员，知道如何相对轻松地利用事故救援舱，脱离被淹没的潜艇。在第10隔舱内，巴耶夫准尉和两名水兵扎吉罗夫、奇罗什尼科夫互相帮助，巴耶夫先护送扎吉罗夫脱离险境，但是，后者很快就被迫返回隔舱，原来顶盖被锁住了，打不开。不过，扎吉罗夫没有放弃努力，终于修复了卡锁，打开了顶舱盖，然后来到潜艇尾部，按照约定的救援信号敲击舱壁，走了出去。既然第一个成功了，那就意味着其他人也都能得救，巴耶夫开始为另外一名水兵做准备，穿戴整齐后，正准备出发，此时传来艇长的命令：停止出艇。原来，在距离潜艇数十米、距离救援人员只有几米的地方，发现了水兵扎吉罗夫的尸体，他被浮标缆绳拦住了，冰冷的海水很快就把他冻僵了，随即缺氧窒息而死。
营救工作被迫停止，夜晚降临了，艇员们做了一切所能做的，剩下的只是等待。整整等待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上午11点钟，营救行动恢复进行，艇长下令允许乘员出艇，最初一切进行得还算正常，随后突然发现，呼吸器没有了，后面6人无法出艇。此时沉没潜艇中氢气聚积，蓄电池井内开始发生爆炸，第2隔舱甲板应急栅板翻转，幸运的是，没有引起火灾，也没有人员伤亡。救援队员通过事故救援舱向还在潜艇内的人员送来了4套呼吸器，但检查发现其中3个不能用，是次品，随后又向他们投送了3套，又有一套是次品。艇员们向救援队员要更多的呼呼器，最后一次一下子送来了6个。巴耶夫把所有人都送出潜艇后，自己也准备离开潜艇。
此时艇长通过电话向他通报：海军总司令不是命令，而是请求你，如果可能，不要让隔舱淹没。巴耶夫从几个次品呼吸器中挑选了一个质量稍微好一些，还能用的，戴上，同时盘算着如何打开沉重的舱盖。他用右脚踩在舷梯栏杆上，左脚使尽向下勾舱盖，这是唯一有力的开舱方法了。经过几次努力后，舱盖晃动了，不巧的是，弹簧被挣断了，无法打开舱盖。巴耶夫默默返回隔舱，卸下舱门上的弹簧，安放到舱盖上。19点03分，巴耶夫终于打开了舱盖，向艇长报告准备出舱。他戴好防护面具、潜水服，爬到发射井处，摸到锁孔，插入钥匙，密封好发射井，然后打开鱼雷装填活门，海水迅速冲进闸室。巴耶夫看一下压力表，发射井中的压力仅上升了两个大气压，他明白，发射井漏水了，海水慢慢地升到他胸前，却突然停止了，表明有通风阀门尚未被关闭。巴耶夫整个身子蹲到水中，摸到下面的舱盖，反复衡量之后，做了一次深呼吸，使劲一拉，随后就失去了知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巴耶夫苏醒了，他马上就明白了，自己已经离开了潜艇，有可能得救了。昏昏沉沉中，听到什么人的声音：漂上来了！一动不动！可能已经死了。
巴耶夫非常幸运，他并没有死，被救援队员迅速救起。他还有一点力气呼吸，挣扎着走到救援船的甲板上，向苏联海军总司令汇报。海军元帅握着他的手问道：“隔舱怎么样？淹没了吗？”
巴耶夫回答道：“没有。”之后就感觉海军元帅的声音越来越远，甲板正在离开自己的双脚。有人在他耳边说道：“听到了吗，总司令说要奖励你一辆汽车。”但疲惫到了极点的巴耶夫已经什么都听不清楚了，他也不知道此时已是后半夜了，他从潜艇逃生的过程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而不是他救出来的22名艇员逃生所用的8分钟。
1989年4月，苏联国防部、苏军政治总局和苏联海军联合发布一项公报：“苏联国防部、苏军政治总局和苏联海军通告，4月7日，位于挪威海中立水域的“共青团员”号核动力鱼雷潜艇发生了火灾。潜艇转入了水面状态。为抢救潜艇，全体人员英勇奋斗了5个多小时，但是，乘员们采取的措施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潜艇沉入梅德韦日岛西南海域1500米深处。有人员伤亡。苏联国防部、苏军政治总局和苏联海军以悲痛的心情向遇难官兵亲属表达深刻的慰问，祖国忠诚的儿子永远活在全军官兵和所有苏联人民的心中。”
原来，1989年4月7日，前往挪威海执行战斗任务的“共青团员”号核潜艇，在距离梅德韦日岛180公里的水域，以相对不大的下潜深度航行。所有指挥员都在值班，休息人员突然被急促的事故警报声惊醒。根据潜艇事故处置章程，所有人员听到事故警报指令后，应立即返回自己隔舱，坚守战斗岗位。一些被警报惊醒的海员一跳而起，甚至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就跑到了自己的战斗岗位。艇员们随后得知，第7隔舱着火了，光缆着火，引起短路，造成火灾。艇长瓦宁上校命令潜艇立即浮出水面，无线电报务员则向司令部汇报潜艇事故地点的坐标，救援飞机随即升空飞向事故地区。
第7隔舱着火后不久，第3、第4隔舱着火，随后第5、第6隔舱发生短路，领航室电子设备着火，整个潜艇内浓烟弥漫。所有人员立即戴上各自的呼吸器。根据潜艇事故处置方针，发生火灾时，艇员们无须得到任何命令，都应立即拉响事故警报，切断电力供应，密封隔舱，使用各种设备，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扑灭所在舱室内的火势。第7舱室的布赫尼卡什维利上等水兵就是这样做的，他在报警之后随即关闭舱门，积极救火，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也是最早牺牲的。在相邻的第6隔舱，科洛季林准尉也密封了隔舱，与大火进行殊死的搏斗。此时，火势继续在第3、4、5、7隔舱漫延，烟雾弥漫，赶到事故地点上空的飞行员都能清楚地看到从潜艇中散发出来的烟雾。
此时，潜艇还在海面上航行，除第7隔舱内的火势外，其他舱室内的大火已被扑灭，但代价惨重。许多被烧伤和中毒的艇员被送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潜艇上的军医扎亚茨上尉，一分钟也没停歇，抢救伤员，做人工呼吸，许多人得以生还。原以为事故已经逐渐平息的艇员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火灾刚去，水灾又来，第7隔舱突然进水，随后是尾部各舱也遭到了海水袭击，潜艇失去纵向稳定性，开始下沉。
艇长迅速做出反应，立即命令：“全体离开隔舱，救生筏全部扔到水中”。此时艇尾已迅速下沉，倾斜，艇员们纷纷跳向冰冷的海水中，水兵格里高良也开始跳离潜艇，此时潜艇处于垂直状态中，然后开始迅速转向水平状态。格里高良抓住了第二个救生筏，海浪拍打着他和100公斤重的救生筏，这是紧急情况下唯一的浮游设备，其他艇员迅速游了过来。他们没有慌乱，互相帮助，救生筏展开后可容纳20人，先把那些烧伤、中毒的艇员送到筏上，大家用绳索互相牵缚在一起。最初海水还不太冷，飞机在天空上盘旋，给人以求生的希望。艇员们或坐或站在救生筏上面，后来海水变冷，一些人坚持不住被冻死了，当“阿列克谢・赫洛贝斯托夫”号救援船赶到时，一片欢腾的艇员们开始用最后的力量唱起海军军歌来。
为了让艇员能跳离潜艇，亚历山大・科佩伊科直到最后才关闭舱门(本来应当在潜艇下沉前就关闭舱门，艇员随后赶到浮游舱，离开潜艇)，在无法继续等待，情况已非常危急时，他迅速关上舱盖，拧紧旋钮，潜艇随即迅速沉没。包括艇长在内，共有5人留在潜艇中，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用尽最后的力量，来到浮游救援舱中，想方设法脱离潜艇逃生。但是，火灾产生的有毒气体发挥了作用，尤金少校首先失去知觉，其他人也先后昏迷过去。斯柳萨连科准尉第一个苏醒过来，为了舱室通风，他挣扎着爬到舱口，试图打开它，却没能做到。克拉斯诺巴耶夫来帮助他，两人使劲推转旋钮，卡锁无法承受过大压力， 地一声弹开了，斯柳萨连科准尉被抛离舱室，这也救了他一命。负责电子机械设备的指挥官伊斯宾科夫少校把负责看护柴油发动机的水兵菲利波夫送出隔舱后，顶替水兵在发动机旁工作，由于噪音较大，他没有听到离开潜艇的命令，等他到达救援舱时为时已晚，舱门已经关闭，无法再打开了。
（编辑：独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