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8日，中国和俄罗斯正式决定举办国家友好年活动，并定于20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中俄友好年的举办反映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是中俄落实两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原则和精神的重要步骤，双方都高度重视。两国将通过举办“国家年”活动，以推动双边务实合作，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中俄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
在这个大力宣传中俄友好，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信任的时候，不能不让人想起建国初期苏联对我国的援建项目“156项工程”。
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五月第一版）里这样说：“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在苏逗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两次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我国的‘一五’计划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的草案里考虑的五年中工业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勉强的，建议降到15%或14%。他强调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以外的困难。他同意帮组我们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斯大林的意见对我们是有很深刻的启发意义的。当时我们提出工业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根据前三年工业年平均增长34.8%的速度设想的。虽然计划指标已低于这个数字，但对经济恢复时期带恢复性质（数量小，基数低，恢复易）的高速度不能持久保持这一点，则认识很不足。
1953年4月4日，米高扬向富春同志通报了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专家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意见。要点如下：（1）从中国的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考虑，‘一五’计划的基础是工业化，首先建设重工业，这个方针任务是正确的；（2）从政治上，舆论上，人民情绪上考虑，五年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一定要超额完成。因此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调低到14%-15%为宜;(3)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4）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工作；（5）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小工业，以补充大工业之不足；（6）要十分注意农业的发展，不仅要大量生产质量好，价格低的农机具和肥料，还要保证工业品对农业的供应，发展城乡物质交流；（7）巩固人民币，夸大购买力，发展商品流通；（8）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长速度，以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些意见虽然主要是立足于苏联的经验而谈的，但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我参考这些意见对计划草案作了较大的调整。
老实说，在编制“一五”计划之初，我们对工业建设应当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怎样做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还不大明白。因此苏联援建的项目，有的是我方提出的，有的是苏方提出的，经过多次商谈才确定下来。大致是分五次商定的：第一次，1950年商定50项，第二次1953年商定91项，第三次，1954年商定增加15项，达到156项，第四次，1955年商定再增加16项；第五次口头商定再增加两项。五次商谈工确定项目174项，……，最后确定为154项。因为计划公布的156项在先，所以仍称“156项工程”。这“156项工程”，实际进行施工的为150项，其中在一五期间施工的有146项
这150项施工项目的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44个，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不难看出，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主要是帮助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了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
通过这150个项目的建设，以及为其配套的项目的建设，我国的工业布局迅速展开。旧中国的工业多集中在沿海，内地的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广大的内地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工业。“一五”期间建设的项目，特别是苏联援建的项目，则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44个国防企业，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35个，其中有21个安排在四川、陕西两省。
机械加工业要摆在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附近。长春汽车城，沈阳飞机城，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加工基地，就是按上述要求建起来的
当时国家建委负责审批大型项目的计划任务书和初步设定。审查厂址时，要把厂址标在地图上，并用直线标出它与台湾、南朝鲜、日本等美军基地的距离，说明美国的什么型号的飞机可以攻击到它。可见，从国防考虑，从安全考虑，是当时确定厂址的主要因素之一
这里我要说一点感想，每当回顾“156”项工程的建设，总是想到不要忘记斯大林，不要忘记苏联人民，不要忘记那些来华帮助过我们的苏联专家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经济急需发展，迫切需要建立强大的工业，强大的空军，强大的海军，和用现代化的常规武器装备军队，以加强国防，保卫国家不受外敌的侵略。正是在这个时候，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作出了援助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决定。1950年2月，苏联政府确定给我国政府优惠贷款。斯大林说：“借款三亿美圆，分五年付款，每年六千万，年息一分；对东南欧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贷款利息均为2分，中国因战争及经济破坏，利息轻一点。”之后，苏联政府又给我国五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年息也只有2分。
在短短五年中，苏联政府之所以能动员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帮助我们编制计划，援建项目，供应设备，传授技术，代培人才，提供低息贷款，并且派出3000多名专家和顾问来华帮助我们建设，是同斯大林的支持分不开的。我以为，只有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领导人 才能作出如此决定
当时，苏联政府提供给我们的援助，虽不是无偿的，却是真诚的。陈云同志曾经说过：‘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能做到这样，确实是尽到了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这里，我们借助薄老的回忆，找到了一些封存的档案材料，将有关的内幕简单的披露一下：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开展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莫斯科进行的前后长达两个月的访问。中国领导人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同时争取得到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外交谈判，毛泽东终于迫使斯大林做出了重大让步，同意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那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之间在经济关系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苏联是否对中国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给予了必不可少的援助？从客观上讲，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进一步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性，苏联也有义务为其盟友提供全面的经济援助。然而，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及结果使得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心存芥蒂，他们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必然形成中苏经济关系发展中的心理障碍。如果不是4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中国在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那么，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的程度以及中苏经济关系在战争时期的发展前景的确是难以预料的。所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对苏联的依赖，以及苏联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回应，就构成了从中苏条约签订到朝鲜战争结束这一时期中苏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提，同时也决定了此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内容、形式及其结果。 从国际上看，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两极世界”的“冷战局面”初步形成，世界动荡不安，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此起彼伏。一是新中国刚刚诞生，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二是西方反华势力对新中国的遏制和封锁。三是朝鲜战争爆发，威胁国家和新生政权安全；等等。因此，建国初期的黑龙江，担负着重要的政治任务。为突破封锁，新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亲自前往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见斯大林并与苏联有关方面进行谈判，克服重重困难，捍卫了国家利益，赢得中苏友好局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生存空间奠定了国际政治基础，也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国际政治条件 。
从国内看，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强大的动力，国内政治形势日趋明朗。一是战争继续，趋势明显，指日可待。但也需要有像东北地区这样的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地区来支持，所以东北开发建设的迫切性，对于新生政权来说特别重要。二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虽然国民党土崩瓦解，但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并且还很嚣张，各民族之间因长期的动乱和战乱，关系并不融洽，边疆并不十分安定。三是民族工业相对薄弱，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迫切性增强。中国民族工业是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压榨下产生和发展的，不仅实力不强，动摇性较大，而且非常脆弱，对新生政权的支持非常有限。四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经济控制力不强。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迎来了革命胜利的曙光。但由于长期的战争和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和封锁，共产党经济实力还是很薄弱的，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工业，急需快速发展经济，东北的解放为此创造了条件。
早在1949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中共领导人就多次要求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在2月6-7日同米高扬的最后会谈中，毛泽东明确请求苏联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并希望从1949年起的3年内就得到这笔款，将来新中国连本带息一并偿还。当刘少奇于6月27日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当天的会谈中就告诉刘少奇，联共（布）中央决定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的商品形式向中共提供3亿美元贷款，利息1%，为期5年。7月30日刘少奇与马林科夫签订了贷款协定，但中方一时无法提出全部货单，要求苏联专家来华组成共同委员会协商确定，事情便拖了下来。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时，双方以政府名义再次签订了贷款协定。
3亿美元数量并不多，据说比苏联最初对东欧国家的援助要少。但这里的问题不在斯大林，而是中国不愿意多借外债。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至于贷款期限，毛泽东再次希望缩短至3-4年，而斯大林以苏联来不及供货为由没有答应，也确是实情。但无论如何，这笔贷款对于中国政府收拾满目疮痍的经济烂摊子确属雪中送炭。不过，苏联也提出了十分苛刻的附加条件，这一点则使毛泽东深感不快。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与此同时，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形成的新的领导核心重新审查对外政策，确定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自身实力的方针。在这一过程中，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领导人，主张对华采取积极援助的路线和政策。此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掌握了克里姆林宫的最高权力，苏联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对华经济援助的力度。 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消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一 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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