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如何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仍然是争论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今后的改革一直进行深入讨论，也出现了来自不同方面否定改革的声音，有人竟不顾历史事实，去竭力颂扬、美化斯大林模式，把斯大林的体制模式看成是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模式，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拉入苏联模式的轨道。原本已经清楚的问题，又变得模糊起来，有些问题又被颠倒了是非，误导国人。例如，至今仍有些人说，斯大林模式是“假命题”，谁提这个就是“制造混乱”、“包藏祸心”、“别有用心”与“无稽和无知”。实际上稍懂点儿苏联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斯大林模式的存在。斯大林实行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实际上是他一个人的专政），搞大清洗，滥杀无辜，有人把其原因归结为斯大林“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甚至作风粗暴”。至今还有人说《九评》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最科学的，他们竭力颂扬斯大林，俄罗斯一有关于赞扬斯大林的书籍和文章，他们就迅速予以宣传报道，甚至进行夸大，否定一切非斯大林化的合理性。一些人不顾俄罗斯人为了重振大国的需要为斯大林强国主义歌功颂德的现实，片面断言“在俄罗斯境内和原苏联范围，从政府到百姓，从老人到青年，从过去反斯大林的人到斯大林时代的优秀人物，都经过反思而对斯大林充满了敬仰，以掀起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高潮。”俄罗斯已经在“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意在表明俄国人都在赞扬斯大林，中国人也不应该批评斯大林的体制。这样做的结果，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只能起到阻碍深化改革、干扰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步伐。有文章说得好：“任意地或是处心积虑地美化旧体制和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的苏联模式，这样做，如果是不谙世事的青年，就说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对年轻的一代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何等紧要，如果不是青年，而是什么这个家那个家，则实不知是何居心？”（吉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7年7月9日第1版。）这些话虽然尖锐了一些，但确实应该引起我们思考。这里，我们应该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坚持斯大林模式、走苏联发展道路而得来的，还是因为摆脱了苏联的那一套而获得的？毛泽东曾说：“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吴冷西着：《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现在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解一下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实事求是地看，当今的俄罗斯对斯大林并非一边倒地赞扬，如何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仍是人们争论的核心。褒扬者认为斯大林模式让苏联成为工业国，使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并成为世界强国。贬斥者认为斯大林让社会和人民付出的代价过大。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意味着稳定和秩序，有人看到的则是镇压和恐怖。有人赞扬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有人则称之为暴君和独裁者。总之，在当今的俄罗斯，人们对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本人的评价，仍然存在巨大差异。2009年12月3日，普京在回答网民的提问时也坦率地承认，对斯大林的活动“无法作出总体评价”。他说：“你肯定，一些人将会不满意，你否定，另一些人则会不满意。”普京认为：“显然，从1924年起至1953年，那时由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我们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 任何人现在都不应该诽谤那些组织和领导这场胜利的人，因为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后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将更为惨重，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普京也强调，这些成绩“是以不可接受的代价获得的。不管怎样，发生了镇压的情况，这是事实。我们数百万同胞遭到了镇压。这样的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毫无疑问，在这段时期里我们遇到了不单单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犯法行为。这也是事实。对此我们也不应忘记。”2009年10月30日，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博客中，对斯大林的政治镇压发表了评论，他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涉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但迄今仍有人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使命而牺牲。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没有理由以民众的痛苦与伤亡为代价。任何事物的价值都不能置于人的生命之上。不能假恢复历史公正之名，为斯大林制造的大清洗开脱。”2010年5月7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访谈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 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他还驳斥了有关“ 斯大林主义 正在苏联死灰复燃的看法”。在为弘扬俄罗斯大国地位、强调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庆祝二战胜利65周年的活动期间，俄罗斯领导也一再谴责斯大林犯下的“永远不可饶恕的罪行”。梅德韦杰夫还非常明确地说，自新的俄罗斯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他还说，俄罗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斯大林作出自己的评价，但“这种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本书作者认为，不能把斯大林时期造成的惊人的大量非正常死亡，说成与斯大林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是瑕不掩瑜”的。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发展，不能用千百万人的尸体铺路，不能用头盖骨做酒杯喝下人类文明的美酒，如果这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丑化社会主义的形象，让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恐惧感，使世界广大人民群众远离社会主义。
斯大林举全国之力，不顾农民的死活搞工业化，确实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被这些成就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把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模式。1948年５月，斯大林在致铁托和南共中央的信中说，“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不容许的。”（英）斯蒂芬·克利索德编，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翻译组译：《南苏关系1939 1973》，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7页。其后，在苏联的指使下，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展开了对所谓“铁托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洗。那些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领导人普遍受到镇压和迫害。二战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照搬了苏联模式。战后各国的实践证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这种封闭式、靠行政命令建立和运转的体制模式，拉大了这些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导致了落后。苏联的实践表明，如果想按照少数人的意志，滥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根基就不可能牢靠。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经济有新的发展、民主也有些许扩大，但没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这正是苏共丧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瓦解、苏联国家解体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