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但到现在为止，却没有产生一个和中国的转型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
●少讲官话，多讲真话，不怕说错话，理论创新的关键就是看有没有这样一个“说话”的氛围
●要真正实现中国的理论创新，必须要有一些人不计冷遇和待遇，思考宏大、长远的精神层面和科学层面上的世界问题，形成真正发源于中国的世界观和理论体系
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特别需要理论创新的阶段
刘亚伟：不久前，我注意到这样一则新闻，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本书，叫《世界是平的》，中国一位地方领导号召当地的官员读一读这本书，因为只有读好这本书才会有忧患意识，才知道一个独立的国家在金融、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今天面临多么大的风险。为什么一些与中国发展、世界发展相关的重要理论往往是西方人提出来的呢？对类似的现象，中国的学者们感到很焦急。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特别需要大理论的重要阶段，而大理论的出现只有靠创新。
庞中英：缺少理论创新使我们往往处于被动的状态，比如在外交领域，理论和概念创新上的贫乏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困难，美国对华政策研究机构和外交部门往往能提出一些提纲挈领的核心政策概念，我们却常常是被动地解读、应对，甚至不得不接受某些有关双边关系的概念或者定义。本来，这些政策概念要经过中美双边谈判和多次沟通，达成协议才能正式应用。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些美国政策概念，在中国却得到广泛的“推广”，几乎尽人皆知。不少美国人的“政策研究”结果，不是在美国成名的，而是在中国。
这些年来，不少美国学者在研究“观念、文化与外交政策、国家安全”的关系。美国人的“反恐”战争更是强调“言论战”、“观念战”、“公众外交”等的重要性。对中国外交来说，过去对观念、价值和文化在外交中的作用重视不够，受英语世界的主流国际话语影响太深。中国的政策研究，往往不是为影响政策的形成和演变，而是在事后解释、注解政策，或者是为政策辩解。
郑永年：在中国，我们只有史学传统，而缺少社会科学传统。学习是一个再创造和创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比如，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很多人都爱讲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实际上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学到的只是形式和概念，而没有学到社会科学的本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中没有一个概念是和中国相关的，更不要说是理论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都是欧洲的转型的产物。就是说，他们的学说和知识产生于对欧洲转型的观察和研究。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但到现在为止，却没有产生一个和中国的转型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具有责任感和紧迫感。简单地接受西方理论永远建立不起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现象的科学，或者中国社会科学。
庞中英：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国际问题研究一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母”学科，没有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源泉和支持。直到今天，许多搞“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研究者，仍然缺少系统的政治学和经济学训练。不少人饱含兴趣学习（引进）美国出产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却对这些美国理论的哲学、科学和特定的历史背景知道不多。这些“进口”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尽管流行，却根本没有“本土化”。许多人急切地使用它们为中国外交求解，结果，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的情况难免时有发生。
过去的30年，历经两三代学子，多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与学生一直在“学习”外国（主要是美国），还谈不上“创新”。这种“以学为主”有可能造成消化不良，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它到底对中国的理论思维和外交政策制定产生了何种影响？只有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起步创新。理论上讲，我们需要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到底什么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多了。在精神、哲学层面上，我们不同于美国的到底是什么？在科学的层面，我们是否有了各门政治学学派？外交政策研究是否能具有超前的思维能力？看了有的学者写的“大战略”或者“战略研究”的文章，缺少全球历史深度，缺少对非西方世界的独立研究，很少使用或回避使用中文文献，却极度关切西方世界，用了几乎快100%的英文注释，其实，此类工作辛苦是辛苦，贡献是贡献，却还仅是介绍美国的战略研究，还是用美国人的概念看中国问题，如此“研究”，不能说不重要，但要说是“创新”，则标准太低，它们没有超越，而只是一种知识、概念和理论的介绍和重复。
郑永年:不只是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在整个社会学领域也存在这种情况。社会科学就是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科学。我们在学习美国的时候，只学概念性的东西，而不是方法论。西方社会科学中概念性的东西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观察西方社会现象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现在中国学者把解释西方社会的概念，机械地搬到中国，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观察自己的社会，通过这种观察抽象出来新的概念和理论。很多学者只知道搬用西方概念，而忘记了去考察这些概念从何而来。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等等，实际上这些概念都是西方的。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大陆，而且也广泛地存在于整个亚洲社会。我们要学习西方的是，人家如何观察社会现象，也就是方法，而不是人家观察的结果（概念和理论）。中国很多研究者现在所做的要不是用西方的东西批判西方，或者就是用西方的东西来批判中国的东西。
我们说要避免我们思维的“美国化”或者“西方化”，但事实上，西方的概念已经根深蒂固地被制度化了，因为这些概念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评价体系里面了。比如，运用美国社会学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很容易被我们的主流社会接受。更重要的是，很多权威学术管理机构和学术评估机构都以美国标准为自己的标准。一篇文章只要发表在美国的刊物上，就是好的文章。因为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估体系，只好搬用他国的。但在搬用过程中，我们建立的体系可以说比美国人还美国化。美国和西方的评价体系是开放的，具有竞争性。但这套东西一旦到了中国，就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这是现有的学术体制造成的。美国思维的霸权在美国没有建立起来，但在中国却建立起来了。照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更是遥遥无期。
刘亚伟：我感觉我们有必要把理论分为大理论和小理论。大理论指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一个国家的政治、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的战略。小理论指在执行改革战略时具体的战术建议和策略。如果一个国家或者执政党确定的大的理论有问题，这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的经验就是如此。在独立战争之后，美国面临各种问题，而所有问题都是因为国体和政治制度的缺失造成的。而这种缺失又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立国的大理论使然。费城宪法会议之后，美国开始走上正轨。很多学者说，费城长达近四个月的立宪会议是美国的第二次革命和第二次独立。这次革命解决的问题是理论问题，是重大创新。
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比冷战时候要复杂很多，而且需要为大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西方目前的大理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华盛顿共识”，而中国的大理论尚未完全成型，这种还没有完全成型的理论被有些西方学者称为“北京共识”，也就是市场经济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组合。很多西方学者甚至提出中国的模式是有财富没有自由，是从根本上对“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它威胁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安全模式。这显然是违背中国本意的。因此，中国如何通过创新和突破，构建起坚实的大理论基础，并且将其向全世界阐述清楚，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大理论的建树是一个系统的创新工程，需要很多学科的共同努力。这个缺失如果不尽快弥补，中国今后会在国际上遭遇很多麻烦。
从小理论讲，中国自然也需要有自己的创新和突破，但是即使在短期内没有我们可以去“申报专利”并“拥有产权”的理论和理论体系，我们也不用太着急。大理论的问题如果能够尽快解决，小理论的创新就会迎刃而解。
中国在小理论，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也少有创新和突破，但这个方面的滞后并不一定就会给中国造成多么大的问题，更不会掣肘中国的外交。我们可以借用西方的理论，在这样的基础上创新。比如，软实力是哈佛大学约瑟夫．奈的理论，但是我们似乎运用得不错，搞孔子学院，弘扬中华文化，让全世界像学英文一样学汉语；往非洲派医疗队；发表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白皮书，这些都是我们推广自己的软实力的措施，而且有所创新。所以，创新并不一定非要完全是自己的。
刘亚伟：我注意到，最近一些官员和人大代表提出要少讲官话，多讲真话，要不怕说错话，其实，理论创新关键就是看有没有这样一个“说话”的氛围，中国的学者和官员为什么很少提出具有划时代的、独到的、新颖的理论和概念，就与这样的一个氛围相关，而不是钱少或学者少的问题。美国之所以会成为新的理论和概念的策源地，不仅是因为美国经济实力雄厚，智库众多，媒体在解读和介绍新理论和概念上能力杰出，更是因为美国学者不必总有“说错话”的担心。
庞中英：与中国的“理论”相对应，在美国实际上分别处在三个大的层次上。第一是精神、哲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等。在这个层面，我们看到美国经常所划分的“左中右”，或者“自由”、“保守”和“中道”的思想倾向。潮起潮落，美国某一时期“自由”的东西占据主导，某一时期“保守”成为主流，但它们总是此起彼伏、长期共存的。第二是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社会研究，有其成立的前提，有其演化的规律，是传统的延续、知识积累和学问过程的结果。真正的社会科学不是想创新就能创新的，颠覆旧理论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美国最发达的一个领域是比较政治学，以及各种国别问题研究。应该说，这些研究把世界上各种不同的经验和例子都尽可能地拿来了，其研究对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作用很大。第三个层次才是政策研究。有了深厚的积淀，创新自然就会多一些。
因此，要真正实现中国的理论创新，必须要有一些人不计冷遇和待遇，思考宏大、长远的精神层面和科学层面上的世界问题，形成真正发源于中国的世界观和理论体系。同时，“百家争鸣”是理论研究创新的根本途径。不能只有一个学派。“创新”的标志不是提出多少新概念，而是多样学派的形成。没有不同的学派，根本谈不上“创新”。
我们的理论研究应该从“两看”做起，“往后看”，总结经验教训；“往前看”，把握世界趋势。过去30年（改革开放）、60年（新中国建立）、100年（辛亥革命）、170年（鸦片战争）我们对世界大势的演变真的很好地把握了吗？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到底有哪些教训？2010年、2020年和2050年，世界到底会如何？人类面对着极其深刻而巨大的挑战，比如能源、气候、环境、技术、人口、民主、移民、宗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的变化，无不牵动世界未来的神经。瞻前顾后、小心研究可能有利于理论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