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邋遢道人）郭京毅是商业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刚刚被双规。一个部里管法规的人怎么会犯罪，难道他能帮中国老板或者外国老板解决什么事情并得到好处？
根据报道，郭京毅的犯罪“是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在商务部任职22年期间，一直参与以及负责外资法律和投资法律的制定以及修改。如果他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受贿罪行成立，将可能波及中国所有外资并购项目。这也可能成为中国史上第一起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官员受贿的案件……1986年郭京毅和张玉栋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21岁的郭京毅进入外经贸部条法司外资处，比他略小的张玉栋进入长城律师事务所。而长城律师事务所其实是1985年成立的当时外经贸部下属正局级事业单位，与条法司有广泛合作，因此两人仍然来往密切。可以确定的是，郭京毅几乎参与和主管了中国此前20多年来的外资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张玉栋领导的思峰所曾经参与多部法律起草，包括2006年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俗称“10号文”)这样对外资并购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法律起草。”（中国网）
看了这些，贫道就对中国为什么会形成开放行业中基本被外国资本控制的局面了。
中国早在新世纪初已经完成了完全适应国外市场，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很高的制造业体系，而且各行各业都很拥挤，本不该有什么外资还对在中国建厂出口感多大兴趣。2003年后的外商投资，更多的是金融投资，收购中国已经成熟的企业。双汇、徐工、劲霸电池等国内最强，在国际上也不弱的企业自然成为投资的主要目标。
与此同时，引进外资是这些年考核地方官员的最主要指标，至今还被昆明那个人作为最硬指标量化到各级干部身上。每届政府都把引进外资数量作为主要政绩。在这种指导原则下，自然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也就是说，把中国好好的企业成功卖给外国，是有关所有地方官员政绩和升官的大事情。这就有了第一个动力。
把双汇卖给高盛，国有股份卖出二十多亿，钱归谁呢？当然是地方政府。双汇本来是漯河肉联厂，因此钱的大头就流到漯河财政的盘子里去了。以后税照交，还白捞20多亿，这显然是个大动力。
光这两点还不行。因为首先，怎么会形成全国各地方政府疯狂卖国企给外国人，而且是件光荣的事情呢？这必须有理论，有舆论，让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是必要的，是只沾便宜不吃亏的。这就需要专家们来忽悠。显然，要是没有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精英们的忽悠，也不会形成这样“上下一致”把企业卖给外国人，还要靓女先嫁。
这三点够吗？还不行，因为还有个政府，这些协议要由商业部批准才算数。而批准的依据一定是某些专门的法律法规，要先立法，而且在审批中还要有司法解释。于是就出了郭京毅和张玉栋等专门干这样事情的人。
这么一来，所有环节都全了，事情就办成了。于是，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中国开放的27个行业中21个的前最大5名企业是外资或者外商控股企业。于是，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在工业主要产业的三十九个分行业中，外资市场占有率有两个行业超过七成，四个行业超过五成，九个行业超过四成。于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遭受西方制造的金融风暴中，虽拼命抵抗最终不得不放弃的产业控制权，中国很轻松的完成了，根本不用西方刮什么金融风暴——多累呀！
贫道注意到，商业部这次两个罪犯都是北大毕业的。于是想起前一段证监会副主任王益也是北大毕业的，还都曾被称为北大的骄傲和代表。再想起前几个月与人打赌深圳房价的 徐慎庆 教授也是北大的。再往前几个月，会看到把学生丢在教室里自己先跑了，还到处风光的范跑跑也是北大的。光是今年北大就4次露脸了，真不愧为中国第一大学的称号。
如果再往前看，丑化英雄人物成为风潮中，闹得最厉害的，最后打起官司告到法院的是北大教授阿忆污蔑刘胡兰的事件；要当“一夜美国人”的“北大才子”余杰闹到美国总统亲自接见；再往前，美国入侵伊拉克，写出“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诗句的还是北大教授焦国标。在2001年中国打击黑社会时期，辽宁改判黑社会大佬刘涌引起大家不满，也是“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等十几位一流法学家的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是导致刘涌被改判的重要依据之一”。当然，改革开放最风光的“理论家”张维迎和厉以宁就是北大资深教授了。
这就有意思了，北大教授不仅有能力鼓吹出所有理论，而且能培养出来做事情的各级干部；有了能参与和影响法律制定 和解释的 教授陈兴良，自然会培养出起草法规的高徒郭京毅和张玉栋。这个队伍全了，就有能力胁迫中央政府了。政府里都是北大学生，就连党中央都能挟持了。
改革开放30年，北京大学不可不谓劳苦功高哇。到底是胡适当过校长的学校呀。
不知道其他校长，如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周培源怎么看待这些子孙们。
根据报道，郭京毅的犯罪“是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在商务部任职22年期间，一直参与以及负责外资法律和投资法律的制定以及修改。如果他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受贿罪行成立，将可能波及中国所有外资并购项目。这也可能成为中国史上第一起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官员受贿的案件……1986年郭京毅和张玉栋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21岁的郭京毅进入外经贸部条法司外资处，比他略小的张玉栋进入长城律师事务所。而长城律师事务所其实是1985年成立的当时外经贸部下属正局级事业单位，与条法司有广泛合作，因此两人仍然来往密切。可以确定的是，郭京毅几乎参与和主管了中国此前20多年来的外资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张玉栋领导的思峰所曾经参与多部法律起草，包括2006年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俗称“10号文”)这样对外资并购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法律起草。”（中国网）
看了这些，贫道就对中国为什么会形成开放行业中基本被外国资本控制的局面了。
中国早在新世纪初已经完成了完全适应国外市场，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很高的制造业体系，而且各行各业都很拥挤，本不该有什么外资还对在中国建厂出口感多大兴趣。2003年后的外商投资，更多的是金融投资，收购中国已经成熟的企业。双汇、徐工、劲霸电池等国内最强，在国际上也不弱的企业自然成为投资的主要目标。
与此同时，引进外资是这些年考核地方官员的最主要指标，至今还被昆明那个人作为最硬指标量化到各级干部身上。每届政府都把引进外资数量作为主要政绩。在这种指导原则下，自然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也就是说，把中国好好的企业成功卖给外国，是有关所有地方官员政绩和升官的大事情。这就有了第一个动力。
把双汇卖给高盛，国有股份卖出二十多亿，钱归谁呢？当然是地方政府。双汇本来是漯河肉联厂，因此钱的大头就流到漯河财政的盘子里去了。以后税照交，还白捞20多亿，这显然是个大动力。
光这两点还不行。因为首先，怎么会形成全国各地方政府疯狂卖国企给外国人，而且是件光荣的事情呢？这必须有理论，有舆论，让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是必要的，是只沾便宜不吃亏的。这就需要专家们来忽悠。显然，要是没有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精英们的忽悠，也不会形成这样“上下一致”把企业卖给外国人，还要靓女先嫁。
这三点够吗？还不行，因为还有个政府，这些协议要由商业部批准才算数。而批准的依据一定是某些专门的法律法规，要先立法，而且在审批中还要有司法解释。于是就出了郭京毅和张玉栋等专门干这样事情的人。
这么一来，所有环节都全了，事情就办成了。于是，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中国开放的27个行业中21个的前最大5名企业是外资或者外商控股企业。于是，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在工业主要产业的三十九个分行业中，外资市场占有率有两个行业超过七成，四个行业超过五成，九个行业超过四成。于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遭受西方制造的金融风暴中，虽拼命抵抗最终不得不放弃的产业控制权，中国很轻松的完成了，根本不用西方刮什么金融风暴——多累呀！
贫道注意到，商业部这次两个罪犯都是北大毕业的。于是想起前一段证监会副主任王益也是北大毕业的，还都曾被称为北大的骄傲和代表。再想起前几个月与人打赌深圳房价的 徐慎庆 教授也是北大的。再往前几个月，会看到把学生丢在教室里自己先跑了，还到处风光的范跑跑也是北大的。光是今年北大就4次露脸了，真不愧为中国第一大学的称号。
如果再往前看，丑化英雄人物成为风潮中，闹得最厉害的，最后打起官司告到法院的是北大教授阿忆污蔑刘胡兰的事件；要当“一夜美国人”的“北大才子”余杰闹到美国总统亲自接见；再往前，美国入侵伊拉克，写出“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诗句的还是北大教授焦国标。在2001年中国打击黑社会时期，辽宁改判黑社会大佬刘涌引起大家不满，也是“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等十几位一流法学家的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是导致刘涌被改判的重要依据之一”。当然，改革开放最风光的“理论家”张维迎和厉以宁就是北大资深教授了。
这就有意思了，北大教授不仅有能力鼓吹出所有理论，而且能培养出来做事情的各级干部；有了能参与和影响法律制定 和解释的 教授陈兴良，自然会培养出起草法规的高徒郭京毅和张玉栋。这个队伍全了，就有能力胁迫中央政府了。政府里都是北大学生，就连党中央都能挟持了。
改革开放30年，北京大学不可不谓劳苦功高哇。到底是胡适当过校长的学校呀。
不知道其他校长，如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周培源怎么看待这些子孙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