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了解历史上李鸿章的真实一面，李鸿章“发迹”之后，他们六兄弟曾在家乡安徽省大规模地购置田产，并建造“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十亩”的庄园式宅第。这些宅第外围先凿以壕沟，内筑高墙如围寨，四周又辟花圃、菜圃、园圃，内层又凿有内壕沟，有的还设有碉堡、炮台、内外花园、藏书楼和秘密走廊等，俨然一个个小独立王国。关于李氏家族拥有的土地，据曾在李府管过事的唐凌辉说，李府最盛时期，有田257万亩。这些土地，李府采取“万亩建仓”的办法，委以亲朋直接管理。现已知仅在合肥、芜湖、肥西、无为、六安、霍山、庐江、舒城等地建立的“仓房”就有几十个。李鸿章名下的田产，每年可收租5万石。/据合肥东乡佃户统计，李氏在当地占地叁分之二，约50万亩，而瀚章和蕴章之子经钰，则是更大的地产巨户。就这样一个极其腐败的封建官僚，居然被CCTV大为美化。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发生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他说：新疆“断不能久守”，而且新疆也不重要，丢了于肢体元气无伤，不如把用于新疆的经费移充海防之饷。而左宗棠坚决主张收复新疆，并且亲自率兵收复了。
1879年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有巨大损失的《交收伊犁条约》，国内舆论大哗，要求改约，而李鸿章却说如果改约“其曲在我”，又说如果不签这个条约后患更亟。左宗棠等则要求改约。后曾纪泽奉命赴俄谈判改约，收回一些权益。
1878年中日就琉球交涉。李鸿章认为：琉球国向中国朝贡时所贡少，而中国所赐多，中国不合算；琉球离中国远，离日本近，对中国来说“尚属可有可无”，不必与日本争。日本并琉球后，又要与中国划界，主张将琉球南部接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分让于中国，作为国界。李鸿章却说这两岛是累赘，不要。
中法战争时，李鸿章不同意抵抗法国的侵略，而威胁清政府说法国一向“因愤添兵”不好惹。张之洞主持战事，起用老将冯子材，李鸿章反对。后来冯子材改变了战争态势。而当中国军队乘胜追击、法军兵败如山倒之时，清廷却下了停战令。张之洞等都知道这主要是李鸿章的主意，对他大加指责，有人骂他如秦桧一样的“和戎宰相”，冯子材在前线给张之洞发一封电报，请他上奏诛议和之人。而李鸿章主张“乘胜即收”，结果与法国签订一个“不败而败”的条约。
在电视剧中，好像一切误国之责都与李鸿章无关。是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弄得海军没经费，是翁同和倾轧报复才搞得军舰没炮弹，是光绪皇帝急躁冒进才使得军队一败涂地。李鸿章简直比窦娥还冤。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的惨败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是有的，翁同和暗中拆台也是有的，但李鸿章的责任也不小。别的不说，只说他重用的那批将领就大成问题。我们看一下甲午战争的具体进展就会发现，除了海战不算，其余的战斗，几乎每一次都发生了前线指挥官临阵脱逃的事情，而这些指挥官大多都是李鸿章淮系的亲信。
在朝鲜战场上，身为前敌司令的叶志超闻风即逃，从牙山逃到平壤，又从平壤逃到安东，一溃千里。他手下的几个将领，除了左宝贵忠勇血战外，卫汝贵、马玉昆等人也学他的榜样，带头逃跑，结果轻而易举地断送了整个朝鲜。 在旅顺保卫战中，北洋营务处总办龚照屿是最高统帅。但他不等日军来到，就先化装乘小舟逃往天津。到了天津，他见到李鸿章，李鸿章只是把他臭骂了一顿，又命他返回旅顺，指挥作战。对于这样的将领，李鸿章采取如此的处置方法，难道不是大错特错吗？龚照屿返回旅顺后，并没有痛改前非，而是依旧随时准备逃跑。当日军开始进攻之时，除了徐邦道所部奋力抵抗外，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等将纷纷未战先逃，龚照屿再次逃跑。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就此轻易失守。
在威海保卫战中，南帮炮台指挥官刘超佩不战而逃，致使炮台很快失守。北帮炮台指挥官戴宗骞被李鸿章认为是“胆识坚定，志节皎然”的优秀将领，但就是他却一贯克扣军饷，虐待士兵。在战事开始前，他匆匆忙忙地把军中存银八千余两运回自己的安徽老家。战斗开始后，他手下的士兵自动溃散，炮台完全由赶来增援的水兵防守，最终陷落。 在辽河战场上，除了淮军，还有湘军、楚军诸部，淮军主要统帅，年近八旬的老将宋庆还是比较能作战的，但也没打过什么像样的胜仗，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部队也有一定战斗力。但其余部队都无法令人恭维，都是屡战屡败，从鸭绿江边一直溃退到沈阳附近。在这个战场上，清军兵力达十几万人，而日军最多时不过叁万人，清军却一次像样的胜仗都没打过。
通过以上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于甲午战败，至少要承担一个用人失察之罪。他重用的这批淮军嫡系将领大多是些腐败之徒。他们平素贪污军饷，中饱私囊；打起仗来畏敌如虎，贪生怕死，以致误国殃民，堪称败类。身为淮军最高统帅的李鸿章难逃罪责，实际上，作为这样一大批贪官污吏的领导者，李鸿章个人的品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是一目了然的。 李鸿章难道完全不知道他的部下都是些什么货色吗？当然不是，李鸿章肯定清楚这些将领的底细。那为什么还要重用他们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李鸿章用人的标准，是以是否对自己忠诚为首要条件的，这也是所有军阀政客都坚持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是不能把李鸿章当成贤臣良相来赞颂的。
除了用人上的问题，李鸿章在指挥上也犯了很大的错误。他指挥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都是从他的老师曾国藩那里继承来的，讲究“以静制动”，“先以我之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他用兵时一贯小心谨慎，不轻易出击，强调先站稳脚跟，摆出“猛虎在山之势”，等敌人露出破绽，有可乘之机时再一举出动。 他的这套打法，都是在对付使用大刀长矛的太平军、捻军时总结出来。当时是行之有效的，但现在迎战现代化的日军就毫无作用了。在战争中，清军的表现是处处被动挨打，虽有整体数量上的优势，却在局部中总是处于劣势。看一下甲午战史就能明白，前期，清军从无主动出击之举。后期，改为湘系将领指挥，才有了一些反击作战，当然也没什么战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在军事上是十分低能的。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于洋务的认识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淮军水陆两军，在武器装备上都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使用这些武器的人，特别是陆军方面，思想却还都停留在冷兵器时代。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除了武器的现代化之外，编制、训练、管理，特别是作战指导思想都要相应地现代化才行。但是，清军这方面却不然，指挥打仗的还是原来那些用惯了大刀长矛的老将。这些人根本不懂现代作战，很多都是文盲，没人能看懂现代军事地图，当然也没人能测绘制作军事地图。他们的身边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参谋部，因此打起仗来完全是跟着感觉走。清军士兵根本就没有经过现代作战训练，除了学会放枪打炮外，跟从前没有任何区别。打起仗来，冲锋时只会一窝蜂向前跑，防守时不知如何预设阵地。日军在作战中，总是先派出小股尖兵引诱清军开火，弄清火力位置后，再用炮火摧毁。这一招日军屡试不爽，从朝鲜到辽河，清军始终就是学不会如何不上这个当。他在马关与日本人谈判时，他在谈判桌上的这番赞扬敌人的胜利、赞扬敌人打败自己的国家、从而感激敌人的谈话，日本人听了都感到惊讶。在谈判中他感到日本难对付，就转而帮助日本向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以求早日签约。日本方面说又派出30余艘兵船赴大连，李明明知道这是虚声恫吓，但却把这消息转给清廷不加以揭破。 1901年李鸿章奉命与庆亲王一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这是一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条约。 历史的真面就这样被某些人随便篡改，还美其名曰人性化。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发生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他说：新疆“断不能久守”，而且新疆也不重要，丢了于肢体元气无伤，不如把用于新疆的经费移充海防之饷。而左宗棠坚决主张收复新疆，并且亲自率兵收复了。
1879年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有巨大损失的《交收伊犁条约》，国内舆论大哗，要求改约，而李鸿章却说如果改约“其曲在我”，又说如果不签这个条约后患更亟。左宗棠等则要求改约。后曾纪泽奉命赴俄谈判改约，收回一些权益。
1878年中日就琉球交涉。李鸿章认为：琉球国向中国朝贡时所贡少，而中国所赐多，中国不合算；琉球离中国远，离日本近，对中国来说“尚属可有可无”，不必与日本争。日本并琉球后，又要与中国划界，主张将琉球南部接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分让于中国，作为国界。李鸿章却说这两岛是累赘，不要。
中法战争时，李鸿章不同意抵抗法国的侵略，而威胁清政府说法国一向“因愤添兵”不好惹。张之洞主持战事，起用老将冯子材，李鸿章反对。后来冯子材改变了战争态势。而当中国军队乘胜追击、法军兵败如山倒之时，清廷却下了停战令。张之洞等都知道这主要是李鸿章的主意，对他大加指责，有人骂他如秦桧一样的“和戎宰相”，冯子材在前线给张之洞发一封电报，请他上奏诛议和之人。而李鸿章主张“乘胜即收”，结果与法国签订一个“不败而败”的条约。
在电视剧中，好像一切误国之责都与李鸿章无关。是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弄得海军没经费，是翁同和倾轧报复才搞得军舰没炮弹，是光绪皇帝急躁冒进才使得军队一败涂地。李鸿章简直比窦娥还冤。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的惨败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是有的，翁同和暗中拆台也是有的，但李鸿章的责任也不小。别的不说，只说他重用的那批将领就大成问题。我们看一下甲午战争的具体进展就会发现，除了海战不算，其余的战斗，几乎每一次都发生了前线指挥官临阵脱逃的事情，而这些指挥官大多都是李鸿章淮系的亲信。
在朝鲜战场上，身为前敌司令的叶志超闻风即逃，从牙山逃到平壤，又从平壤逃到安东，一溃千里。他手下的几个将领，除了左宝贵忠勇血战外，卫汝贵、马玉昆等人也学他的榜样，带头逃跑，结果轻而易举地断送了整个朝鲜。 在旅顺保卫战中，北洋营务处总办龚照屿是最高统帅。但他不等日军来到，就先化装乘小舟逃往天津。到了天津，他见到李鸿章，李鸿章只是把他臭骂了一顿，又命他返回旅顺，指挥作战。对于这样的将领，李鸿章采取如此的处置方法，难道不是大错特错吗？龚照屿返回旅顺后，并没有痛改前非，而是依旧随时准备逃跑。当日军开始进攻之时，除了徐邦道所部奋力抵抗外，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等将纷纷未战先逃，龚照屿再次逃跑。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就此轻易失守。
在威海保卫战中，南帮炮台指挥官刘超佩不战而逃，致使炮台很快失守。北帮炮台指挥官戴宗骞被李鸿章认为是“胆识坚定，志节皎然”的优秀将领，但就是他却一贯克扣军饷，虐待士兵。在战事开始前，他匆匆忙忙地把军中存银八千余两运回自己的安徽老家。战斗开始后，他手下的士兵自动溃散，炮台完全由赶来增援的水兵防守，最终陷落。 在辽河战场上，除了淮军，还有湘军、楚军诸部，淮军主要统帅，年近八旬的老将宋庆还是比较能作战的，但也没打过什么像样的胜仗，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部队也有一定战斗力。但其余部队都无法令人恭维，都是屡战屡败，从鸭绿江边一直溃退到沈阳附近。在这个战场上，清军兵力达十几万人，而日军最多时不过叁万人，清军却一次像样的胜仗都没打过。
通过以上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于甲午战败，至少要承担一个用人失察之罪。他重用的这批淮军嫡系将领大多是些腐败之徒。他们平素贪污军饷，中饱私囊；打起仗来畏敌如虎，贪生怕死，以致误国殃民，堪称败类。身为淮军最高统帅的李鸿章难逃罪责，实际上，作为这样一大批贪官污吏的领导者，李鸿章个人的品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是一目了然的。 李鸿章难道完全不知道他的部下都是些什么货色吗？当然不是，李鸿章肯定清楚这些将领的底细。那为什么还要重用他们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李鸿章用人的标准，是以是否对自己忠诚为首要条件的，这也是所有军阀政客都坚持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是不能把李鸿章当成贤臣良相来赞颂的。
除了用人上的问题，李鸿章在指挥上也犯了很大的错误。他指挥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都是从他的老师曾国藩那里继承来的，讲究“以静制动”，“先以我之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他用兵时一贯小心谨慎，不轻易出击，强调先站稳脚跟，摆出“猛虎在山之势”，等敌人露出破绽，有可乘之机时再一举出动。 他的这套打法，都是在对付使用大刀长矛的太平军、捻军时总结出来。当时是行之有效的，但现在迎战现代化的日军就毫无作用了。在战争中，清军的表现是处处被动挨打，虽有整体数量上的优势，却在局部中总是处于劣势。看一下甲午战史就能明白，前期，清军从无主动出击之举。后期，改为湘系将领指挥，才有了一些反击作战，当然也没什么战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在军事上是十分低能的。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于洋务的认识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淮军水陆两军，在武器装备上都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使用这些武器的人，特别是陆军方面，思想却还都停留在冷兵器时代。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除了武器的现代化之外，编制、训练、管理，特别是作战指导思想都要相应地现代化才行。但是，清军这方面却不然，指挥打仗的还是原来那些用惯了大刀长矛的老将。这些人根本不懂现代作战，很多都是文盲，没人能看懂现代军事地图，当然也没人能测绘制作军事地图。他们的身边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参谋部，因此打起仗来完全是跟着感觉走。清军士兵根本就没有经过现代作战训练，除了学会放枪打炮外，跟从前没有任何区别。打起仗来，冲锋时只会一窝蜂向前跑，防守时不知如何预设阵地。日军在作战中，总是先派出小股尖兵引诱清军开火，弄清火力位置后，再用炮火摧毁。这一招日军屡试不爽，从朝鲜到辽河，清军始终就是学不会如何不上这个当。他在马关与日本人谈判时，他在谈判桌上的这番赞扬敌人的胜利、赞扬敌人打败自己的国家、从而感激敌人的谈话，日本人听了都感到惊讶。在谈判中他感到日本难对付，就转而帮助日本向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以求早日签约。日本方面说又派出30余艘兵船赴大连，李明明知道这是虚声恫吓，但却把这消息转给清廷不加以揭破。 1901年李鸿章奉命与庆亲王一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这是一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条约。 历史的真面就这样被某些人随便篡改，还美其名曰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