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冬，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由李克农担任局长。此局在周恩来、叶剑英的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个局的统战工作重点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中共中央对张学良做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从加紧做俘虏军官高福源的工作开始的。
高福源是在陕北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十五军团俘虏的东北军六一九团的团长。他被俘不久，就和其他俘虏一起，被红军带到了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的瓦窑堡。高福源在瓦窑堡住了约两个月，亲身感受到红军对他们亲切友好的态度，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亲如兄弟、团结友爱的关系，亲耳听到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事迹。他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他想自己应有所作为，便要求回到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6年1月8日，高福源前往洛川。一周后，他带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返回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据高福源说，他在洛川不仅见到了王以哲军长（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张学良也亲自驾机从西安飞来与他谈话。谈话结果令人感到兴奋。因为不仅王以哲对于中共共同抗日主张深表赞成，而且张学良也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
对此，中央非常重视，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李克农为红军代表去洛川同张学良谈判。1936年2月21日，李克农一行在大雪中从瓦窑堡出发赶赴洛川。
李克农一行去洛川谈判是严格保密的，所以他们一律便装打扮，正式代表李克农穿的是中山装。17岁的译电员戴镜元着学生装。化名“徐之光”的钱之光，名义上是秘书，戴礼帽，穿长衫，实际上负责采购物品和药品。还有一位警卫员，负责保卫工作。
李克农一行4人，加上高福源，在东北军的护送下，于25日下午5时左右到了洛川。洛川会谈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2月26日到28日，王以哲、赵镇藩根据张学良的回电指示，同李克农多次交换意见，就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局部合作问题达成了若干口头协议。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就亲自驾机飞抵洛川，秘密与李克农面谈。3月4日下午3点，洛川会谈的第二阶段正式开始，主要谈判整个东北军与红军停战共同抗日的问题。谈判是在李克农住处的一间小房子里进行的。
张学良也化了装，身穿银灰色长袍、黑丝绒马褂，头戴礼帽，鼻架墨镜，手提文明棍，像一位精明的富商，又有一副风流倜傥的派头。他一进门就对李克农说：“李先生辛苦了，我这次来是‘整销’的，不是‘零售’。”
他言下之意，红军与六十七军达成的口头协定，他已经知晓，完全同意。但那只是局部的，他要进行一揽子全面交易。
李克农意会了，也完全同意，就诙谐地说：“张将军解甲从‘商’了。”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张学良突然问李克农。可能他从有关方面打听过李克农的经历，心存疑虑。
“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这是李克农此行的公开身份。
“组织部是对付敌人的吗？”张学良又问。
“不是。”
“你到我这儿来，毛先生知道吗？”
“我正是奉他的命令来的。”
“好！”张学良一拍椅子扶手，站起身来，踱着方步，边走边说：“那就请解答几个问题：（1）你们红军是不是真抗日？是一个幌子呢，还是真的？（2）红军内部是不是团结？（3）你们说是抗日的，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蒋介石？”
“抗日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李克农接着说，“就是因为他不抗日嘛！凡是抗日的我们就团结，这是我们的方针。”
对这个解释，张学良不同意，因为天快黑了，张学良请李克农先吃晚饭再说。
吃完饭继续会谈。张学良问：“我不知道李先生能不能负责？要能负责，再谈下去。”看来，张学良对李克农在共产党内的作用有多大不摸底。
“当然能负责。如果我不能负责，早就声明了。既然派我来，我就是代表。”李克农回答得很干脆。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张学良并不是老粗，在谈判中还要设陷阱。
李克农马上断然回答：“张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投降代表，是谈判代表！这一点你可不要弄错了！”说完，他立起身就往外走。
张学良连忙起身相拦，说：“不要走！不要走！谈下去！”接着他又亮出一手，指着地图说：“能不能把瓦窑堡让给我？”
李克农立刻说：“如果副司令要此地，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地方？我们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不好吗？”后来达成的协议中有此一项：1936年6月红军让出瓦窑堡，中共中央机关搬迁到保安。红军体谅东北军的处境，退让一下，让张学良拿这个“战功”堵蒋介石的嘴。
谈判中，张学良表示他完全拥护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希望能同中共主要负责人晤谈。
到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
一、张学良提出，最好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张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定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定。
二、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红军代表借道新疆去苏联的事。
三、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以灰色名义掩护。
四、红军与东北军建立电讯联络。
3月16日，李克农一行到达石楼。李克农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详细汇报了谈判经过。
3月27日，中共中央在石楼附近召开会议，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同他进一步谈判，对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很重要。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到延安与之谈判。
延安谈判以后，共产党和张学良走得越来越近。李克农负责有关东北军事务，与张学良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西安事变后，中共派出谈判代表团。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为了配合周恩来与张、杨的会谈，李克农与东北军、西北军许多中、高级军官多方接触，了解到他们要杀蒋介石的情绪很强烈。他一方面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另一方面根据自己在此问题上的认识转变过程，耐心地做那些军官们的工作，晓以大义，阐明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使得东北军、西北军内中、高级军官的思想终于大体统一。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为同蒋介石谈判，准备了有利的思想一致的条件。
这个局的统战工作重点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中共中央对张学良做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从加紧做俘虏军官高福源的工作开始的。
高福源是在陕北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十五军团俘虏的东北军六一九团的团长。他被俘不久，就和其他俘虏一起，被红军带到了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的瓦窑堡。高福源在瓦窑堡住了约两个月，亲身感受到红军对他们亲切友好的态度，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亲如兄弟、团结友爱的关系，亲耳听到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事迹。他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他想自己应有所作为，便要求回到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6年1月8日，高福源前往洛川。一周后，他带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返回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据高福源说，他在洛川不仅见到了王以哲军长（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张学良也亲自驾机从西安飞来与他谈话。谈话结果令人感到兴奋。因为不仅王以哲对于中共共同抗日主张深表赞成，而且张学良也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
对此，中央非常重视，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李克农为红军代表去洛川同张学良谈判。1936年2月21日，李克农一行在大雪中从瓦窑堡出发赶赴洛川。
李克农一行去洛川谈判是严格保密的，所以他们一律便装打扮，正式代表李克农穿的是中山装。17岁的译电员戴镜元着学生装。化名“徐之光”的钱之光，名义上是秘书，戴礼帽，穿长衫，实际上负责采购物品和药品。还有一位警卫员，负责保卫工作。
李克农一行4人，加上高福源，在东北军的护送下，于25日下午5时左右到了洛川。洛川会谈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2月26日到28日，王以哲、赵镇藩根据张学良的回电指示，同李克农多次交换意见，就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局部合作问题达成了若干口头协议。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就亲自驾机飞抵洛川，秘密与李克农面谈。3月4日下午3点，洛川会谈的第二阶段正式开始，主要谈判整个东北军与红军停战共同抗日的问题。谈判是在李克农住处的一间小房子里进行的。
张学良也化了装，身穿银灰色长袍、黑丝绒马褂，头戴礼帽，鼻架墨镜，手提文明棍，像一位精明的富商，又有一副风流倜傥的派头。他一进门就对李克农说：“李先生辛苦了，我这次来是‘整销’的，不是‘零售’。”
他言下之意，红军与六十七军达成的口头协定，他已经知晓，完全同意。但那只是局部的，他要进行一揽子全面交易。
李克农意会了，也完全同意，就诙谐地说：“张将军解甲从‘商’了。”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张学良突然问李克农。可能他从有关方面打听过李克农的经历，心存疑虑。
“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这是李克农此行的公开身份。
“组织部是对付敌人的吗？”张学良又问。
“不是。”
“你到我这儿来，毛先生知道吗？”
“我正是奉他的命令来的。”
“好！”张学良一拍椅子扶手，站起身来，踱着方步，边走边说：“那就请解答几个问题：（1）你们红军是不是真抗日？是一个幌子呢，还是真的？（2）红军内部是不是团结？（3）你们说是抗日的，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蒋介石？”
“抗日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李克农接着说，“就是因为他不抗日嘛！凡是抗日的我们就团结，这是我们的方针。”
对这个解释，张学良不同意，因为天快黑了，张学良请李克农先吃晚饭再说。
吃完饭继续会谈。张学良问：“我不知道李先生能不能负责？要能负责，再谈下去。”看来，张学良对李克农在共产党内的作用有多大不摸底。
“当然能负责。如果我不能负责，早就声明了。既然派我来，我就是代表。”李克农回答得很干脆。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张学良并不是老粗，在谈判中还要设陷阱。
李克农马上断然回答：“张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投降代表，是谈判代表！这一点你可不要弄错了！”说完，他立起身就往外走。
张学良连忙起身相拦，说：“不要走！不要走！谈下去！”接着他又亮出一手，指着地图说：“能不能把瓦窑堡让给我？”
李克农立刻说：“如果副司令要此地，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地方？我们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不好吗？”后来达成的协议中有此一项：1936年6月红军让出瓦窑堡，中共中央机关搬迁到保安。红军体谅东北军的处境，退让一下，让张学良拿这个“战功”堵蒋介石的嘴。
谈判中，张学良表示他完全拥护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希望能同中共主要负责人晤谈。
到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
一、张学良提出，最好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张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定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定。
二、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红军代表借道新疆去苏联的事。
三、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以灰色名义掩护。
四、红军与东北军建立电讯联络。
3月16日，李克农一行到达石楼。李克农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详细汇报了谈判经过。
3月27日，中共中央在石楼附近召开会议，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同他进一步谈判，对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很重要。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到延安与之谈判。
延安谈判以后，共产党和张学良走得越来越近。李克农负责有关东北军事务，与张学良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西安事变后，中共派出谈判代表团。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为了配合周恩来与张、杨的会谈，李克农与东北军、西北军许多中、高级军官多方接触，了解到他们要杀蒋介石的情绪很强烈。他一方面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另一方面根据自己在此问题上的认识转变过程，耐心地做那些军官们的工作，晓以大义，阐明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使得东北军、西北军内中、高级军官的思想终于大体统一。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为同蒋介石谈判，准备了有利的思想一致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