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一统志》里的“天下”，在世界地图上，被经纬度瓜分了，“中国”不再居天下中央，而是同世界各国一样，被限定在经纬度里。在经纬度的世界里，产生了地缘政治，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不是大喝一声“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就能确定的，要坐下来算。
孙子曰:“多算胜，少算不胜，何况无算乎！”在天下观里自慰的清王朝，在世界观里却无算。
到了晚清，西洋潮来，清之应对，远不如明，乾隆帝不如万历帝，林则徐不如徐光启，张之洞“中体西用”，何如徐光启“中西会通”？
洪钧在欧洲呆了三年，混得比郭嵩焘好多了。他知道，像郭嵩焘那样，向西方学习，那是自讨苦吃。还在德国时，他就开始研究元史。为此，他还专门请了一位比利时人，帮他翻译史料。回国以后，官场应酬之余，他就着手写《元史释文证补》。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研究元史呢？这里面有政治。元以异族入主中原，清亦如此，以元史为正统，还是为异端？牵涉到对大清朝怎么看。
在天下观里，大清朝是“中国”。可在世界观里，地球是圆的，“中国”在哪里？
清初经略西北，然其抱负，却非缘起于汉唐，而是来自元史。因此，朝廷提倡研究元史，大凡有点天下观抱负的人，都要懂得西北地理。当年，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在天下观里看，看不惯。可他在西北找到了感觉，翻译世界地理，名曰《四洲志》。“四洲”乃佛家语，以此翻译，又使世界回到天下观里。“四洲”有如四方，有四方必有中央，以此类推，有“四洲”亦当有“中州”。何谓“中州”？自然以“中国”为“中州”，以“中国”为神州。
他把未竟之稿，托付魏源，而将未竟之业，托付给左宗棠。
他看好湖湘人物，以为将来天下，要湖湘文化担待。后来，魏源编著《海国图志》，用天下观写世界地理，左宗棠西征，坐实了西北地理。可惜了西征，半路而止，其丰功伟绩，还是不如元史。
在新疆伊犁之西，科布尔之南的帕米尔一带，中俄之疆界，久不分明。洪钧讲西北舆地之学，最弄不明白的便是这里，不能言其究竟。
出使俄国时，有人拿出一张中俄国界图来，山川道路，条列分明，他喜出望外，以为找到了划分边界的证据，当即出重金，买下地图。请人译成中文，在德国柏林印书局刻印，报送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也很高兴，以为找到了划分中俄边界的凭证。谁知俄国人在国界图上，对帕米尔高原一带做了手脚，他没有看出来，因而铸成大错。他像蒋干盗书一样，偷偷摸摸的行径，送了他一命。
他回国后，在总理衙门行走，有一天，英国公使来了。气冲冲问道：何以好端端的，要割地数百里给俄国？
他不知所云。后经英国公使解释，才知俄欲以帕米尔南窥印度，与英冲突。英方认为，如帕米尔仍属中国，形成缓冲，俄就不能南下。
总理衙门奉命，查明了原因，就向俄国公使提出抗议。
不料，俄公使却取出那张洪钧译制的“中俄交界图”，正是在那份地图上，帕米尔被划入了俄国疆界。他又气又恼，羞愤交加，病倒了。
晚清政治，有两大笑柄，一是张佩纶好谈兵，却闻战逃命。另一就是这位洪钧，自诩西北地理，却找不到“北”在哪里。
可满朝文武，又有几人知道帕米尔高原的经纬度？谁知勘定国界，最终要划分经纬度呢？经纬度上略微偏移，在地面上一划就是几百公里。就算洪钧上了俄国人的当，可朝廷呢？那么多饱学之士，谁又能发现图上有错误？如果不拿这张国界图，朝廷还真不知要拿出怎样的疆舆图。大家都骂他糊涂，可骂他的人里面，有几人真的清楚？
明朝人是看世界的，利玛窦来时，就带来了世界地图，还教会了明朝人怎样划分经纬度。纬度，中国人早就懂了，而经度，是利玛窦教的。
谁知，到了清朝，这些都成了亡国的经验教训，被统治者忘了。本来大清朝在《大清一统志》里高枕无忧，可没想到，还是中了夷人的招。
薛福成是明白人。洪钧从德国回来时，他刚好要去英国，出任驻英国公使。他在稿本上有一段话，说清楚了帕米尔高原上那块地的经纬度。
他说那块地，纬度“自赤道北纬三十六度四十五公分起，三十九度四十五分止”；而经度“居京师西四十度五十三分起，至四十七度零八分止”。在地上勘出来，有纵三百公里，横四百六十余公里的面积。
当时，熟知洋务者，除了曾纪泽已死，就是这个能说清帕米尔高原之地经纬度的薛福成。而洪钧办外交，不过是以西北地理，来滥竽充数。
就像那个成语故事的结局一样，洪钧栽在他的滥竽——西北地理上。而薛福成针对西南一隅——滇缅边境，同英国人进行的谈判却成功了。
1890年6月，薛福成在驻伦敦使馆打开一叠五年前的卷宗，那是当年曾纪泽奉命与英国外交部交涉的纪录。交涉时，英方曾表示:
一是，英国不会侵占靠近中国国境的缅甸地区；
二是，让滇缅边境上的大金沙江作为两国公用之江；
三是，让中国在大金沙江西的八募附近立商埠、设税关。
可次年正式签订的中英缅甸条约，没有将英方的三点表示列入。薛福成认为，英国这样做，是想否认过去的三条协议，有入侵滇缅边界的意图。
为此，他照会英国外交部，重申五年前中英双方的三条协议，并要求英国履行中英缅甸条约中，每隔十年英驻缅官员要派人向中国朝贡的条款。
1891年3月，他向朝廷上疏，建议主动提出滇缅界务、商务谈判，并自荐为中方代表。然而，过了一年，才提上议事日程，朝廷同意他的建议。英国在缅甸的商人，急于同中国通商，他因势利导之，指出，若不划定边界，滇缅之间的商务断难开办。英方为了商业利益，同意进行划界谈判。
果如其预料，英国送来的划界备忘录，否认了原来的三条协议，甚至要将整个中缅界线，完全推至中国境内，薛福成援引国际公法，力争！
他指出，大金沙江两岸绵延数千里山地，乃“不缅不华 ”之地带，按照国际公法，应由两国均分，因而中缅边界，要以大金沙江为界。
1894年3月1日，中英两国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此次谈判成功，可谓破了天荒，光绪皇帝夸曰:“薛某办事甚好。”
中英谈判期间，洪钧正被中俄边界问题纠缠，而病入膏肓。那时，正值中俄两国边界谈判，俄国公使拿出他当年在德国印制的国界图，一口咬定这张中国印制的中俄国界图上显示帕米尔高原属于俄国。谈判对中国方面不利，因此御史杨宜治向朝廷参了他一本。
他在欧洲，埋头治元史，回国以后，以兵部侍郎，到总理衙门“行走”。在朝廷，皇帝跟前，叫“行走”，而俚语曰:跑腿。计划要写三十卷的书，只写了二十卷，还有十卷在腹中酝酿，就投笔了。可当初，为写此书，他到处收集资料，在欧洲埋了三年头。
为证补元史，亦为经略西北计，他花重金买了一张《中俄交界图》。起初，他自以为得计，可谁知，就是这张图，使他在世界屋脊迷失。
从“埋头”治史，到投笔“行走”，他真的急了！那张交界图，即便作为治元史用，也要考据，何况用来划分国界？他没有实地勘察，栽了！
现存的《元史译文证补》，题吴县洪钧着，系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陆润庠的刻本，三十卷，其中十卷，有目无文，可见此稿未成。他用“译文”，即外国史料，来“证补”《元史》，可见其学术视野，已具有世界性。但他的立场，却是天下观的，仍囿于中体西用——以《元史》为“体”，以“译文”为“用”，做“证补”用，取彼国史料，证补元史。
他死了，仁慈的光绪皇帝，没忘了夸他一句“学问优长”。
皇帝没有提起“经纬度”，人都死了，没必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孙子曰:“多算胜，少算不胜，何况无算乎！”在天下观里自慰的清王朝，在世界观里却无算。
到了晚清，西洋潮来，清之应对，远不如明，乾隆帝不如万历帝，林则徐不如徐光启，张之洞“中体西用”，何如徐光启“中西会通”？
洪钧在欧洲呆了三年，混得比郭嵩焘好多了。他知道，像郭嵩焘那样，向西方学习，那是自讨苦吃。还在德国时，他就开始研究元史。为此，他还专门请了一位比利时人，帮他翻译史料。回国以后，官场应酬之余，他就着手写《元史释文证补》。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研究元史呢？这里面有政治。元以异族入主中原，清亦如此，以元史为正统，还是为异端？牵涉到对大清朝怎么看。
清初经略西北，然其抱负，却非缘起于汉唐，而是来自元史。因此，朝廷提倡研究元史，大凡有点天下观抱负的人，都要懂得西北地理。当年，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在天下观里看，看不惯。可他在西北找到了感觉，翻译世界地理，名曰《四洲志》。“四洲”乃佛家语，以此翻译，又使世界回到天下观里。“四洲”有如四方，有四方必有中央，以此类推，有“四洲”亦当有“中州”。何谓“中州”？自然以“中国”为“中州”，以“中国”为神州。
他把未竟之稿，托付魏源，而将未竟之业，托付给左宗棠。
他看好湖湘人物，以为将来天下，要湖湘文化担待。后来，魏源编著《海国图志》，用天下观写世界地理，左宗棠西征，坐实了西北地理。可惜了西征，半路而止，其丰功伟绩，还是不如元史。
在新疆伊犁之西，科布尔之南的帕米尔一带，中俄之疆界，久不分明。洪钧讲西北舆地之学，最弄不明白的便是这里，不能言其究竟。
出使俄国时，有人拿出一张中俄国界图来，山川道路，条列分明，他喜出望外，以为找到了划分边界的证据，当即出重金，买下地图。请人译成中文，在德国柏林印书局刻印，报送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也很高兴，以为找到了划分中俄边界的凭证。谁知俄国人在国界图上，对帕米尔高原一带做了手脚，他没有看出来，因而铸成大错。他像蒋干盗书一样，偷偷摸摸的行径，送了他一命。
他回国后，在总理衙门行走，有一天，英国公使来了。气冲冲问道：何以好端端的，要割地数百里给俄国？
他不知所云。后经英国公使解释，才知俄欲以帕米尔南窥印度，与英冲突。英方认为，如帕米尔仍属中国，形成缓冲，俄就不能南下。
总理衙门奉命，查明了原因，就向俄国公使提出抗议。
不料，俄公使却取出那张洪钧译制的“中俄交界图”，正是在那份地图上，帕米尔被划入了俄国疆界。他又气又恼，羞愤交加，病倒了。
晚清政治，有两大笑柄，一是张佩纶好谈兵，却闻战逃命。另一就是这位洪钧，自诩西北地理，却找不到“北”在哪里。
可满朝文武，又有几人知道帕米尔高原的经纬度？谁知勘定国界，最终要划分经纬度呢？经纬度上略微偏移，在地面上一划就是几百公里。就算洪钧上了俄国人的当，可朝廷呢？那么多饱学之士，谁又能发现图上有错误？如果不拿这张国界图，朝廷还真不知要拿出怎样的疆舆图。大家都骂他糊涂，可骂他的人里面，有几人真的清楚？
明朝人是看世界的，利玛窦来时，就带来了世界地图，还教会了明朝人怎样划分经纬度。纬度，中国人早就懂了，而经度，是利玛窦教的。
谁知，到了清朝，这些都成了亡国的经验教训，被统治者忘了。本来大清朝在《大清一统志》里高枕无忧，可没想到，还是中了夷人的招。
薛福成是明白人。洪钧从德国回来时，他刚好要去英国，出任驻英国公使。他在稿本上有一段话，说清楚了帕米尔高原上那块地的经纬度。
他说那块地，纬度“自赤道北纬三十六度四十五公分起，三十九度四十五分止”；而经度“居京师西四十度五十三分起，至四十七度零八分止”。在地上勘出来，有纵三百公里，横四百六十余公里的面积。
当时，熟知洋务者，除了曾纪泽已死，就是这个能说清帕米尔高原之地经纬度的薛福成。而洪钧办外交，不过是以西北地理，来滥竽充数。
就像那个成语故事的结局一样，洪钧栽在他的滥竽——西北地理上。而薛福成针对西南一隅——滇缅边境，同英国人进行的谈判却成功了。
1890年6月，薛福成在驻伦敦使馆打开一叠五年前的卷宗，那是当年曾纪泽奉命与英国外交部交涉的纪录。交涉时，英方曾表示:
一是，英国不会侵占靠近中国国境的缅甸地区；
二是，让滇缅边境上的大金沙江作为两国公用之江；
三是，让中国在大金沙江西的八募附近立商埠、设税关。
可次年正式签订的中英缅甸条约，没有将英方的三点表示列入。薛福成认为，英国这样做，是想否认过去的三条协议，有入侵滇缅边界的意图。
为此，他照会英国外交部，重申五年前中英双方的三条协议，并要求英国履行中英缅甸条约中，每隔十年英驻缅官员要派人向中国朝贡的条款。
1891年3月，他向朝廷上疏，建议主动提出滇缅界务、商务谈判，并自荐为中方代表。然而，过了一年，才提上议事日程，朝廷同意他的建议。英国在缅甸的商人，急于同中国通商，他因势利导之，指出，若不划定边界，滇缅之间的商务断难开办。英方为了商业利益，同意进行划界谈判。
果如其预料，英国送来的划界备忘录，否认了原来的三条协议，甚至要将整个中缅界线，完全推至中国境内，薛福成援引国际公法，力争！
他指出，大金沙江两岸绵延数千里山地，乃“不缅不华 ”之地带，按照国际公法，应由两国均分，因而中缅边界，要以大金沙江为界。
1894年3月1日，中英两国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此次谈判成功，可谓破了天荒，光绪皇帝夸曰:“薛某办事甚好。”
中英谈判期间，洪钧正被中俄边界问题纠缠，而病入膏肓。那时，正值中俄两国边界谈判，俄国公使拿出他当年在德国印制的国界图，一口咬定这张中国印制的中俄国界图上显示帕米尔高原属于俄国。谈判对中国方面不利，因此御史杨宜治向朝廷参了他一本。
他在欧洲，埋头治元史，回国以后，以兵部侍郎，到总理衙门“行走”。在朝廷，皇帝跟前，叫“行走”，而俚语曰:跑腿。计划要写三十卷的书，只写了二十卷，还有十卷在腹中酝酿，就投笔了。可当初，为写此书，他到处收集资料，在欧洲埋了三年头。
为证补元史，亦为经略西北计，他花重金买了一张《中俄交界图》。起初，他自以为得计，可谁知，就是这张图，使他在世界屋脊迷失。
从“埋头”治史，到投笔“行走”，他真的急了！那张交界图，即便作为治元史用，也要考据，何况用来划分国界？他没有实地勘察，栽了！
现存的《元史译文证补》，题吴县洪钧着，系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陆润庠的刻本，三十卷，其中十卷，有目无文，可见此稿未成。他用“译文”，即外国史料，来“证补”《元史》，可见其学术视野，已具有世界性。但他的立场，却是天下观的，仍囿于中体西用——以《元史》为“体”，以“译文”为“用”，做“证补”用，取彼国史料，证补元史。
他死了，仁慈的光绪皇帝，没忘了夸他一句“学问优长”。
皇帝没有提起“经纬度”，人都死了，没必要哪壶不开提哪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