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在唐帝国未成时所立的功勋是卓著的。可以这样讲，如果李渊没有李建成，就很难成为唐高祖。也就是说，有了李建成才有了后来的大唐帝国。
太子李建成：被弟弟扭曲的准皇帝
何木风
他是大唐第一位太子，也是被历史扭曲了多年的真太子。大唐创业之初，他立下了赫赫战功，却被几个浑蛋史官一笔勾销；他礼贤下士，温文尔雅，常能提出治国良策，却被几个无耻的御用文人忽略不计；他一直深得父皇赏识，被朝野上下爱戴，却因居安而不思危，终被他的弟弟李世民所残杀。
于历史贡献，我们不敢断言他登基后会比李世民做得更好，但绝不会太差；可于仁义道德上，比之于李世民的矫揉造作、阴险毒辣，李建成会更磊落光明、仁者无敌。
诸多人认为李世民是明君，只是出于他对历史的贡献。可历史除了这些，还有更重要的。真正的王道，不掺半点虚伪的仁德，李世民永远缺少，而李建成天生就具备，不然，他也不会有君子之心而血洒玄武门。
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我们只能叹息地说一声：可惜了一位仁者——太子李建成。
血洒玄武门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大唐太子李建成与其弟齐王李元吉正欲上朝，唐高祖的爱妃张婕妤慌张而来，她告诉李建成，秦王李世民昨日在高祖面前诬陷他和李元吉淫乱后宫，今日又带了诸多兵将前往玄武门。
李元吉明白，欲进宫就必须走玄武门，他所认识的李世民阴险狠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况且，李世民还带着兵马。他建议李建成：“先把你我二人兵马集结起来，然后派人告诉父皇你我生病了，看看形势再说。”
李建成却道：“集结兵马倒有必要，但托病不去却不可。世民诬陷我们，我们要去父皇处说明白。倘若不去，不正说明了我们心里有鬼吗？”
李建成在这种时候还敢于去见唐高祖，无非是因为玄武门守将常何是自己的心腹，即使李世民有什么小动作，玄武门兵将只要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也无大虑。
两人似乎都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只带了几名扈从就骑马赶到玄武门。进了门，到临湖殿时，两人觉得形势不对：父皇的侍卫一个也未见，常何也不在；而且，一路行来，总觉得天上地下都是杀气。
李建成道：“恐有不测。”
一向骁勇善战的李元吉也感觉到了危机，他随着李建成掉转马头正欲回东宫，临湖殿左右早闪出了李世民和诸多兵将来。李元吉扭头看到李世民，大惊失色。只见李世民身着铠甲，手挽硬弓，骑在一高头大马上，俨然是两军对垒时的装束。李元吉一面叫李建成快跑，一面向李世民开弓放箭。但因为过于紧张，力度不够，准度又失，三箭皆未中。于是，李元吉拍马就跑。李世民却并未向李元吉放箭，而是把弓对准了李建成。一箭射去，李建成应声落马。
李元吉见李建成落马，扭转马头欲救，旁边又闪出李世民的部下尉迟敬德和70余骑来。李元吉曾是尉迟敬德的手下败将，此时一见，更是慌乱不已。一不留神，被对方射中坐骑，跌落于地。李世民趁势拍马过来践踏之，不想被树枝扫落马下。李元吉趁机上前揪住李世民，拔出长剑，可惜李世民浑身铠甲，无处下手。随后，李元吉抢过李世民的弓来，对着笨拙的李世民当头罩住，想要勒死他。这时尉迟敬德赶到，手起刀落，李元吉就这样紧随着李建成去了。
在这次诛杀太子的过程中，李建成带来的扈从大部分被杀，只有几人逃出了玄武门，赶到东宫报信。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得知李建成已死，痛哭叹息道：太子生前待我等不薄，此刻正是报恩之时。遂与领副护军薛万彻和谢书方率领东宫、齐王府精兵2000人飞驰玄武门。
此时的李世民早已安排张公谨关闭城门，2000精兵不得入，只好放箭万支。掌握玄武门卫兵的敬君弘开城门与冯翊和冯立大战，瞬间被杀。守门兵与东宫精兵激战多时，喊杀声惊天动地。薛万彻主张去攻打秦府，来个釜底抽薪。李世民张皇失措之际，令尉迟敬德举起李建成、李元吉二人首级，东宫兵将见大势已去，大部分逃散，但仍有小部分士兵在奋力攻门。
李世民令尉迟敬德手持长矛，去见唐高祖。高祖大惊失色：“今天谁在作乱？你来此干什么？”
尉迟敬德不拜高祖，紧握长矛：“太子与齐王作乱，已被秦王诛之。秦王怕惊动陛下，派我来保护你。”
高祖长叹，问一向支持李建成的大臣裴寂：“事情想不到真发生了，现在该如何是好？”
裴寂不答，因为尉迟敬德的长矛闪烁着带血的光。
早被李世民收买了的大臣陈叔达恬不知耻地接口道：“李建成与李元吉无功于天下，常嫉妒秦王大功，今秦王诛之，实是人心所向。陛下现在如果能将国事交于秦王处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的头颅血已滴尽，李世民在玄武门下脱掉战袍，去面见李渊。而李渊前后左右的卫兵早已被李世民铲除，此时的李世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那一天，无论如何都应该让后人记得，因为本应该是大唐天子的太子李建成用血染红了玄武门的城墙。
三天后，李世民被封为太子。两个月后，李世民称帝，李渊成为太上皇。
武德九年发生的玄武门兵变并没有随着李建成太子的血迹而消失，自这次玄武门兵变后，大唐又发生了三次宫廷政变。或许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李世民，似乎有些不仁道，但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玄武门，仿佛成了唐朝宫室的恶魔，又仿佛成了宫廷斗争的擂台，如果谁想不仁不义，就上台比试比试。
李建成大功不可没
作为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在唐帝国未成时所立的功勋是卓著的。可以这样讲，如果李渊没有李建成，就很难成为唐高祖。也就是说，有了李建成才有了后来的大唐帝国。
隋朝末年的政局不稳和社会上风传的“李氏当为天下”的谶语让太原留守李渊在踌躇满志的同时也惊恐不已。李渊称得上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在留守任上，他的眼光与胸襟都是隋朝其他大臣所不能比拟的。事实上他早有反意，但当天下已难以收拾、谶语人人耳熟能详的时候，他的准备还不充分。隋文帝已经对朝中几位姓李的大臣起了疑心，并且逼反了李密，作为太原留守的李渊自然也逃不过去。他很怕被隋文帝杀死，于是，称病不去京城就成了他那时经常玩的把戏之一。
李渊先让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于河东和晋阳密结各路英雄，收罗人才以备起兵。当时李世民不到20岁，阅历不如李建成，性格更不如李建成仁厚，所以，李渊把大宝都押在了河东李建成的身上。李建成在河东独当一面，后来又参与了太原起兵密谋，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容不得半点怀疑。
公元617年，隋太原副留守的脑袋被李渊砍掉，李渊宣布正式起兵反隋。一个月后，李建成奉命从河东风尘仆仆赶回太原，就起兵后的战略制定和组织工作与李渊进行了深入地协商。
从那时起，李建成为大唐的建立浴血沙场，创下了赫赫战功。从太原起兵到攻占隋都长安，唐军进行了数次惨烈的战役，其中决定性战役的总指挥都是李建成。
第一场大仗的对手是西河郡丞高德儒。是时，李建成引兵攻西河郡，高德儒死守。李建成与士兵同甘苦，深得民心，很快便活捉高德儒而结束了战役。
平定西河郡后，李渊建大将军府，组建三军，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七月，李渊率军三万离太原西进长安，隋朝西留守代王佑派隋名将宋老生领精兵两万守霍邑（今山西霍县），又派大将军屈突通守河东。两人互相照应，相约一方受攻击，一方必救。
适逢阴雨连绵，粮草不继，又有消息来说北方突厥与割据势力刘武周将乘虚袭击太原，所以人心惶惶。李渊依裴寂等人建议，欲退兵太原，再图后举，但李建成苦谏，李渊只好作罢。
二十八日，太原粮草运到。
八月初一天气转晴，李渊命晾晒铠仗行装。
初三清晨，李渊即率轻骑借浓雾掩护，沿傍山小道直趋霍邑。
为防宋老生闭门固守，李渊采纳李建成用轻骑诱其出战之计，亲率骑兵数百至城东，命李建成、李世民各率数十骑，逼近城下辱骂，以激怒宋老生，并将士卒分十余队由城东南向西南佯动，造成攻城假象。宋老生大怒，亲率三万大军从东门、南门出战。这样正中了李建成之计，经过一番激战，李建成俘获了宋老生。
夺取霍邑后，李建成统领一路军马，屯永丰仓，守卫潼关，防御屈突通和李密入关，占据永丰仓粮饷基地。李建成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大败屈突通，保住永丰仓，解除了夺取关中的后顾之忧，为顺利占领长安打下基础，李渊当时大喜道：“屈突通东行不可，西归无路，不可为虞矣。”
成为太子后的李建成的主要活动已经从战场上退下来，进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那就是辅佐李渊处理军国大政，参与决策。李渊外出时，他则要居守监国。
也正是因为此，后来诸多被李世民收买的朝中大臣总以李建成无功于社稷，就会在李渊耳边吹臭气。可这群大臣似乎忘了一件事：李建成已不是帝国未成时的李建成，他已经是准皇帝了，难道让未来的大唐天子还以马上治理天下？当这些大臣们在吹捧李世民东征西讨之功时，显然忘记了一件事：没有太子李建成就不可能有李世民的军事成功。
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几件事情。
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讨伐王世充，李建成镇蒲州（今山西蒲县）防御突厥。在保证李世民讨伐王世充的同时，他还协助行军总管段德操击败了梁师都与突厥的联合进犯。
武德四年三月，李世民与窦建德交战，稽胡军队数万人骚扰大唐边疆，李建成又奉命率军讨伐。队伍驻扎在赞州，与稽胡军相遇，李建成指挥唐军进击，大破敌军，斩杀几百人，俘虏1000多人。
武德四年八月，李世民征伐刘黑闼，李建成安抚北境。
武德五年、六年、七年，防御突厥。
由此可见，在李建成辅佐高祖治理国家政事的同时，也进行了几次军事行动。只不过李世民是在台前，而李建成却是在幕后。但也正如刘邦所论之“功人”与“功狗”一样，谁是人谁是狗，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
一个真实的李建成太子
如果可以，真希望能将篡改《旧唐书》的许敬宗凌迟。如果不是他，有关李建成的事情不会只寥寥数笔，李建成也不会变得面目全非。幸运的是，我们从关于李建成的几件事上还是可以看出其真实面目的。历史掩盖不住李世民篡改国史的丑恶，更掩盖不住李建成的真善。
第一件事是玄武门兵变时，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痛哭不已，与众将士言：太子生前对我等不薄，此刻正是报恩之时。遂奔赴玄武门，为李建成报仇。古来“士为知己者死”，二冯所为正是这一俗语的最好注解。
第二件事是破刘黑闼之战。作为唐朝统一中国的最后一场战争，它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在李建成破刘之前，已有李元吉与李世民征讨过，但二人不仅没有对刘黑闼等实行安抚政策，反而还施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再加上这些人对李家的疑惧心理，武德四年七月，刘黑闼再次造反，抵抗大唐。
李建成只好亲自征讨之。他接受了魏征“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以坐视离散 ”的建议，改变过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政策以争取人心。史载：“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为了扩大影响，李建成让被释者互相转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这一措施起到了争取民心、瓦解斗志的作用，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结果刘黑闼部队“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这样，李建成没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决了河北问题，使唐初社会安定了下来。在这一事件中，虽然采取的宽大安抚政策是出于魏征之谋，但实施者却是李建成。
和李世民一样，李建成也曾广罗人才，善待贤才，“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僧道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
在建唐前后，李建成招揽了许多谋臣猛将，为他出谋献策。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的贞观名臣，为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如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后来在贞观年间以谏诤之臣而闻名，李建成曾甚礼之；武将中的冯立也在后来的贞观年间“甚有惠政”，也曾被李建成视为心腹；名臣韦挺，“太子遇之甚厚”；另外还有郑善国、李纲等，都受到李建成的优待。
那么，让我们看看这样一个人被许敬宗描绘成什么样了吧。《旧唐书·隐太子传》记：“（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高祖幸第问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
这段精彩的描述，丝毫不比武侠小说的盘肠大战逊色。在这里，除了把李建成描述成一个阴狠歹毒的人外，还将其描述成了一头猪。
这只是史书中一个小片段，还有一件事是，李建成给了李世民一匹根本已经站不起来的劣马，想摔死李世民。李世民这个打了半辈子仗的人骑上马时却还没有感觉出是一匹劣马，于是，在高祖眼皮子底下摔倒了。即使这件事是真的，那也是李世民在高祖面前做秀。
李建成真的就这样愚蠢和冷血吗？所有的事实已经证实这是胡编出来的。唐朝时小说还不发达，所以许敬宗编的这两个故事在当时可能会蒙住一群人，但现在，恐怕只能蒙住傻子。
史书上有确切记载，在李建成死后，其党徒散亡于民间。李世民费了很大的劲儿也没有捉到这些人，不是因为这些人神通广大，而是因为人们同情李建成，所以想办法将这些人藏到朝廷无法找到的地方。
贞观元年（627年），一直支持李建成的燕郡王李艺造反。不久，利州都督李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造反。
可见，李建成还是颇得人心的。
假设没有玄武门之变，这些大臣们会继续跟随李建成。李建成上台的第一件事必是轻徭役，这是肯定的，也是由当时的条件决定的。这些大臣们在李建成的领导下未尝不能创造出另一番大唐盛世，而这样的大唐盛世是真实的，因为是真正的准皇帝李建成创造的。
洞烛秦王之奸的李元吉
在李世民开疆扩域过程中，一直跟随他的齐王李元吉可谓洞烛其奸。
李元吉本是一介武夫，之所以与李建成走得很近，除了手足之情外，那就是因为李建成毫无心机，仁厚宽简，使得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李元吉觉得此人可交。被篡改过的《旧唐书》里说，李元吉也有夺太子之位的想法，但他却没有如李世民那样直接和李建成对抗，而是先和李建成联合杀李世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势力和号召力根本不可能与李世民相比，待杀掉李世民后，他再图李建成。这段篡改可以说没有一点逻辑。李建成本是忠厚老实之人，李元吉如果不是傻子自然就能想到下面这一招：杀掉李世民诬陷李建成。他杀李世民的机会多不胜数，常和李世民在外征战，在战场上，机会多的是，何必要招摇过市地和李建成联合呢？
假设李元吉是傻子，他也的确有篡太子之位的想法，作为武夫的傻子做事肯定是以武力来解决，他齐王府不是没有武功高超之人，况且他自己就是一员比李世民还要厉害出许多的猛将。他想杀李世民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从他和李建成来往频繁可以得知，他不是傻子，他懂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又从李建成被李世民射死后，他想把李世民勒死的表现来看，他和李建成的情谊之深厚毋庸赘言。那么，《旧唐书》何以要篡改关于李元吉的事情呢？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头脑简单的武夫太忠于李建成。而李世民早就在《旧唐书》上把李建成定义为不忠不义之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李元吉这样忠诚的朋友呢？
李世民的城府之深、诡计之多，让李元吉觉得跟这个二哥在一起很费脑筋，他清楚地知道李世民绝不是甘心当秦王的主儿。他跟李建成说，老二常和父皇来我府上，我的护军宇文宝武功了得，让他埋伏在我寝室，把老二干掉！
李建成急忙摇头：此事不可，你绝不要做！
李元吉大怒：我是为你好，看来我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
此事不久，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入围乌城。李建成便向李渊建议用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讨，李渊答应后，李建成又怕李元吉出事，便希望李世民的部下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与之同行。
李元吉趁势向高祖建议，将秦王手下的杜如晦、房玄龄赶走。高祖对李世民“广纳狡诈之人”的事也略知一二，便答应了。李元吉又道：“秦王狼子野心，若提防不得，请杀之！”
高祖回答：“诸大臣都认为他有平定四海之功，况且，他并无夺太子之位的行动，一旦杀了他，何以向天下人说？”
李元吉回答：“他出征时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
高祖不语，李元吉见此情形，怏怏而退。
适值李渊要避暑太和宫，按照惯例，李世民与李元吉要跟随。李元吉找到李建成道：“到了太和宫，当兴精兵袭取之。抓住他后置土窖中，只开一孔以通饮食。”
李建成还是没有同意。不久，李世民抢占先机，发动了玄武门兵变，李元吉与李建成被杀。李元吉虽然洞烛其奸，但却迟迟得不到下手的机会,结果自己反倒掉了脑袋。
而李世民却是一个只凭传言就杀人的人。
李世民的猛将李君羡，因促成了“便桥之盟”，所以李世民当着众臣夸奖道：“使皆如君羡者，虏何足忧！”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却在不久后被李世民杀掉了。早在贞观初，白日接连出现太白星，有太史占曰：“有女人要当皇帝。”其时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有一次，唐太宗大宴群臣，行酒令，各言小名，李君羡就把自己的小名“五娘子”说出来。李世民张着嘴半天没回过神来，好久，才阴笑着说道：“明明是一个男儿，怎么叫女孩子的名字？”又因为李君羡封地地名及其所辖的县名里都有“武”字，李世民觉得太史之占和谣言很可能要在这个李君羡身上应验。他当初想要杀李建成时也造了许多谣言，难道这个李君羡……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久，他把李君羡调到华州做刺史，又密令御史弹劾他。如他所愿，一份“李君羡与狂人为妖言，谋不轨”的奏书到了他面前，他马上下令斩之。
如果李建成有一点李世民的狠毒之心，李元吉根本就不用死了。李元吉临死前很可能后悔，遇到了李建成这样“老实”的笨蛋，不然，死的定会是李世民，而不是他。
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半点假设。但是因为抱着对李建成太大的遗憾与对李世民的不屑，不得不假设一番。从古至今，区分一个君主是否昏与明、庸与聩的标准似乎就是他的业绩。而这种业绩是留给后人的，也就是说，后人才有资格评价谁是明君谁是昏君。这后人里还分两种，一种是文人，一种是普通百姓。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朝代，百姓对上都所知甚少。对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封建社会来讲，百姓诉苦的时间要远大于他想要了解朝廷内部形势的时间。大唐虽然太平强盛，但跟老百姓没有太大关系。所谓太平，不过是收老百姓的税顺利一些；所谓强盛，不过是让境外的诸族臣服而已。
现在无法了解当时老百姓对李世民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样的了，即使有，恐怕也不能置于史书。况且，前面已经说了，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时间和心思去参加时政。所以，太平盛世之于老百姓，就是能有短暂的安生时间来过日子而已。
后世的老百姓会以“明君”二字评价李世民，因为他开创了太平盛世。而后世的文人却不这样看，他们在肯定太平盛世的同时还会对皇帝之位的来龙去脉进行理论。他们理论的结果就是李世民皇帝之位来路不明。在他们这里，“明君”二字已经去掉了“明”字。
在前面我们讲过，贞观之治的出现是高祖李渊奠定的基础和诸多名臣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假设是李建成当国，根据他的个性与品行，他自然也会将大唐带到太平强盛的境地中来，成为世人眼中的明君。
但他失败了，没有坐上本该是他坐的龙椅。因为他遇到了李世民，一个比他在心机上要高出许多、但在品德上要差很多的李世民。
太子李建成：被弟弟扭曲的准皇帝
何木风
他是大唐第一位太子，也是被历史扭曲了多年的真太子。大唐创业之初，他立下了赫赫战功，却被几个浑蛋史官一笔勾销；他礼贤下士，温文尔雅，常能提出治国良策，却被几个无耻的御用文人忽略不计；他一直深得父皇赏识，被朝野上下爱戴，却因居安而不思危，终被他的弟弟李世民所残杀。
于历史贡献，我们不敢断言他登基后会比李世民做得更好，但绝不会太差；可于仁义道德上，比之于李世民的矫揉造作、阴险毒辣，李建成会更磊落光明、仁者无敌。
诸多人认为李世民是明君，只是出于他对历史的贡献。可历史除了这些，还有更重要的。真正的王道，不掺半点虚伪的仁德，李世民永远缺少，而李建成天生就具备，不然，他也不会有君子之心而血洒玄武门。
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我们只能叹息地说一声：可惜了一位仁者——太子李建成。
血洒玄武门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大唐太子李建成与其弟齐王李元吉正欲上朝，唐高祖的爱妃张婕妤慌张而来，她告诉李建成，秦王李世民昨日在高祖面前诬陷他和李元吉淫乱后宫，今日又带了诸多兵将前往玄武门。
李元吉明白，欲进宫就必须走玄武门，他所认识的李世民阴险狠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况且，李世民还带着兵马。他建议李建成：“先把你我二人兵马集结起来，然后派人告诉父皇你我生病了，看看形势再说。”
李建成却道：“集结兵马倒有必要，但托病不去却不可。世民诬陷我们，我们要去父皇处说明白。倘若不去，不正说明了我们心里有鬼吗？”
李建成在这种时候还敢于去见唐高祖，无非是因为玄武门守将常何是自己的心腹，即使李世民有什么小动作，玄武门兵将只要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也无大虑。
两人似乎都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只带了几名扈从就骑马赶到玄武门。进了门，到临湖殿时，两人觉得形势不对：父皇的侍卫一个也未见，常何也不在；而且，一路行来，总觉得天上地下都是杀气。
李建成道：“恐有不测。”
一向骁勇善战的李元吉也感觉到了危机，他随着李建成掉转马头正欲回东宫，临湖殿左右早闪出了李世民和诸多兵将来。李元吉扭头看到李世民，大惊失色。只见李世民身着铠甲，手挽硬弓，骑在一高头大马上，俨然是两军对垒时的装束。李元吉一面叫李建成快跑，一面向李世民开弓放箭。但因为过于紧张，力度不够，准度又失，三箭皆未中。于是，李元吉拍马就跑。李世民却并未向李元吉放箭，而是把弓对准了李建成。一箭射去，李建成应声落马。
李元吉见李建成落马，扭转马头欲救，旁边又闪出李世民的部下尉迟敬德和70余骑来。李元吉曾是尉迟敬德的手下败将，此时一见，更是慌乱不已。一不留神，被对方射中坐骑，跌落于地。李世民趁势拍马过来践踏之，不想被树枝扫落马下。李元吉趁机上前揪住李世民，拔出长剑，可惜李世民浑身铠甲，无处下手。随后，李元吉抢过李世民的弓来，对着笨拙的李世民当头罩住，想要勒死他。这时尉迟敬德赶到，手起刀落，李元吉就这样紧随着李建成去了。
在这次诛杀太子的过程中，李建成带来的扈从大部分被杀，只有几人逃出了玄武门，赶到东宫报信。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得知李建成已死，痛哭叹息道：太子生前待我等不薄，此刻正是报恩之时。遂与领副护军薛万彻和谢书方率领东宫、齐王府精兵2000人飞驰玄武门。
此时的李世民早已安排张公谨关闭城门，2000精兵不得入，只好放箭万支。掌握玄武门卫兵的敬君弘开城门与冯翊和冯立大战，瞬间被杀。守门兵与东宫精兵激战多时，喊杀声惊天动地。薛万彻主张去攻打秦府，来个釜底抽薪。李世民张皇失措之际，令尉迟敬德举起李建成、李元吉二人首级，东宫兵将见大势已去，大部分逃散，但仍有小部分士兵在奋力攻门。
李世民令尉迟敬德手持长矛，去见唐高祖。高祖大惊失色：“今天谁在作乱？你来此干什么？”
尉迟敬德不拜高祖，紧握长矛：“太子与齐王作乱，已被秦王诛之。秦王怕惊动陛下，派我来保护你。”
高祖长叹，问一向支持李建成的大臣裴寂：“事情想不到真发生了，现在该如何是好？”
裴寂不答，因为尉迟敬德的长矛闪烁着带血的光。
早被李世民收买了的大臣陈叔达恬不知耻地接口道：“李建成与李元吉无功于天下，常嫉妒秦王大功，今秦王诛之，实是人心所向。陛下现在如果能将国事交于秦王处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的头颅血已滴尽，李世民在玄武门下脱掉战袍，去面见李渊。而李渊前后左右的卫兵早已被李世民铲除，此时的李世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那一天，无论如何都应该让后人记得，因为本应该是大唐天子的太子李建成用血染红了玄武门的城墙。
三天后，李世民被封为太子。两个月后，李世民称帝，李渊成为太上皇。
武德九年发生的玄武门兵变并没有随着李建成太子的血迹而消失，自这次玄武门兵变后，大唐又发生了三次宫廷政变。或许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李世民，似乎有些不仁道，但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玄武门，仿佛成了唐朝宫室的恶魔，又仿佛成了宫廷斗争的擂台，如果谁想不仁不义，就上台比试比试。
李建成大功不可没
作为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在唐帝国未成时所立的功勋是卓著的。可以这样讲，如果李渊没有李建成，就很难成为唐高祖。也就是说，有了李建成才有了后来的大唐帝国。
隋朝末年的政局不稳和社会上风传的“李氏当为天下”的谶语让太原留守李渊在踌躇满志的同时也惊恐不已。李渊称得上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在留守任上，他的眼光与胸襟都是隋朝其他大臣所不能比拟的。事实上他早有反意，但当天下已难以收拾、谶语人人耳熟能详的时候，他的准备还不充分。隋文帝已经对朝中几位姓李的大臣起了疑心，并且逼反了李密，作为太原留守的李渊自然也逃不过去。他很怕被隋文帝杀死，于是，称病不去京城就成了他那时经常玩的把戏之一。
李渊先让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于河东和晋阳密结各路英雄，收罗人才以备起兵。当时李世民不到20岁，阅历不如李建成，性格更不如李建成仁厚，所以，李渊把大宝都押在了河东李建成的身上。李建成在河东独当一面，后来又参与了太原起兵密谋，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容不得半点怀疑。
公元617年，隋太原副留守的脑袋被李渊砍掉，李渊宣布正式起兵反隋。一个月后，李建成奉命从河东风尘仆仆赶回太原，就起兵后的战略制定和组织工作与李渊进行了深入地协商。
从那时起，李建成为大唐的建立浴血沙场，创下了赫赫战功。从太原起兵到攻占隋都长安，唐军进行了数次惨烈的战役，其中决定性战役的总指挥都是李建成。
第一场大仗的对手是西河郡丞高德儒。是时，李建成引兵攻西河郡，高德儒死守。李建成与士兵同甘苦，深得民心，很快便活捉高德儒而结束了战役。
平定西河郡后，李渊建大将军府，组建三军，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七月，李渊率军三万离太原西进长安，隋朝西留守代王佑派隋名将宋老生领精兵两万守霍邑（今山西霍县），又派大将军屈突通守河东。两人互相照应，相约一方受攻击，一方必救。
适逢阴雨连绵，粮草不继，又有消息来说北方突厥与割据势力刘武周将乘虚袭击太原，所以人心惶惶。李渊依裴寂等人建议，欲退兵太原，再图后举，但李建成苦谏，李渊只好作罢。
二十八日，太原粮草运到。
八月初一天气转晴，李渊命晾晒铠仗行装。
初三清晨，李渊即率轻骑借浓雾掩护，沿傍山小道直趋霍邑。
为防宋老生闭门固守，李渊采纳李建成用轻骑诱其出战之计，亲率骑兵数百至城东，命李建成、李世民各率数十骑，逼近城下辱骂，以激怒宋老生，并将士卒分十余队由城东南向西南佯动，造成攻城假象。宋老生大怒，亲率三万大军从东门、南门出战。这样正中了李建成之计，经过一番激战，李建成俘获了宋老生。
夺取霍邑后，李建成统领一路军马，屯永丰仓，守卫潼关，防御屈突通和李密入关，占据永丰仓粮饷基地。李建成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大败屈突通，保住永丰仓，解除了夺取关中的后顾之忧，为顺利占领长安打下基础，李渊当时大喜道：“屈突通东行不可，西归无路，不可为虞矣。”
成为太子后的李建成的主要活动已经从战场上退下来，进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那就是辅佐李渊处理军国大政，参与决策。李渊外出时，他则要居守监国。
也正是因为此，后来诸多被李世民收买的朝中大臣总以李建成无功于社稷，就会在李渊耳边吹臭气。可这群大臣似乎忘了一件事：李建成已不是帝国未成时的李建成，他已经是准皇帝了，难道让未来的大唐天子还以马上治理天下？当这些大臣们在吹捧李世民东征西讨之功时，显然忘记了一件事：没有太子李建成就不可能有李世民的军事成功。
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几件事情。
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讨伐王世充，李建成镇蒲州（今山西蒲县）防御突厥。在保证李世民讨伐王世充的同时，他还协助行军总管段德操击败了梁师都与突厥的联合进犯。
武德四年三月，李世民与窦建德交战，稽胡军队数万人骚扰大唐边疆，李建成又奉命率军讨伐。队伍驻扎在赞州，与稽胡军相遇，李建成指挥唐军进击，大破敌军，斩杀几百人，俘虏1000多人。
武德四年八月，李世民征伐刘黑闼，李建成安抚北境。
武德五年、六年、七年，防御突厥。
由此可见，在李建成辅佐高祖治理国家政事的同时，也进行了几次军事行动。只不过李世民是在台前，而李建成却是在幕后。但也正如刘邦所论之“功人”与“功狗”一样，谁是人谁是狗，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
一个真实的李建成太子
如果可以，真希望能将篡改《旧唐书》的许敬宗凌迟。如果不是他，有关李建成的事情不会只寥寥数笔，李建成也不会变得面目全非。幸运的是，我们从关于李建成的几件事上还是可以看出其真实面目的。历史掩盖不住李世民篡改国史的丑恶，更掩盖不住李建成的真善。
第一件事是玄武门兵变时，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痛哭不已，与众将士言：太子生前对我等不薄，此刻正是报恩之时。遂奔赴玄武门，为李建成报仇。古来“士为知己者死”，二冯所为正是这一俗语的最好注解。
第二件事是破刘黑闼之战。作为唐朝统一中国的最后一场战争，它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在李建成破刘之前，已有李元吉与李世民征讨过，但二人不仅没有对刘黑闼等实行安抚政策，反而还施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再加上这些人对李家的疑惧心理，武德四年七月，刘黑闼再次造反，抵抗大唐。
李建成只好亲自征讨之。他接受了魏征“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以坐视离散 ”的建议，改变过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政策以争取人心。史载：“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为了扩大影响，李建成让被释者互相转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这一措施起到了争取民心、瓦解斗志的作用，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结果刘黑闼部队“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这样，李建成没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决了河北问题，使唐初社会安定了下来。在这一事件中，虽然采取的宽大安抚政策是出于魏征之谋，但实施者却是李建成。
和李世民一样，李建成也曾广罗人才，善待贤才，“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僧道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
在建唐前后，李建成招揽了许多谋臣猛将，为他出谋献策。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的贞观名臣，为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如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后来在贞观年间以谏诤之臣而闻名，李建成曾甚礼之；武将中的冯立也在后来的贞观年间“甚有惠政”，也曾被李建成视为心腹；名臣韦挺，“太子遇之甚厚”；另外还有郑善国、李纲等，都受到李建成的优待。
那么，让我们看看这样一个人被许敬宗描绘成什么样了吧。《旧唐书·隐太子传》记：“（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高祖幸第问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
这段精彩的描述，丝毫不比武侠小说的盘肠大战逊色。在这里，除了把李建成描述成一个阴狠歹毒的人外，还将其描述成了一头猪。
这只是史书中一个小片段，还有一件事是，李建成给了李世民一匹根本已经站不起来的劣马，想摔死李世民。李世民这个打了半辈子仗的人骑上马时却还没有感觉出是一匹劣马，于是，在高祖眼皮子底下摔倒了。即使这件事是真的，那也是李世民在高祖面前做秀。
李建成真的就这样愚蠢和冷血吗？所有的事实已经证实这是胡编出来的。唐朝时小说还不发达，所以许敬宗编的这两个故事在当时可能会蒙住一群人，但现在，恐怕只能蒙住傻子。
史书上有确切记载，在李建成死后，其党徒散亡于民间。李世民费了很大的劲儿也没有捉到这些人，不是因为这些人神通广大，而是因为人们同情李建成，所以想办法将这些人藏到朝廷无法找到的地方。
贞观元年（627年），一直支持李建成的燕郡王李艺造反。不久，利州都督李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造反。
可见，李建成还是颇得人心的。
假设没有玄武门之变，这些大臣们会继续跟随李建成。李建成上台的第一件事必是轻徭役，这是肯定的，也是由当时的条件决定的。这些大臣们在李建成的领导下未尝不能创造出另一番大唐盛世，而这样的大唐盛世是真实的，因为是真正的准皇帝李建成创造的。
洞烛秦王之奸的李元吉
在李世民开疆扩域过程中，一直跟随他的齐王李元吉可谓洞烛其奸。
李元吉本是一介武夫，之所以与李建成走得很近，除了手足之情外，那就是因为李建成毫无心机，仁厚宽简，使得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李元吉觉得此人可交。被篡改过的《旧唐书》里说，李元吉也有夺太子之位的想法，但他却没有如李世民那样直接和李建成对抗，而是先和李建成联合杀李世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势力和号召力根本不可能与李世民相比，待杀掉李世民后，他再图李建成。这段篡改可以说没有一点逻辑。李建成本是忠厚老实之人，李元吉如果不是傻子自然就能想到下面这一招：杀掉李世民诬陷李建成。他杀李世民的机会多不胜数，常和李世民在外征战，在战场上，机会多的是，何必要招摇过市地和李建成联合呢？
假设李元吉是傻子，他也的确有篡太子之位的想法，作为武夫的傻子做事肯定是以武力来解决，他齐王府不是没有武功高超之人，况且他自己就是一员比李世民还要厉害出许多的猛将。他想杀李世民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从他和李建成来往频繁可以得知，他不是傻子，他懂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又从李建成被李世民射死后，他想把李世民勒死的表现来看，他和李建成的情谊之深厚毋庸赘言。那么，《旧唐书》何以要篡改关于李元吉的事情呢？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头脑简单的武夫太忠于李建成。而李世民早就在《旧唐书》上把李建成定义为不忠不义之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李元吉这样忠诚的朋友呢？
李世民的城府之深、诡计之多，让李元吉觉得跟这个二哥在一起很费脑筋，他清楚地知道李世民绝不是甘心当秦王的主儿。他跟李建成说，老二常和父皇来我府上，我的护军宇文宝武功了得，让他埋伏在我寝室，把老二干掉！
李建成急忙摇头：此事不可，你绝不要做！
李元吉大怒：我是为你好，看来我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
此事不久，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入围乌城。李建成便向李渊建议用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讨，李渊答应后，李建成又怕李元吉出事，便希望李世民的部下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与之同行。
李元吉趁势向高祖建议，将秦王手下的杜如晦、房玄龄赶走。高祖对李世民“广纳狡诈之人”的事也略知一二，便答应了。李元吉又道：“秦王狼子野心，若提防不得，请杀之！”
高祖回答：“诸大臣都认为他有平定四海之功，况且，他并无夺太子之位的行动，一旦杀了他，何以向天下人说？”
李元吉回答：“他出征时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
高祖不语，李元吉见此情形，怏怏而退。
适值李渊要避暑太和宫，按照惯例，李世民与李元吉要跟随。李元吉找到李建成道：“到了太和宫，当兴精兵袭取之。抓住他后置土窖中，只开一孔以通饮食。”
李建成还是没有同意。不久，李世民抢占先机，发动了玄武门兵变，李元吉与李建成被杀。李元吉虽然洞烛其奸，但却迟迟得不到下手的机会,结果自己反倒掉了脑袋。
而李世民却是一个只凭传言就杀人的人。
李世民的猛将李君羡，因促成了“便桥之盟”，所以李世民当着众臣夸奖道：“使皆如君羡者，虏何足忧！”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却在不久后被李世民杀掉了。早在贞观初，白日接连出现太白星，有太史占曰：“有女人要当皇帝。”其时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有一次，唐太宗大宴群臣，行酒令，各言小名，李君羡就把自己的小名“五娘子”说出来。李世民张着嘴半天没回过神来，好久，才阴笑着说道：“明明是一个男儿，怎么叫女孩子的名字？”又因为李君羡封地地名及其所辖的县名里都有“武”字，李世民觉得太史之占和谣言很可能要在这个李君羡身上应验。他当初想要杀李建成时也造了许多谣言，难道这个李君羡……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久，他把李君羡调到华州做刺史，又密令御史弹劾他。如他所愿，一份“李君羡与狂人为妖言，谋不轨”的奏书到了他面前，他马上下令斩之。
如果李建成有一点李世民的狠毒之心，李元吉根本就不用死了。李元吉临死前很可能后悔，遇到了李建成这样“老实”的笨蛋，不然，死的定会是李世民，而不是他。
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半点假设。但是因为抱着对李建成太大的遗憾与对李世民的不屑，不得不假设一番。从古至今，区分一个君主是否昏与明、庸与聩的标准似乎就是他的业绩。而这种业绩是留给后人的，也就是说，后人才有资格评价谁是明君谁是昏君。这后人里还分两种，一种是文人，一种是普通百姓。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朝代，百姓对上都所知甚少。对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封建社会来讲，百姓诉苦的时间要远大于他想要了解朝廷内部形势的时间。大唐虽然太平强盛，但跟老百姓没有太大关系。所谓太平，不过是收老百姓的税顺利一些；所谓强盛，不过是让境外的诸族臣服而已。
现在无法了解当时老百姓对李世民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样的了，即使有，恐怕也不能置于史书。况且，前面已经说了，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时间和心思去参加时政。所以，太平盛世之于老百姓，就是能有短暂的安生时间来过日子而已。
后世的老百姓会以“明君”二字评价李世民，因为他开创了太平盛世。而后世的文人却不这样看，他们在肯定太平盛世的同时还会对皇帝之位的来龙去脉进行理论。他们理论的结果就是李世民皇帝之位来路不明。在他们这里，“明君”二字已经去掉了“明”字。
在前面我们讲过，贞观之治的出现是高祖李渊奠定的基础和诸多名臣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假设是李建成当国，根据他的个性与品行，他自然也会将大唐带到太平强盛的境地中来，成为世人眼中的明君。
但他失败了，没有坐上本该是他坐的龙椅。因为他遇到了李世民，一个比他在心机上要高出许多、但在品德上要差很多的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