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获取华北后，各外国在华当局立即应允国民政府要求，任其对进出中国的有线及无线电报内容实施检查，实属极大失策。
仅就理论而言，赋予南京政府此种权力是理所应当的。尽管大多数电报都是发往上海的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但中国政府认为，这些地方毕竟都是中国土地，因而，对进出那里的电报实施检查乃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权力，若长期阻碍此种权力的施行，将导致主权受损。中国的这一司法主张确实正确无误。
但问题的症结是，大多数检查员都是不称职的政工人员，要不就是与高官们有裙带关系，他们中多半对新闻或宣传的价值一无所知。许多人对外语一窍不通，于是，新闻稿便不得不先译成中文，供这帮检查员审阅，由此而造成的延宕，实难容忍。这帮大爷们多数自成一统，南京政府那些头头们固然有能耐，却难得给出只言片语的指示。
国民党的小官们大多陶醉于新近到手的权力，不可一世到可笑地步。又因中国实行一党统治，至使褊狭盛行。一党制还导致各种卑鄙伎俩层出不穷，目的是遮掩累累罪恶。许多小官僚更是堕落到公然撒谎，企图让中国人民及境外各国政府相信，南京新政权的官员全是超人，个个能力卓绝，品德高尚，廉政不阿。若有谁胆敢道出真相，哪怕稍有非议，便被冠以“危害国家”或“叛国贼”的罪名。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与审查制度做了奋力抗争，但成果总难持久。我屡屡将审查员的恶行秘密呈报他，其中一些还被转呈蒋介石和蒋夫人。但要他们一而再地干预，不断惩戒或开除那些审查员，确实也勉为其难。故总体而言，邪恶长期存在。
不过，有一次宋子文倒是果断行事，从而顺利度过一场灾难。那是1932年1月，日本人轰炸了上海的闸北。开战当晚，电报局几个负责人告诉我，从午夜起，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员将进驻电报局。我立即打电话将此事告诉宋子文，恳求说:千万别让他们这么做。日本人的进攻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新闻， 电报线路已经爆掉了。报道这事的外国记者是没有一个会说中国坏话的。现在应该让新闻不停地发出去，不要去阻碍它，检查员来了只会拖延新闻的发送。别忘了，要是允许新闻检查员阻挠新闻电讯的发送，美国和欧洲的报纸就只好采纳日本的版本了。日本人正在夜以继日往外发新闻，数量惊人，而且不受中国人的检查。
当时及随后多年里，虹口有一条直通长崎的电报线，为日本人所有。该条线路按规定只能发日文电报，但实际上却什么文字都发。当然，中方的检查人员在此是遭禁止的，而日本陆军和海军都派员驻守，对往来电文作详细审查。
若碰上中方电检人员过分捕风捉影，过分愚蠢，实在无法打交道，我也常享受日方给予的特权，将我的新闻电讯通过这条线路发给《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休·拜厄斯，由他转发纽约。我多次光顾那里，但在1932年战事爆发期间，却决不踏足。
多年来，上海的电检人员行事无一定之规。美国记者发往纽约的无线电讯可以过关，英国记者发往伦敦的相同稿件却遭枪毙。电检人员也不想想，这条电讯只需从纽约再发一次，跨越大西洋，伦敦的报纸照样收到。更恼人的蠢行是，一些电讯稿明明已获军方电检人员通过，可以从北平或天津直发纽约，但若将其先发上海记者站，譬如我这种情况，则有可能遭上海电检人员截留。 后来，全国各地的电检人员开始自说自话，往新闻稿里添字。多加的字，照样收费。比如，若稿件里有“满洲国”字样，电检人员必添上“所谓满洲国政府”字样；若稿件提到“康德皇帝”，电检人员必提笔一改，变成“那个日本傀儡溥仪”。
让外国记者深感不便的是，中方电检人员长年隐身幕后，默默无闻。记者若想登门拜访，请教为何某些新闻不得报道，则永远不得其门而入。他们也从未向记者们颁布过规章制度。倘若真有正式条文存在的话，我们是一无所知的，只能懵然行事，被迫将电讯稿交给不知名的人，任由他们校订、删改、批准或枪毙。
情况堪称荒谬，然而，即便是宋子文和早已身心俱疲的总司令，对此也无能为力。这自然造成大量的新闻走私现象。我自己就无数次托轮船公司的可靠船员或朋友，将消息送到八百英里以南的香港；若没有南行的轮船，便以同样方式，将消息送往八百英里以北的大连，通过日本人的电报局拍发。
中方电检人员中，有一些无疑在领取日人津贴。一些电讯稿明明于中国有益，于日本有害，却遭到扣押。我已多次将证据呈交宋子文。但这家电报局的问题解决了，那家电报局又出现。记得上海的电检人员曾将南京政府一名部长的声明枪毙掉，而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要将其传播到海外的。但数小时后，他们却将另一篇稿子放行，那稿子是心怀不满、藏身沿海租界的军阀政客对南京政府的猛烈攻击。
在中国，负责新闻检查的部门，是南京政府某部。它拥有大权，可以对全体中国人民的言论、写作和行为进行“检查”。它与盖世太保相似，对思想实施控制，并自定规则，频繁剥夺记者使用电报的权力，没收和销毁报纸、杂志和书籍。对于冒犯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中国人，它可以下令逮捕和处死。对思想独立与写作独立的迫害，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要算对胡适博士的迫害。胡适博士后来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他常说，是《纽约时报》救了他的命，此话是恰如其分的。
1929年，胡博士任教于上海黄浦江口吴淞的一所小型大学(即中国公学，胡适任校长)。虽然他家在相对安全的公共租界，但大学却在华界。众所周知，胡博士的讲课内容及他在《新月》杂志的文章，让南京的众多高官恨之入骨。为此，他的中外友人纷纷劝他辞去大学教职，免得每天离开外国控制的地盘，在中方地盘长途行驶，冒着被南京当局手下逮捕的危险。但他对危险嗤之以鼻，继续尽他的职责，无所畏惧。
那时，胡博士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厕身全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行列。他从未加入国民党，获任驻美大使时，连党员也不是。他在大使一职上，一直待到1942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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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身处险境的最初征兆，是以下正式公文的颁布:
径启者:顷奉中央常会交下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来呈一件，内称:
案据职会属第三区党部呈称:“查属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决议案呈称市执行委员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令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案，附具理由:胡适借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等因，合亟缮呈钧会，祈查核转呈”，等情前来:
“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夫以胡适如是之悖谬，乃任之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其训育所被，尤多陷于腐旧荒怪之途。 为政府计，为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该会所请，不为无见。兹经职会第四十七次常会议决，准予转呈在案，理合备文呈称钧会，祈鉴核施行。”等因:
“查胡适年来言论确有不合，如最近《新月》杂志发表之《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按本党党义博大精深，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探讨，以期有所引申发明。惟胡适身居大学校长，不但误解党义，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正，以昭警戒。为此拟请贵府转饬教育部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事关党义，至希查核办理为荷。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院转饬教育部分别遵照办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部即便分别遵照办理，此令。
文告发布了，胡适也被召去听训，但他继续无视友辈的警告，终至被捕。他的危险极大，我也全情关注此案。及至听说他已被秘密判处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马上写了一篇电讯稿，对此案作了概述，然后托人带往香港，再发往纽约。
我还告诉时报，拯救这个伟人及好人的唯一方法，是在时报上发表社论，对迫害行为作强烈谴责，然后通过电报将社论发给我，授权我不惜财力物力，设法让远东的所有报刊将此篇社论刊出。
以下是1929年8月3日《纽约时报》的社论:
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正因如此，国民党对他的抨击，及要求对他作出惩戒的举动，意义非比寻常。他本是一个哲学家，杰出，富有勇气，思想及言辞坦诚，大部分时候超然于政治之上。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他只兢兢于使中国人的思想及教育体系现代化。他之受到谴责，非关个人有政治野心，只因他敢于直抒胸臆，指出国民党治下之中国，并非如该党向外部世界所描绘的那样，纯然是一片玫瑰色。对那些打着已故孙逸仙博士之名的经济理论，他特别质疑了其正确性。他之有罪，不是罪在见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
胡适先生的友辈中，许多仍在他的求学之地美国，对于他至今没有倒在国民党独裁者的枪口下，常感惊奇。l927年回国后不久，面对主宰一切的排外主义，胡适便充满勇气，敢于放言，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作比较，坚持认为，横遭抨击的西方物质文明中，其所蕴含的精神性，比之肮脏、残暴、极端漠视人类生命及充满宿命论的东方“精神”文明，要远胜一筹。胡适的真话，对于这一精心塑造的东方假象来说，无异于叛国之举。
去年冬天，他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在为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的书作序时，他呼吁中国人民停止自欺，直面现实，称改革乃必由之路，而且必须发端于内部。他谴责政客的腐败和低效，否认中国之灾祸全因国外“帝国主义”而起的流行理论。这些文章招来憎恨，不仅因其真，更因他没有“参与游戏”，去粉刷中国的弱点，将所有一切怪罪到外国人身上。
中国企图指逼外国记者沉默，已经够恶劣了。而当他们企图惩罚一个自己人，便不禁令人害怕，不知这种褊狭何时到头。要知道，这个受迫害者对当代中国所作的贡献，将被永远牢记，而迫害他的人，将早早被人遗忘。若受害人只是一介政客，此事作为地方性事件，或许可以接受。若此人只是寻衅闹事，鉴于当前局势动荡，此举或许也可解释得通。但是，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在胡适冒险对国人道出实情时，他的声音，应该是去倾听，而不是去压制。
我将这篇社论，在远东广为散发。社论的英文版被送给上海的所有英文报刊，并通过无线电报发往北平、天津、汉口、南京、广东和香港。英文版还通过有线电报发往日本和菲律宾的所有英文报刊。中文版则通过快递、邮寄、无线电报发给了中国的所有中文报，并发往曼谷、马尼拉、爪哇和新加坡。日文版则通过有线电报发往日本十几家最具影响力的日报。
四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继续讲学写作。他对国民党的批判，未有丝毫减弱。此事发生后，南京政府里想将我驱逐的一伙人，对我更是喜欢不起来了。 （【美】哈雷特·阿班着 杨植峰译；摘自《民国采访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