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派来的刺客
刺杀希特勒，机会还是很多的。出席各种公开场合的活动是这一刺杀对象的例行公事，而在这些场合有大量的群众足以制造混乱局面，他可以乘机逃走。
刺客之一，莫里斯·巴瓦德，1916年出生于瑞士。他的家庭是虔诚的中产阶级天主教徒家庭，他是家里7个孩子中的长子，接受的是正统学校教育。1935年春天，他在圣伊兰法国神学院进行了为期4年的学习。据当时的同学回忆，巴瓦德冷静、敏感、智力平平、倾向于神秘主义，有一个人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就是马塞尔·格博海。格博海是个智力超群、极具性格魅力的人，同时是个幻想家。他们曾组建过一个名为“求知会”的学生组织，并在组织中激烈地讨论世界大事，包括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是阿道夫·希特勒是危害人类的最大祸害。两人在一个问题上意见是统一，那就是除掉希特勒。
1938年夏天，巴瓦德阅读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开始学习德语。他的计划是通过伪装成一个充满激情的纳粹党员来接近希特勒。就在那年下半年，他把这一计划变成了现实。
他先搭火车去了瑞士的巴塞尔，在那里买了一把6.35毫米口径的手枪和一些子弹，然后到达柏林，勘查政府所在区域，并在树丛中练习枪法。偶然间，他遇见一位老警察，得到这样的提醒（完全是无意的）：虽然根本不可能和希特勒面对面接触，但能靠近希特勒的最好机会是11月8日和9日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啤酒馆政变纪念活动。
巴瓦德的计划正在一步步进行着。lO月30日，他来到了慕尼黑，到能俯看队伍行进的一个临时看台上找了个合适的座位。几经周折，假装成一名瑞士记者最终获得了一张免费入场券。庆典开始前最后几天，他按照队伍行进的路线往复来回，反覆思量每一步计划。他准备选择一个有利位置，可以直接冲上街去近距离击毙希特勒，然后乘乱回到看台。
11月9日上午，他早早来到看台，在前排找了一个座位。即便他穿着外套，他还是感受到那装满子弹的手枪传递过来的阵阵寒意。几个小时后，游行就要开始了。
游行是为了纪念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希特勒前一晚在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对老兵的演讲正式拉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啤酒馆政变正是发生在此地。第二天中午刚过，队伍就沿着原来的行进路线开始游行。沾着1923年政变中牺牲者鲜血、象征“血的代价”的纳粹卐字旗后紧跟着两排纳粹党元老级领袖，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他们10个人一排，并肩行走。他们后面是不计其数穿着制服的游行者沿着预定路线缓慢前行，从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一直到陆军元帅府，当年啤酒馆政变被血腥镇压的地方。
基于以前的经验，聚集在这儿看热闹的人们十分清楚队伍行进的路线和祭拜过程。所以沿线几个重要位置上聚集的人特别多。巴瓦德选择的位置相当好。他站在圣灵教堂不远处，这是行进路线的一个关键位置。他看到前排队伍正慢慢靠近，看到了希特勒，开始从口袋里掏出武器，准备开枪。但是周围的群众越来越兴奋，他们都举起了右臂，一时间挡住了目标。他试着寻找时机，但保镖紧紧围在希特勒的两边，因此巴瓦德不能近距离开枪。四周的人群，纳粹冲锋队护卫，还有不断移动的行进队伍，使他找不到机会开枪。他曾一度想要冲进游行队伍，但他害怕还没离开看台之前就被中途拦截。他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队伍继续穿过讲坛转弯走到玛丽恩广场。机会就这样稍纵即逝了。如同历史一样，希特勒背对着巴瓦德慢慢转过身去了。
虽然此次行动失败了，但巴瓦德还在继续寻找机会。当天下午，他回到了饭店，亲手伪造了一封法国前总理写给希特勒的介绍信。第二天早上，他带着这封信，揣着一把上膛的手枪，又一次出发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他于黄昏时分到达，在萨尔茨堡山的山脚下被最外面的哨兵拦下盘问。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信，声称要亲自交给元首。门卫告诉他，他是不准入内的，希特勒也不在住所。巴瓦德当天晚上又回到了慕尼黑。
第二天，他又尝试了一次，这次他用打字机伪造了一封法国民族领袖皮埃尔·泰坦热的信。11月12日的早晨，他带着信来到纳粹党在慕尼黑的总部，并再次要求与希特勒见面。楼里的一位纳粹官员告诉他，想要谒见希特勒根本不可能，他建议将信交由他转交给希特勒或是通过邮局寄出。
这时，巴瓦德逐渐绝望了。他的钱快要花光了，然而却一直未能接触到希特勒。就在当天下午，他登上了去比绍夫斯维森的火车。比绍夫斯维森靠近贝希特斯加登，他准备到达比绍夫斯维森后步行十几公里去希特勒的住所。然而，等他到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知道当晚他肯定去不了。巴瓦德觉得，种种境遇都逼迫他放弃这一“神圣”使命。回家途中，因为没钱买票，他被移交给铁路警察，然后又被交给了当地的盖世太保。他的枪引起了怀疑，于是警察对巴瓦德进行了深入盘问，很快发现了他的真实意图。1939年2月，他被送往柏林，正式以蓄意刺杀国家元首被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