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危机看中国未来前景
辛亥革命终结了二千年的封建王朝，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循环。然而，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号称国父的孙中山精心组织和策划的十多次起义无关，反而是湖北武昌偶然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而武昌首义只所以能够成功，与四川掀起的保路运动密不可分。清政府为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而派湖北新军入川，削弱了新军的力量，从而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更打击了清政府的合法性，彻底动摇了清政府的摇摇欲坠的根基。然而，保路运动真相如何，对今天的历史意义又是什么？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之后，痛定思痛的清政府开始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改革，其力度远超“戊戌变法”，史称“清末新政”。其中大力兴建铁路是振兴国策之一。当时的中国，铁路主要控制在世界上各个列强手中。在这种背景下，修建铁路的模式主要有二种：一是民间商办。二是国有、借款兴办。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上书，提出四川民间集资建设铁路的方案。另外一位重臣张之洞也表示支持。随后再次亲政的光绪皇帝下诏成立商部，铁路商办成为国策。 1905年，川汉铁路正式开始募股集资。也就在这个时候，张之洞通过艰苦的谈判和高价从美国人手中赎回了粤汉铁路，并交给湘、鄂、粤三省分段建设。此时有具体商务和洋务经验、身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的盛宣怀反对民间商办，主张铁路国有、借外债筑路的方法。认为中国商人既无大（实）力，又无远识，是不可依靠的。但在当时，国人对外债深恶痛绝，更认为铁路利润极高，肥水不流外人田。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的主张被否决。然而，事实是无情的，1907年，根据各省的调查报告，铁路商办以来，各地官绅都不能统筹全局，经常内斗，再加上缺乏人才、缺乏监督，许多集资被挪用、炒股甚至浪费、贪污，象湘、鄂则是集款无着。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全国已有十三家商办铁路公司，清政府确立商办国策已有三年，却仅仅修建了不到100里的铁路。铁路建设进展甚微。这个时候，张之洞也不得不重新思考盛宣怀的主张。而且发现，世界上后起的国家如俄罗斯、德国、日本都曾走过商办的弯路，在失败之后，最终重走铁路收归国有借款修建的道路。而引发保路风潮、总投资达七千万两白银的川汉铁路，才募集了1700万两。铁路也在修了十余里之后就停止(1898年和比利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修建的长达 1209公里的卢汉铁路9年完工)。面对这种情形，张之洞包括清政府都幡然醒悟，铁路国有、借款修路成为共识。然而，张之洞在与英、法、德、美（张之洞就是花巨额代价从美国手中赎回的）四国协商借款之时，遇到全国性的抗议风潮，抗议者甚至到北京示威绝食抗议。一生自信、孤傲的张之洞在愤懑和一片毁誉之中无奈离世。此后清政府重新启用盛宣怀，继续借款修路。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并借外债建设。在盛宣怀的主导下，同年5月，最终签订了四国借款协议。用于抵押的也不是路权，而是湖南、广东等省的盐税。从现在的目光看，这个协议是一个十分单纯的商务协议，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相反贷款条件十分的优惠，可称优惠条约，利国利民，盛宣怀称十年就可收回成本。然而，几年间毫无进展的川汉铁路，一个预计五年完成的铁路却要费时一百年，而且还发生投机上海股票失利丑闻的四川，却闻声而动，从上到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盛宣怀也被痛斥为卖国贼，条约也被指卖国条约。长江流域也爆发集会，号召罢市、罢课，抗租抗税。连铁路款都筹集不上的湖南，保路运动居然也如火如荼。而当时主流的观点是：铁路收归国有，四川就亡了，中国就亡了。而缺乏政治经验的盛宣怀自以为正义在手，不知安抚和说服，对反对的声音严辞拒绝。清政府也全力镇压，派湖北新军火速入川，9月酿成成都血案。结果不到一个月，革命军湖北武昌起义，各地的保路会积极响应，清政府至此走入历史。然而，历史很快又给中国开了个玩笑。一年后，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却完全承袭了盛宣怀的建路模式，以商谈的方式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以国外借款式方式建设。然而，此时没有人称孙中山为卖国贼，更没有人认为四川亡，中国亡。
回顾这段历史，十分令人扼腕和惊醒。中国做为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国家，其国情之复杂、行事之艰难难以言说。精英与大众的差距与冲突时时存在。再加上西方列强对中国向来居心叵测(小小的比利时都可以强压中国签订不平等的借款合同，美国手中的粤汉铁路筑路权之所以能够被收回，一是美国违反不得转让股权的合同规定，把股票暗中卖给比利时银行。二是中国付出五百多万美元赎回了合同)。因此在中国，不仅要做正确的事情，还要选择正确的时机，更要选择正确的政治力量，同时还要能够应付来自西方的干预（西方以各种理由对中国事务的干预从1840年起至今天，从未终止过。2008年东西方冲突就是一例）。本来，面对这种种冲突，清政府只要对社会有足够的控制力，自然可以强行推行。等到几年正面效果显现，民众自然会接受。当年农村包产到户，由于文革和极左的影响，许多地方抵制，但依靠中共强有力的动员和实际效果，几年间顺利推广。而彼时的清政府由于接连发生重大失误和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其合法性已经非常脆弱，对社会的控制力全面衰竭。因此，虽然是一件正确利国利民的事件，却居然成了埋葬清政府的导火索。就是在今天，如果不选择一个正确的时机，同样会导致严重后果。1988年，中国决定进行价格改革闯关，结果引发全国性的抢购风潮，形成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唯一一次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政治危机，这实是89年事件的根源之一。）89年下半年，改革以治理整顿的方式停顿三年。然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启改革时，价格改革却水到渠成，不落痕迹、波澜不惊的顺利完成。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短短三十年，在这样的国情下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堪称奇迹中的奇迹，怎样赞誉都不为过(其实张之洞死不瞑目的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十年就凭自己的力量连接完成。中东路由清政府被迫以秘约的方式出卖给俄国，此后，张学良和国民政府收回的努力都以惨败而告终，甚至二战胜利后的中国世界五大国之一的地位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三年就彻底收回了中东路。清朝、中华民国与新中国的制度优劣对比之悬殊可见一斑)。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中国社会目前积累的问题也相当严重。因此关于中国的前景全球也有着不同的判断。比较典型的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必然导致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即“多党、普选和三权分立”。依本人之见，中国出现西方民主化将是最不可能的结果，如果出现也将是最坏的结果。决定中国前途的因素取决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目前中国唯一的政治力量中共有着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调整能力。可以有效解决中国出现的问题。而中国的政治传统就在于执政的有效性是合法性的根源。
二是中国在积累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出现了中产阶级和利益集团。特别与众不同的是，这个社会最庞大的集团，利益完全与中共捆绑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产阶级都是最为保守和企图稳定的，绝不是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中国会发生渐进式的全面进步，各方呈现虽然不满但仍可接受的妥协，但绝不会发生打翻桌子的情形出现。
三是中共成功的把中国利益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利益捆绑在一起，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还是美国消费品的主要供应国。双方也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美国根本无法承受中国的巨大变动和不确定性造成的冲击。2007年年初，一向与国际金融市场无任何联系的中国股票突然无预兆大跌。令人出奇的是，全球居然随后狂跌不已，美国甚至出现“9.11”之后最大跌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更是大幅超跌10%。更不可思议的是，当中国回升之后，其他国家仍然处于跌势之中。今日中国和当年冷战时苏联不同，苏联自成体系，崩溃后对西方影响不大。而今日中国，整个世界都无法承受中国的任何风吹草动。
可以说，无论是中共本身，还是国内各利益集团以及国际环境，都已经决定了中国未来的走向。比较合理的推测是走向新加坡模式，有选举但 未必有轮替。中国出现民主化（多党、普选和三权分立）只有一个可能，中共丧失了对中国社会的有效控制。而这个时候，也就是中国可能崩溃的一刻。历史终将如何， 不妨试目以待。
注：本文史料引自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
辛亥革命终结了二千年的封建王朝，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循环。然而，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号称国父的孙中山精心组织和策划的十多次起义无关，反而是湖北武昌偶然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而武昌首义只所以能够成功，与四川掀起的保路运动密不可分。清政府为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而派湖北新军入川，削弱了新军的力量，从而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更打击了清政府的合法性，彻底动摇了清政府的摇摇欲坠的根基。然而，保路运动真相如何，对今天的历史意义又是什么？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之后，痛定思痛的清政府开始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改革，其力度远超“戊戌变法”，史称“清末新政”。其中大力兴建铁路是振兴国策之一。当时的中国，铁路主要控制在世界上各个列强手中。在这种背景下，修建铁路的模式主要有二种：一是民间商办。二是国有、借款兴办。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上书，提出四川民间集资建设铁路的方案。另外一位重臣张之洞也表示支持。随后再次亲政的光绪皇帝下诏成立商部，铁路商办成为国策。 1905年，川汉铁路正式开始募股集资。也就在这个时候，张之洞通过艰苦的谈判和高价从美国人手中赎回了粤汉铁路，并交给湘、鄂、粤三省分段建设。此时有具体商务和洋务经验、身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的盛宣怀反对民间商办，主张铁路国有、借外债筑路的方法。认为中国商人既无大（实）力，又无远识，是不可依靠的。但在当时，国人对外债深恶痛绝，更认为铁路利润极高，肥水不流外人田。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的主张被否决。然而，事实是无情的，1907年，根据各省的调查报告，铁路商办以来，各地官绅都不能统筹全局，经常内斗，再加上缺乏人才、缺乏监督，许多集资被挪用、炒股甚至浪费、贪污，象湘、鄂则是集款无着。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全国已有十三家商办铁路公司，清政府确立商办国策已有三年，却仅仅修建了不到100里的铁路。铁路建设进展甚微。这个时候，张之洞也不得不重新思考盛宣怀的主张。而且发现，世界上后起的国家如俄罗斯、德国、日本都曾走过商办的弯路，在失败之后，最终重走铁路收归国有借款修建的道路。而引发保路风潮、总投资达七千万两白银的川汉铁路，才募集了1700万两。铁路也在修了十余里之后就停止(1898年和比利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修建的长达 1209公里的卢汉铁路9年完工)。面对这种情形，张之洞包括清政府都幡然醒悟，铁路国有、借款修路成为共识。然而，张之洞在与英、法、德、美（张之洞就是花巨额代价从美国手中赎回的）四国协商借款之时，遇到全国性的抗议风潮，抗议者甚至到北京示威绝食抗议。一生自信、孤傲的张之洞在愤懑和一片毁誉之中无奈离世。此后清政府重新启用盛宣怀，继续借款修路。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并借外债建设。在盛宣怀的主导下，同年5月，最终签订了四国借款协议。用于抵押的也不是路权，而是湖南、广东等省的盐税。从现在的目光看，这个协议是一个十分单纯的商务协议，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相反贷款条件十分的优惠，可称优惠条约，利国利民，盛宣怀称十年就可收回成本。然而，几年间毫无进展的川汉铁路，一个预计五年完成的铁路却要费时一百年，而且还发生投机上海股票失利丑闻的四川，却闻声而动，从上到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盛宣怀也被痛斥为卖国贼，条约也被指卖国条约。长江流域也爆发集会，号召罢市、罢课，抗租抗税。连铁路款都筹集不上的湖南，保路运动居然也如火如荼。而当时主流的观点是：铁路收归国有，四川就亡了，中国就亡了。而缺乏政治经验的盛宣怀自以为正义在手，不知安抚和说服，对反对的声音严辞拒绝。清政府也全力镇压，派湖北新军火速入川，9月酿成成都血案。结果不到一个月，革命军湖北武昌起义，各地的保路会积极响应，清政府至此走入历史。然而，历史很快又给中国开了个玩笑。一年后，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却完全承袭了盛宣怀的建路模式，以商谈的方式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以国外借款式方式建设。然而，此时没有人称孙中山为卖国贼，更没有人认为四川亡，中国亡。
回顾这段历史，十分令人扼腕和惊醒。中国做为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国家，其国情之复杂、行事之艰难难以言说。精英与大众的差距与冲突时时存在。再加上西方列强对中国向来居心叵测(小小的比利时都可以强压中国签订不平等的借款合同，美国手中的粤汉铁路筑路权之所以能够被收回，一是美国违反不得转让股权的合同规定，把股票暗中卖给比利时银行。二是中国付出五百多万美元赎回了合同)。因此在中国，不仅要做正确的事情，还要选择正确的时机，更要选择正确的政治力量，同时还要能够应付来自西方的干预（西方以各种理由对中国事务的干预从1840年起至今天，从未终止过。2008年东西方冲突就是一例）。本来，面对这种种冲突，清政府只要对社会有足够的控制力，自然可以强行推行。等到几年正面效果显现，民众自然会接受。当年农村包产到户，由于文革和极左的影响，许多地方抵制，但依靠中共强有力的动员和实际效果，几年间顺利推广。而彼时的清政府由于接连发生重大失误和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其合法性已经非常脆弱，对社会的控制力全面衰竭。因此，虽然是一件正确利国利民的事件，却居然成了埋葬清政府的导火索。就是在今天，如果不选择一个正确的时机，同样会导致严重后果。1988年，中国决定进行价格改革闯关，结果引发全国性的抢购风潮，形成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唯一一次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政治危机，这实是89年事件的根源之一。）89年下半年，改革以治理整顿的方式停顿三年。然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启改革时，价格改革却水到渠成，不落痕迹、波澜不惊的顺利完成。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短短三十年，在这样的国情下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堪称奇迹中的奇迹，怎样赞誉都不为过(其实张之洞死不瞑目的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十年就凭自己的力量连接完成。中东路由清政府被迫以秘约的方式出卖给俄国，此后，张学良和国民政府收回的努力都以惨败而告终，甚至二战胜利后的中国世界五大国之一的地位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三年就彻底收回了中东路。清朝、中华民国与新中国的制度优劣对比之悬殊可见一斑)。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中国社会目前积累的问题也相当严重。因此关于中国的前景全球也有着不同的判断。比较典型的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必然导致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即“多党、普选和三权分立”。依本人之见，中国出现西方民主化将是最不可能的结果，如果出现也将是最坏的结果。决定中国前途的因素取决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目前中国唯一的政治力量中共有着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调整能力。可以有效解决中国出现的问题。而中国的政治传统就在于执政的有效性是合法性的根源。
二是中国在积累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出现了中产阶级和利益集团。特别与众不同的是，这个社会最庞大的集团，利益完全与中共捆绑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产阶级都是最为保守和企图稳定的，绝不是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中国会发生渐进式的全面进步，各方呈现虽然不满但仍可接受的妥协，但绝不会发生打翻桌子的情形出现。
三是中共成功的把中国利益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利益捆绑在一起，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还是美国消费品的主要供应国。双方也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美国根本无法承受中国的巨大变动和不确定性造成的冲击。2007年年初，一向与国际金融市场无任何联系的中国股票突然无预兆大跌。令人出奇的是，全球居然随后狂跌不已，美国甚至出现“9.11”之后最大跌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更是大幅超跌10%。更不可思议的是，当中国回升之后，其他国家仍然处于跌势之中。今日中国和当年冷战时苏联不同，苏联自成体系，崩溃后对西方影响不大。而今日中国，整个世界都无法承受中国的任何风吹草动。
可以说，无论是中共本身，还是国内各利益集团以及国际环境，都已经决定了中国未来的走向。比较合理的推测是走向新加坡模式，有选举但 未必有轮替。中国出现民主化（多党、普选和三权分立）只有一个可能，中共丧失了对中国社会的有效控制。而这个时候，也就是中国可能崩溃的一刻。历史终将如何， 不妨试目以待。
注：本文史料引自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