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历史上的宗藩关系影响着韩国、朝鲜人的心理。1935年2月《外交部公报》称:朝鲜国内的老年文士仍然仰慕中国，喜欢中国人，皆称中国为大国，中年士子赞成日本政治，现在也多赞成蒋介石的办事能力，称为伟人。他们对中国态度温顺，而青年学子则不仅骂日本人，也爱欺负华人。
1918年，曾任翰林院编修的严范孙取道朝鲜经日本去美国考察教育。在朝鲜的中国领事馆里，他听人讲述闵妃被杀的经过，他认为闵妃是因为向来亲近中国而遭到日本人嫉恨而亡的，就想参观一下闵妃陵，可是不巧遇雨，道路难行，车夫不愿前往，不得不作罢。于是这位南开校父在他的《杂感》诗中有感而发：鸭绿江边春水愁，凤凰城外暮云羞；回头三十年前事，亲见藩臣拜冕旒。细细品味，诗中对韩国兴亡的感慨中，还带有解不开的亡藩旧主的情怀。这也是1945年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提起朝鲜，或多或少都有的情怀。
古代的东亚地区，中国号称是“天下之宗主”，中国中心观盛行一时，虽然对周边国家也有关注，但皆视为蛮夷之地，一般在史书的“四夷传”中简略提及。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天朝上国人”对域外的好奇心而已。各朝各代随也有专门介绍海外奇珍异物的书，但往往流于荒诞，描述中总出现传说的地名和事物。
古代中国史籍称朝鲜为“东夷”，意即东边的弓箭手，《史记》中有《朝鲜列传》。但像宋朝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这样严谨的朝鲜著作少之又少。总起来说中国对周边国家的了解远不如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李朝之后朝鲜的知识分子几乎完全接受中国儒家教育，对于中国的历史沿革，古今风物，山川地理，英雄人物了解甚丰。所以朝鲜被日本吞并之时，戴季陶说“韩国者，吾国三千年之属国也，其地则属吾国疆域，其人则与吾国同族，其文字则吾国之国风，其政治风俗则吾国之遗范”。
到了近代，在西方殖民势力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华秩序逐渐崩溃，周边原来的“朝贡国”纷纷沦为列强的势力范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来眼中的那些“边陲小国”了。过去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才正式独立，但是离开宗主国不到15年就被日本吞并，变成了殖民地。不管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从历史渊源上来说，朝鲜的兴亡自然会引起中国人的高度重视。在当时的国际形式下，中国同样面临亡国的危险，与周边国家命运相联，中国的知识分子既希望能够将朝鲜、越南等国沦亡的历史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激发中国人奋发图强的斗志，又因为积习已久的大国心态，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忘不了过去“中央王国”的荣耀。
同样的历史烙印也影响着韩国人，特别是1910年韩国被日本吞并后，很多韩国独立运动人士都流亡到中国，希望借助两国间的传统关系，鼓励中国人援助韩国的独立运动，于是中国人的旧主情怀也就更加膨胀，试图承担天下的责任，重塑中国扶弱济贫，匡复正义，主持公道的大国形象，但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早在1895年韩国就兴起了“去中国化”的运动（参见3期《脱离中央王国》），1945年之后，美苏出兵占领了朝鲜半岛，朝鲜最终分裂为南北两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的“旧主情怀”碰到了现实的困境，走到了尽头。
外交上的藩属痕迹
李朝《宣祖实录》中说：“我国自箕子受封之后，历代皆视为内服，汉时置四郡，唐增置扶余郡。至于大明，以八道郡县，皆隶于辽东，衣冠文物，一从华制，委国王御宝以治事”，但是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和中国清政府势力的衰弱，中国与朝鲜之间传统的朝贡关系遭到了冲。这种破坏始自1866年法国舰队侵略朝鲜的“丙寅洋扰”，继之有1871年美国舰队侵略的“辛未洋扰”。1876年2月，日本强迫高宗政府签订《朝日修好条规》，试图通过近代条约的形式公开否定中朝两国之间传统的朝贡关系。
面对列强咄咄逼人的侵略威胁，清政府不得不改变传统朝贡关系时代的对朝政策，试图通过控制与干涉朝鲜王朝内政外交事务，来进一步加强传统朝贡关系，并维护中国东北边境的安全。1882年，李鸿章促成了《朝美条约》的签订，并出兵镇压发生于朝鲜首都的“壬午军乱”。同年陈奏使赵宁夏一行，在天津向李鸿章提交了高宗的咨文，内称：“窃小邦向不谙外务，而各国换约在前，一切交涉商办事件，茫然不知下手，烦请贵大臣酌量小邦应行时宜，代聘贤明练达之士，迨兹东来，随事指导。”后李鸿章派马相伯担任朝鲜外交通商事务顾问，1884年马相伯回国后建议应早决定政策“或听其自主，中国脱离关系；或实行干涉，派干练钦差大臣，率兵前往，作有力的指导，高丽始有挽救的希望。”李鸿章却表示 “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 ，既不肯放弃传统朝贡关系，又不肯完全接受近代条约关系体制，“一个外交两种体制”正是清对朝鲜政策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与弊病。
1895年《马关条约》中，战败的中国不得不承认朝鲜为独立之国，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朝鲜沦亡之始。到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朝鲜而大动干戈之时，灭亡更成为了朝鲜的宿命，梁启超在日俄大战之时就写出了《朝鲜亡国史略》。朝鲜亡国让中国人大受刺激，梁启超1910年又写了《朝鲜灭亡之原因》，李芝圃1911年写了《朝鲜亡国史》。
1896年，朝鲜国王欲与清朝订立条约，派使驻在北京。朝鲜官员朴台荣奉命与唐绍仪会谈，朴台荣提出“韩为华属，历有可考，今为强邻逼为自主独立，实出无奈，想中朝必不以我国为责，今既废旧章，亦不可不修新约修”。唐以朝鲜国王尚在俄国使馆为由，称“假宫于他国使馆，何能称独立之主”，唐绍仪与前来交涉的朝鲜官员赵秉稷在会谈中，涉及问题的核心。赵问：“不修条约，岂非不认朝鲜为自主乎？”唐称：“鄙见修约与认为自主事属两歧，不得并论。”唐绍仪想“认为自主，不过勿行旧章。若互换条约，则是视为平行之国矣，安得紊而一之。”也就是说，尽管清朝已认定朝鲜是自主之邦，但还不是平行之国。旧日藩属的痕迹，一时仍难以在其心中抹去。当时的总理衙门也认为“惟朝鲜久为我朝藩属”不可以把它与其他国家一般看待，想通过仅仅修订通商章程，设立领事，不立条约，不派遣使臣，不递交国书的形式，以存属国之实。
根据朝贡关系的原则，朝鲜国王只能称“王”而不得称“皇”。但是1897年高宗称帝，在朝鲜的唐绍仪觉得这是朝鲜的妄自尊大的表现。但是木已成舟，中国和朝鲜的外交关系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898年，清政府派遣徐寿朋为驻扎大韩帝国的钦差大臣，递交了国书。所持国书中写道：“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韩国大皇帝好……”算是正式承认朝鲜独立，对两国的传统关系，表述的含混笼统“我两国同在亚洲，水陆紧连，数百年来，休戚相关，无分彼已，凡可扶助之事，则竭心力，以奠安贵国，典籍俱存，无烦缕述……远怀旧好，近察时限，辅车唇齿之义，尤当共切讲求”。从此，传统的宗藩关系在外交上就被表述为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友好关系。
与韩国订立条约后，第一任驻韩公使徐寿朋说：“韩国昔为藩属，今作友邦。时势迁移，莫可回挽。盱衡往事，良用慨然。”言辞中虽流露出昔日旧主不心甘的感慨，但无奈只能以“友邦”相交了。但旧主的记忆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文章中毫无消亡的迹象。
怒韩与哀韩
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潘宗礼回国途中经过仁川，目睹朝鲜人受辱惨状，又闻韩国爱国大臣闵泳涣被日本人剖腹惨死事，并阅其遗书，大为悲痛：“日人尝以保全中韩领土为言，观于今日之韩，可以知其待我之心矣!唇亡齿寒，国将危!失今不图，后将安?!”其极度悲愤，蹈海而逝。
如果说潘宗礼以极端的方式表现了对韩国的关注，那《进化报》上的文章则大体可以表现中国普通知识分子对韩亡国那种很复杂的感情。1907年《进化报》第187号上刊登了一篇《游韩客述》的文章，作者署名“绪星斋”，文章中提到一位朋友讲述他在韩国居住七八年的观感，觉得韩国朝野上下空言变法而一事无成，最后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思之痛心，说着说着竟咧着大嘴哭起来啦”。随后195号刊登了《驳游韩客述》的文章，说自己读到绪星斋的文章，“还没看完，觉得心里一堵，眼前一黑，手里的报纸，不知飞落到什么地方，待了很大功夫方才哭出来。但是哭过之后，又觉得大可不必，反而大笑。因为韩国灭亡是自找的，怨不得谁来，谁叫他不自强呢？韩国已然这样，大概永辈也翻不过身来，哭也枉然。怒韩不争之意没有比陈独秀表达的更强烈的了，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他说“朝鲜地小人懒，古为人属，君臣贪残，宇内无比。”
对于日本吞并韩国，1910年1月7日《中国公报》上的文章说“忍见藩服之泯亡而不能匡救，至今三韩全境解事他人”，梁启超感叹说，各国舆论默认日本的行径，“所恻然痛伤，不能自己者，宜惟有亡藩之旧主耳”。大约在1919年，郭沫若写成小说《牧羊哀话》，在书中表示不愿在朝鲜这块“断肠地方，伤心国土”久留。1937年毛泽东在黄帝陵的祭文中写道：“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仍言丧失藩属之痛。
韩亡给中国人敲响了警钟，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从中国来寻找韩国灭亡的原因，戴季陶说“韩国之存亡问题，即吾国国权之消长问题，亦即吾国实力之增减问题”。梁启超也承认韩国灭亡本是中国衰落、四夷不守的结果。史学家向达也认为：“朝鲜之于吾国，若影之随行，吾国文化之升降变迁，亦即朝鲜文化之升降变迁”。 认为朝鲜之亡，“我国应负其一部之责”。
大体与马相伯相同，梁启超也认为是清朝对藩属关系的处理不当。在梁启超看来，清政府最大的失误是不明国际法上对于属国之权力，让朝鲜与外国缔结条约，不仅授日本以口实，而且外国人也逐渐认为朝鲜是独立之国，我国错失保护朝鲜之资格。《天津条约》使朝鲜立于中日共同保护之下。最终被迫在《马关条约》中彻底放弃朝鲜。梁启超认可废藩主张，认为在之前中国本来有能力把朝鲜变成中国的郡县，如果这样，便可永绝祸机，可惜李鸿章坐失良机，梁启超在诗中这样写道：势逼成争郑，谋疏失县陈，六州谁铸错，愁绝问苍穹。
解放韩国的“义务”
1921年8月，蔡元培等人到美国檀香山参加太平洋协会发起的太平洋教育会议，在韩国代表招待各国代表的宴会上，蔡元培发表演说，为中国在大韩帝国灭亡当时未能帮助而向其致歉。他也希望韩国能够取得独立，但是他指出的是文化的道路，以为韩国“要达到民族自决的目的，速创造文化”。但是纵然韩国能出几个诺贝尔获奖者，日本就能因此而让韩国独立吗？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了“大韩帝国”后，众多韩国人被迫流亡中国。从他们踏上中国国土的那一刻起，中国就成了韩国独立运动的坚强后盾和基地。韩国人先后组织过三个临时政府：海参崴的大韩民国议会政府、汉城政府、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三个临时政府的重要成员有些是重叠的，前面两个差不多仅为一虚拟的名义，最后还是落实在环境最适合的上海临时政府。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就曾明确表示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并准备对其给予物质援助。 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接见韩国临时政府代表申圭植时说，“中韩两国，同文同种，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远的历史关系，辅车相倚，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正如西方之英美。”“对于韩国复国运动，中国应有援助的义务，自不待言。”孙中山逝世后，国共两党均曾秉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极力援助韩国独立运动。
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发表《为援助韩国革命致全国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通电》，“（韩国）向隶中国藩属，考之典籍，其血统相传，犹是殷商裔胃，实为吾华族之一支，其政教所出，多沿汉唐规制，显系我邦文化之流派，化之礼仪，应与吾人深相结纳，共存共荣，庶可光耀前庥，为炎黄子孙延不绝之生命放一异彩”。 1937年发表在《地理教育》上的一篇《日本铁蹄下之朝鲜》的文章感慨“鲜人吾族之螟蛉，我人岂可漠不关心，而令其长沦异域，受人虐待呼？”
1940年5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宋渊源等28人提出的“策进台湾朝鲜革命使敌益速崩溃案”中说“朝鲜则原为箕子之后裔，被吞并后，因敌人压榨殊甚，亦人心思汉”，所以应“解放朝鲜”，号召策动韩国国内的革命运动。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以洛阳军官训练学校为基地，为韩国培养了100名军事人才。国民政府还吸纳了许多韩国谍报人员参与对日情报工作。此外，后被称为“韩国之父”的金九等人每月还能得到国民政府的补贴，韩国流亡人士回国斗争的活动经费也常得到国民政府的接济。也是在蒋介石的积极撮合，才促成了韩国独立运动各派的联合。
经过蒋介石的努力在《开罗宣言》最后文本涉及韩国的部分明确提出：“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努力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开罗宣言》承认韩国独立的消息传来后当时在华韩人闻讯，欣喜若狂。
抗战胜利后，韩国临时政府急于回国。1945年10月17日，蒋介石作出指示，派一架飞机将在中国大后方的韩国临时政府成员送到上海，再由美军飞机将他们护送回国；同时，蒋介石又批复吴铁城，拨款国币5000万元、美金20万元作为韩国临时政府的启动经费。29日，在会见金九时，蒋介石表示：“希望韩国同志和衷共济，团结一致”，“中国除非力量不够，不能做到之事，（只要）力所能及，一定援助韩国达到独立之目的。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孙中山）总理在日，既是如此。中国以韩国独立为中国之责任，中国能独立，韩国亦可得到独立。”但苏美两国首脑已在雅尔塔会议上商定以北纬38度线作为各自对日受降的分界线，朝鲜半岛的分裂已成定局。
渐行渐远的宗藩
宗藩关系的历史记忆同样也影响着韩国人。中国人热心扶助韩国独立运动的强烈责任感，也受到韩国流亡人士的鼓励。于是中国的大国心态就更加膨胀，总希望自己能够替人做主撑腰，1933年《新亚细亚月刊》上的文章《从朝鲜亡国史上得来的教训》作者杨玉清说，中国人听到韩国人将中国比作老大哥，韩国为小兄弟，韩国问题要在中国问题之下解决的话，就感动万分，所以“至今我们每会着朝鲜朋友一回，即感觉自己的责任特别重大。我们不但要力图自己的解放，同时也要解放接近我们的兄弟。
可是中国人这种责任感、义务感有时也回招来韩国人的反感。流亡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李始荣说，听到中国人说朝鲜本来是我们的藩属，是因为我国的失于保护，使你们忍受丧国之痛，我们能驱逐日本，帮助你们复国“以上数语，是最悲怜，最同情之辞。异时中国，脱离羁绊，伸张权力，占霸地球之日，可限乎半岛一国也？然今屈身事人，不具人格，事事不能伸理，而不思自反，不改骄傲”，李始荣说中国人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驻朝鲜的中国外交人员也注意到了朝鲜国内对中国人的态度的变化。1935年2月《外交部公报》的《晚近朝鲜之概况》中说，朝鲜国内的老年文士仍然仰慕中国，喜欢中国人，皆称中国为大国，中年士子赞成日本政治，现在也多赞成蒋介石的办事能力，称为伟人。他们对中国态度温顺，而青年学子则不仅骂日本人，也爱欺负华人。在韩国蔑视中国人的心理越甚，在儿童中流行一些侮辱中国人的儿歌。李朝名臣徐居正尝作诗云：“明皇若问三韩事，文物衣冠上国同。”华侨在朝鲜由“上国人”沦为“下国人”。这种情况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也没有太大改变，欺凌华侨的事件时有发生。当时的韩国人早已经把过去对中国王朝的事大关系视为耻辱，把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的历史视为亡国史，而之前的历史视为国耻史。韩国人的这种历史认识，自然动摇了立足于传统宗藩关系的“兄弟之邦”的认识，从而引起中韩两国历史认识上的感情差距。这种感情隔膜也注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国民政府在朝鲜半岛的外交目的难以达成。
1945年中国人的大国梦
1918年，曾任翰林院编修的严范孙取道朝鲜经日本去美国考察教育。在朝鲜的中国领事馆里，他听人讲述闵妃被杀的经过，他认为闵妃是因为向来亲近中国而遭到日本人嫉恨而亡的，就想参观一下闵妃陵，可是不巧遇雨，道路难行，车夫不愿前往，不得不作罢。于是这位南开校父在他的《杂感》诗中有感而发：鸭绿江边春水愁，凤凰城外暮云羞；回头三十年前事，亲见藩臣拜冕旒。细细品味，诗中对韩国兴亡的感慨中，还带有解不开的亡藩旧主的情怀。这也是1945年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提起朝鲜，或多或少都有的情怀。
古代的东亚地区，中国号称是“天下之宗主”，中国中心观盛行一时，虽然对周边国家也有关注，但皆视为蛮夷之地，一般在史书的“四夷传”中简略提及。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天朝上国人”对域外的好奇心而已。各朝各代随也有专门介绍海外奇珍异物的书，但往往流于荒诞，描述中总出现传说的地名和事物。
古代中国史籍称朝鲜为“东夷”，意即东边的弓箭手，《史记》中有《朝鲜列传》。但像宋朝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这样严谨的朝鲜著作少之又少。总起来说中国对周边国家的了解远不如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李朝之后朝鲜的知识分子几乎完全接受中国儒家教育，对于中国的历史沿革，古今风物，山川地理，英雄人物了解甚丰。所以朝鲜被日本吞并之时，戴季陶说“韩国者，吾国三千年之属国也，其地则属吾国疆域，其人则与吾国同族，其文字则吾国之国风，其政治风俗则吾国之遗范”。
到了近代，在西方殖民势力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华秩序逐渐崩溃，周边原来的“朝贡国”纷纷沦为列强的势力范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来眼中的那些“边陲小国”了。过去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才正式独立，但是离开宗主国不到15年就被日本吞并，变成了殖民地。不管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从历史渊源上来说，朝鲜的兴亡自然会引起中国人的高度重视。在当时的国际形式下，中国同样面临亡国的危险，与周边国家命运相联，中国的知识分子既希望能够将朝鲜、越南等国沦亡的历史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激发中国人奋发图强的斗志，又因为积习已久的大国心态，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忘不了过去“中央王国”的荣耀。
同样的历史烙印也影响着韩国人，特别是1910年韩国被日本吞并后，很多韩国独立运动人士都流亡到中国，希望借助两国间的传统关系，鼓励中国人援助韩国的独立运动，于是中国人的旧主情怀也就更加膨胀，试图承担天下的责任，重塑中国扶弱济贫，匡复正义，主持公道的大国形象，但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早在1895年韩国就兴起了“去中国化”的运动（参见3期《脱离中央王国》），1945年之后，美苏出兵占领了朝鲜半岛，朝鲜最终分裂为南北两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的“旧主情怀”碰到了现实的困境，走到了尽头。
外交上的藩属痕迹
李朝《宣祖实录》中说：“我国自箕子受封之后，历代皆视为内服，汉时置四郡，唐增置扶余郡。至于大明，以八道郡县，皆隶于辽东，衣冠文物，一从华制，委国王御宝以治事”，但是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和中国清政府势力的衰弱，中国与朝鲜之间传统的朝贡关系遭到了冲。这种破坏始自1866年法国舰队侵略朝鲜的“丙寅洋扰”，继之有1871年美国舰队侵略的“辛未洋扰”。1876年2月，日本强迫高宗政府签订《朝日修好条规》，试图通过近代条约的形式公开否定中朝两国之间传统的朝贡关系。
面对列强咄咄逼人的侵略威胁，清政府不得不改变传统朝贡关系时代的对朝政策，试图通过控制与干涉朝鲜王朝内政外交事务，来进一步加强传统朝贡关系，并维护中国东北边境的安全。1882年，李鸿章促成了《朝美条约》的签订，并出兵镇压发生于朝鲜首都的“壬午军乱”。同年陈奏使赵宁夏一行，在天津向李鸿章提交了高宗的咨文，内称：“窃小邦向不谙外务，而各国换约在前，一切交涉商办事件，茫然不知下手，烦请贵大臣酌量小邦应行时宜，代聘贤明练达之士，迨兹东来，随事指导。”后李鸿章派马相伯担任朝鲜外交通商事务顾问，1884年马相伯回国后建议应早决定政策“或听其自主，中国脱离关系；或实行干涉，派干练钦差大臣，率兵前往，作有力的指导，高丽始有挽救的希望。”李鸿章却表示 “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 ，既不肯放弃传统朝贡关系，又不肯完全接受近代条约关系体制，“一个外交两种体制”正是清对朝鲜政策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与弊病。
1895年《马关条约》中，战败的中国不得不承认朝鲜为独立之国，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朝鲜沦亡之始。到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朝鲜而大动干戈之时，灭亡更成为了朝鲜的宿命，梁启超在日俄大战之时就写出了《朝鲜亡国史略》。朝鲜亡国让中国人大受刺激，梁启超1910年又写了《朝鲜灭亡之原因》，李芝圃1911年写了《朝鲜亡国史》。
1896年，朝鲜国王欲与清朝订立条约，派使驻在北京。朝鲜官员朴台荣奉命与唐绍仪会谈，朴台荣提出“韩为华属，历有可考，今为强邻逼为自主独立，实出无奈，想中朝必不以我国为责，今既废旧章，亦不可不修新约修”。唐以朝鲜国王尚在俄国使馆为由，称“假宫于他国使馆，何能称独立之主”，唐绍仪与前来交涉的朝鲜官员赵秉稷在会谈中，涉及问题的核心。赵问：“不修条约，岂非不认朝鲜为自主乎？”唐称：“鄙见修约与认为自主事属两歧，不得并论。”唐绍仪想“认为自主，不过勿行旧章。若互换条约，则是视为平行之国矣，安得紊而一之。”也就是说，尽管清朝已认定朝鲜是自主之邦，但还不是平行之国。旧日藩属的痕迹，一时仍难以在其心中抹去。当时的总理衙门也认为“惟朝鲜久为我朝藩属”不可以把它与其他国家一般看待，想通过仅仅修订通商章程，设立领事，不立条约，不派遣使臣，不递交国书的形式，以存属国之实。
根据朝贡关系的原则，朝鲜国王只能称“王”而不得称“皇”。但是1897年高宗称帝，在朝鲜的唐绍仪觉得这是朝鲜的妄自尊大的表现。但是木已成舟，中国和朝鲜的外交关系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898年，清政府派遣徐寿朋为驻扎大韩帝国的钦差大臣，递交了国书。所持国书中写道：“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韩国大皇帝好……”算是正式承认朝鲜独立，对两国的传统关系，表述的含混笼统“我两国同在亚洲，水陆紧连，数百年来，休戚相关，无分彼已，凡可扶助之事，则竭心力，以奠安贵国，典籍俱存，无烦缕述……远怀旧好，近察时限，辅车唇齿之义，尤当共切讲求”。从此，传统的宗藩关系在外交上就被表述为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友好关系。
与韩国订立条约后，第一任驻韩公使徐寿朋说：“韩国昔为藩属，今作友邦。时势迁移，莫可回挽。盱衡往事，良用慨然。”言辞中虽流露出昔日旧主不心甘的感慨，但无奈只能以“友邦”相交了。但旧主的记忆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文章中毫无消亡的迹象。
怒韩与哀韩
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潘宗礼回国途中经过仁川，目睹朝鲜人受辱惨状，又闻韩国爱国大臣闵泳涣被日本人剖腹惨死事，并阅其遗书，大为悲痛：“日人尝以保全中韩领土为言，观于今日之韩，可以知其待我之心矣!唇亡齿寒，国将危!失今不图，后将安?!”其极度悲愤，蹈海而逝。
如果说潘宗礼以极端的方式表现了对韩国的关注，那《进化报》上的文章则大体可以表现中国普通知识分子对韩亡国那种很复杂的感情。1907年《进化报》第187号上刊登了一篇《游韩客述》的文章，作者署名“绪星斋”，文章中提到一位朋友讲述他在韩国居住七八年的观感，觉得韩国朝野上下空言变法而一事无成，最后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思之痛心，说着说着竟咧着大嘴哭起来啦”。随后195号刊登了《驳游韩客述》的文章，说自己读到绪星斋的文章，“还没看完，觉得心里一堵，眼前一黑，手里的报纸，不知飞落到什么地方，待了很大功夫方才哭出来。但是哭过之后，又觉得大可不必，反而大笑。因为韩国灭亡是自找的，怨不得谁来，谁叫他不自强呢？韩国已然这样，大概永辈也翻不过身来，哭也枉然。怒韩不争之意没有比陈独秀表达的更强烈的了，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他说“朝鲜地小人懒，古为人属，君臣贪残，宇内无比。”
对于日本吞并韩国，1910年1月7日《中国公报》上的文章说“忍见藩服之泯亡而不能匡救，至今三韩全境解事他人”，梁启超感叹说，各国舆论默认日本的行径，“所恻然痛伤，不能自己者，宜惟有亡藩之旧主耳”。大约在1919年，郭沫若写成小说《牧羊哀话》，在书中表示不愿在朝鲜这块“断肠地方，伤心国土”久留。1937年毛泽东在黄帝陵的祭文中写道：“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仍言丧失藩属之痛。
韩亡给中国人敲响了警钟，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从中国来寻找韩国灭亡的原因，戴季陶说“韩国之存亡问题，即吾国国权之消长问题，亦即吾国实力之增减问题”。梁启超也承认韩国灭亡本是中国衰落、四夷不守的结果。史学家向达也认为：“朝鲜之于吾国，若影之随行，吾国文化之升降变迁，亦即朝鲜文化之升降变迁”。 认为朝鲜之亡，“我国应负其一部之责”。
大体与马相伯相同，梁启超也认为是清朝对藩属关系的处理不当。在梁启超看来，清政府最大的失误是不明国际法上对于属国之权力，让朝鲜与外国缔结条约，不仅授日本以口实，而且外国人也逐渐认为朝鲜是独立之国，我国错失保护朝鲜之资格。《天津条约》使朝鲜立于中日共同保护之下。最终被迫在《马关条约》中彻底放弃朝鲜。梁启超认可废藩主张，认为在之前中国本来有能力把朝鲜变成中国的郡县，如果这样，便可永绝祸机，可惜李鸿章坐失良机，梁启超在诗中这样写道：势逼成争郑，谋疏失县陈，六州谁铸错，愁绝问苍穹。
解放韩国的“义务”
1921年8月，蔡元培等人到美国檀香山参加太平洋协会发起的太平洋教育会议，在韩国代表招待各国代表的宴会上，蔡元培发表演说，为中国在大韩帝国灭亡当时未能帮助而向其致歉。他也希望韩国能够取得独立，但是他指出的是文化的道路，以为韩国“要达到民族自决的目的，速创造文化”。但是纵然韩国能出几个诺贝尔获奖者，日本就能因此而让韩国独立吗？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了“大韩帝国”后，众多韩国人被迫流亡中国。从他们踏上中国国土的那一刻起，中国就成了韩国独立运动的坚强后盾和基地。韩国人先后组织过三个临时政府：海参崴的大韩民国议会政府、汉城政府、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三个临时政府的重要成员有些是重叠的，前面两个差不多仅为一虚拟的名义，最后还是落实在环境最适合的上海临时政府。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就曾明确表示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并准备对其给予物质援助。 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接见韩国临时政府代表申圭植时说，“中韩两国，同文同种，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远的历史关系，辅车相倚，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正如西方之英美。”“对于韩国复国运动，中国应有援助的义务，自不待言。”孙中山逝世后，国共两党均曾秉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极力援助韩国独立运动。
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发表《为援助韩国革命致全国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通电》，“（韩国）向隶中国藩属，考之典籍，其血统相传，犹是殷商裔胃，实为吾华族之一支，其政教所出，多沿汉唐规制，显系我邦文化之流派，化之礼仪，应与吾人深相结纳，共存共荣，庶可光耀前庥，为炎黄子孙延不绝之生命放一异彩”。 1937年发表在《地理教育》上的一篇《日本铁蹄下之朝鲜》的文章感慨“鲜人吾族之螟蛉，我人岂可漠不关心，而令其长沦异域，受人虐待呼？”
1940年5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宋渊源等28人提出的“策进台湾朝鲜革命使敌益速崩溃案”中说“朝鲜则原为箕子之后裔，被吞并后，因敌人压榨殊甚，亦人心思汉”，所以应“解放朝鲜”，号召策动韩国国内的革命运动。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以洛阳军官训练学校为基地，为韩国培养了100名军事人才。国民政府还吸纳了许多韩国谍报人员参与对日情报工作。此外，后被称为“韩国之父”的金九等人每月还能得到国民政府的补贴，韩国流亡人士回国斗争的活动经费也常得到国民政府的接济。也是在蒋介石的积极撮合，才促成了韩国独立运动各派的联合。
经过蒋介石的努力在《开罗宣言》最后文本涉及韩国的部分明确提出：“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努力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开罗宣言》承认韩国独立的消息传来后当时在华韩人闻讯，欣喜若狂。
抗战胜利后，韩国临时政府急于回国。1945年10月17日，蒋介石作出指示，派一架飞机将在中国大后方的韩国临时政府成员送到上海，再由美军飞机将他们护送回国；同时，蒋介石又批复吴铁城，拨款国币5000万元、美金20万元作为韩国临时政府的启动经费。29日，在会见金九时，蒋介石表示：“希望韩国同志和衷共济，团结一致”，“中国除非力量不够，不能做到之事，（只要）力所能及，一定援助韩国达到独立之目的。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孙中山）总理在日，既是如此。中国以韩国独立为中国之责任，中国能独立，韩国亦可得到独立。”但苏美两国首脑已在雅尔塔会议上商定以北纬38度线作为各自对日受降的分界线，朝鲜半岛的分裂已成定局。
渐行渐远的宗藩
宗藩关系的历史记忆同样也影响着韩国人。中国人热心扶助韩国独立运动的强烈责任感，也受到韩国流亡人士的鼓励。于是中国的大国心态就更加膨胀，总希望自己能够替人做主撑腰，1933年《新亚细亚月刊》上的文章《从朝鲜亡国史上得来的教训》作者杨玉清说，中国人听到韩国人将中国比作老大哥，韩国为小兄弟，韩国问题要在中国问题之下解决的话，就感动万分，所以“至今我们每会着朝鲜朋友一回，即感觉自己的责任特别重大。我们不但要力图自己的解放，同时也要解放接近我们的兄弟。
可是中国人这种责任感、义务感有时也回招来韩国人的反感。流亡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李始荣说，听到中国人说朝鲜本来是我们的藩属，是因为我国的失于保护，使你们忍受丧国之痛，我们能驱逐日本，帮助你们复国“以上数语，是最悲怜，最同情之辞。异时中国，脱离羁绊，伸张权力，占霸地球之日，可限乎半岛一国也？然今屈身事人，不具人格，事事不能伸理，而不思自反，不改骄傲”，李始荣说中国人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驻朝鲜的中国外交人员也注意到了朝鲜国内对中国人的态度的变化。1935年2月《外交部公报》的《晚近朝鲜之概况》中说，朝鲜国内的老年文士仍然仰慕中国，喜欢中国人，皆称中国为大国，中年士子赞成日本政治，现在也多赞成蒋介石的办事能力，称为伟人。他们对中国态度温顺，而青年学子则不仅骂日本人，也爱欺负华人。在韩国蔑视中国人的心理越甚，在儿童中流行一些侮辱中国人的儿歌。李朝名臣徐居正尝作诗云：“明皇若问三韩事，文物衣冠上国同。”华侨在朝鲜由“上国人”沦为“下国人”。这种情况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也没有太大改变，欺凌华侨的事件时有发生。当时的韩国人早已经把过去对中国王朝的事大关系视为耻辱，把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的历史视为亡国史，而之前的历史视为国耻史。韩国人的这种历史认识，自然动摇了立足于传统宗藩关系的“兄弟之邦”的认识，从而引起中韩两国历史认识上的感情差距。这种感情隔膜也注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国民政府在朝鲜半岛的外交目的难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