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敌人心脏中的地下党员侯建
侯建得到了戴笠的“赏识”
侯建，湖北武昌人，原名春光；字军光。早年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1930年回国，从事新闻工作。 1931年10月，由潘梓年介绍，侯在上海静安寺一家白俄人开的咖啡馆里见到了潘汉年和王子春。潘、王二人代表组织通知侯建:根据他的要求与表现，同意吸收他为中共特别党员，以后与潘汉年单线联系。同时告诉侯建:组织上决定他参加中央特科工作。要求侯建慢慢地变成一个灰色人物，然后打入敌人心脏，为党收集情报。此后侯建很快就打入了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
1932年春，侯建通过表兄的介绍，结识了时任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CC系首领陈立夫手下红人吴醒亚。在中央特科的具体安排下，侯建又秘密加入了CC系上海反共特工小组，逐步取得吴醒亚的好感与信任。
1933年7月潘汉年奉命进入中央苏区。侯建改为与王子春单线联系，侯得到任何情报均及时报告给王子春，同时接受王子春所交给的任务，直到1935年夏天，联系突然中断。因为发生了“西怪人”事件。
所谓“西怪人”事件，就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局长Joseph Waltom 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力行社逮捕。Joseph Waltom 被捕后一言不发，连姓名、国籍、职务均不透露。当时舆论界称此案为“西怪人”之案。然而，国民党特务从“西怪人”的笔记本中，找到了侯建的化名“春光”及联系电话号码，因而侯建被捕，负责处理此事的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翁光辉。虽然翁光辉对侯建拒绝交代中共情报组织的机密十分恼火，侯建只说为向“西怪人”学习英语才同他联系的，关于共产党情报，只承认用英语谈了一次共产主义理想问题，其他什么也不肯说。但碍于吴醒亚的面子，不敢动刑。加之侯的父亲侯晓岚是老同盟会员，追随、资助过孙中山革命。侯的母亲袁殊兰是苏州有名的富家小姐，与国民党高层要员家属颇有交往。经侯的父母多方疏通，侯建被押送到武汉“反省院”进行“闭门思过”，不久被担保释放。侯建出狱后，觉得继续留在国内难以开展工作，请求再度出国留学。经组织同意，他留学英国，专攻无线电通讯技术。
1937年春，潘汉年奔波于宁沪杭，参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恰巧侯建也学成归来，回到上海。杜月笙向戴笠介绍了侯建，说侯建是留学日本、英国的高才生，有非凡的才干。戴笠便要他参加军统工作。侯建立即把此事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指示侯建借此机会打入敌人内部。于是，两年前被国民党力行社逮捕的侯建，于1937年9月，在戴笠的领导下成了力行社的骨干分子。
生死关头，巧打电话逃过一劫1939年初，潘汉年从重庆飞抵香港后不久，侯建正好赴港参加戴笠亲自主持召开的军统情报工作会议。侯听说潘汉年在港，便设法找到了潘汉年，向他汇报了上海的敌伪及国民党军统的活动情况，并约定在上海见面。
在港期间，戴笠多次召见侯建，对其多方考察的同时，不得不对侯建的能力与才华表示赞赏。会议结束之前，戴笠单独交给侯建一个绝密任务:全力对付汪伪的“76”号特工总部，并设法将其摧毁。侯建想，国难当头，在目前形势下，一切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原则。只要符合这个原则，都可以答应下来。
然而，他有两点失误:一是潘汉年已离港，又无法直接联系，没有向潘汉年汇报与请示，从而未能得到党的支持与帮助；二是年轻，缺乏经验，对戴笠所领导的一些特务头子缺乏足够的警惕。侯建回上海后，反复调查研究，制订如何摧毁“76”号魔窟的详细计划，并将此计划的副本呈交军统系统上海地区区长王天木审核备案。岂料王天木早已秘密投靠了汪精卫，此事很快暴露，侯建被捕，押进了“76”号魔窟。
侯建被多次审讯后，汪伪的两个特务头子李士群与丁默村发生了分歧。丁默村认为侯建太可恶了，应该立即杀掉。李士群认为侯建精通无线电技术，懂得多国语言，尤善日语与英语，是难得之才，无须处死，可留为己用。两人争得脸红耳赤，互不相让。最后只得听周佛海的。周佛海没有到会，对双方意见写了这么一句话:“凡可杀可不杀者，就不要杀。”于是，侯建得以幸免于死。
后来，李士群把侯建带回到自己家里，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与李一样也是一个叛徒，早年参加中共活动时就认识侯建了。李士群对侯建说:“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只要愿意合作可免一死。”侯建说:“不要以为日本人是你们的后台，我也有日本人做我的后台。”接着又对李士群说，“你能让我打个电话出去吗？”李正在犹豫，还是叶吉卿反应快，指着电话机说:“你打好了。”并示意李士群上楼去，由她一个人看着侯建。侯建立即拨通了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电话，用日语与对方交谈。叶吉卿也懂得一些日语，几句话之后，就已经听出苗头来了。她让侯建一个人在客厅慢慢喝茶，自己上楼去与李士群商量。不一会儿，李士群夫妇下楼来，告诉侯建，让他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考虑考虑再说，立即派人把侯建送到虹口区一个秘密地方住下。叶吉卿在叛党之前，与侯建的妻子牛景新也熟悉，便给牛景新女士打了个电话，告知牛景新，已经找到了侯建的下落，叫她放心，士群正在设法营救侯建出来等等。于是，侯建的事又一次出现了转机。
与侯建通话的是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此人是个中国通，是一个以文职身份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老资格高级特工，他名义上为副总领事，但总领事也让他三分，他实际上是岩井特务机关的总头目。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文化界人士，组织文化舆论方面的宣传活动，同时收集有关战略方面的情报。
侯建也是上海滩名噪一时的文化人，曾奉组织之命，早在1933年就与岩井英一有过交往。在岩井英一看来，侯建的日语水平，可以到东京电台当播音员，加之侯建聪明机智，投其所好，岩井很快把侯建当作好友。现在侯建遇到了麻烦，他满口答应帮忙。两天后，他亲自带了两名书记员，赶到“76”号，以命令式的口气，要把侯建带走。见到侯建时，他让侯建先上车，帮侯建关好车门，自己再上车，令“76”号的汪伪特工惊奇不已。
假意投敌，再度变身“日本特工”
侯建被释放后，岩井要侯建公开表态与日本政府合作。鉴于在接受戴笠任务时，侯建表示容他考虑几天再说。这时潘汉年也在上海，侯建向潘汇报了自己被捕经过和岩井所提出的要求，请潘决策。潘汉年肯定了侯建在国难当头，以抗日救国为首要任务的决定是对的，但必须向组织汇报请示之后才能开始行动。潘考虑了一会后说:“存在就是发展，不妨将计就计，打入岩井机关，作为有日本特工机关为背景的汪伪的反对派而存在。”潘汉年又说:“至于军统的关系，也不要中断，你可以写一封亲笔信，说明你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被王天木出卖，而被‘76’号特工部逮捕，不得不假意投敌，请求长官谅解，并保持默契等等。”
根据潘汉年的指示，侯建立即给戴笠写了信，同时，侯建也加入了岩井机关，成了一名日本“特工”。不久，侯建收到戴笠的亲笔信，信中对侯建的处境表示充分的理解，赞扬侯建虽然受了皮肉之苦，但因此而暴露了内奸王天木也是可取的。戴笠还劝侯建“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不过，侯建自然也受到了一些不明真相的抗日爱国人士和共产党员的唾骂，认为侯建是一个“软骨头”，经不起考验，而“反水”当了汉奸，纷纷写信骂他，与他断绝往来。
侯建承受着毁誉的痛苦，忍辱负重，在“汉奸”的行列中，为党的事业、为民族解放、为国家独立而默默地工作着、战斗着。
侯建得到了戴笠的“赏识”
侯建，湖北武昌人，原名春光；字军光。早年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1930年回国，从事新闻工作。 1931年10月，由潘梓年介绍，侯在上海静安寺一家白俄人开的咖啡馆里见到了潘汉年和王子春。潘、王二人代表组织通知侯建:根据他的要求与表现，同意吸收他为中共特别党员，以后与潘汉年单线联系。同时告诉侯建:组织上决定他参加中央特科工作。要求侯建慢慢地变成一个灰色人物，然后打入敌人心脏，为党收集情报。此后侯建很快就打入了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
1932年春，侯建通过表兄的介绍，结识了时任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CC系首领陈立夫手下红人吴醒亚。在中央特科的具体安排下，侯建又秘密加入了CC系上海反共特工小组，逐步取得吴醒亚的好感与信任。
1933年7月潘汉年奉命进入中央苏区。侯建改为与王子春单线联系，侯得到任何情报均及时报告给王子春，同时接受王子春所交给的任务，直到1935年夏天，联系突然中断。因为发生了“西怪人”事件。
所谓“西怪人”事件，就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局长Joseph Waltom 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力行社逮捕。Joseph Waltom 被捕后一言不发，连姓名、国籍、职务均不透露。当时舆论界称此案为“西怪人”之案。然而，国民党特务从“西怪人”的笔记本中，找到了侯建的化名“春光”及联系电话号码，因而侯建被捕，负责处理此事的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翁光辉。虽然翁光辉对侯建拒绝交代中共情报组织的机密十分恼火，侯建只说为向“西怪人”学习英语才同他联系的，关于共产党情报，只承认用英语谈了一次共产主义理想问题，其他什么也不肯说。但碍于吴醒亚的面子，不敢动刑。加之侯的父亲侯晓岚是老同盟会员，追随、资助过孙中山革命。侯的母亲袁殊兰是苏州有名的富家小姐，与国民党高层要员家属颇有交往。经侯的父母多方疏通，侯建被押送到武汉“反省院”进行“闭门思过”，不久被担保释放。侯建出狱后，觉得继续留在国内难以开展工作，请求再度出国留学。经组织同意，他留学英国，专攻无线电通讯技术。
1937年春，潘汉年奔波于宁沪杭，参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恰巧侯建也学成归来，回到上海。杜月笙向戴笠介绍了侯建，说侯建是留学日本、英国的高才生，有非凡的才干。戴笠便要他参加军统工作。侯建立即把此事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指示侯建借此机会打入敌人内部。于是，两年前被国民党力行社逮捕的侯建，于1937年9月，在戴笠的领导下成了力行社的骨干分子。
生死关头，巧打电话逃过一劫1939年初，潘汉年从重庆飞抵香港后不久，侯建正好赴港参加戴笠亲自主持召开的军统情报工作会议。侯听说潘汉年在港，便设法找到了潘汉年，向他汇报了上海的敌伪及国民党军统的活动情况，并约定在上海见面。
在港期间，戴笠多次召见侯建，对其多方考察的同时，不得不对侯建的能力与才华表示赞赏。会议结束之前，戴笠单独交给侯建一个绝密任务:全力对付汪伪的“76”号特工总部，并设法将其摧毁。侯建想，国难当头，在目前形势下，一切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原则。只要符合这个原则，都可以答应下来。
然而，他有两点失误:一是潘汉年已离港，又无法直接联系，没有向潘汉年汇报与请示，从而未能得到党的支持与帮助；二是年轻，缺乏经验，对戴笠所领导的一些特务头子缺乏足够的警惕。侯建回上海后，反复调查研究，制订如何摧毁“76”号魔窟的详细计划，并将此计划的副本呈交军统系统上海地区区长王天木审核备案。岂料王天木早已秘密投靠了汪精卫，此事很快暴露，侯建被捕，押进了“76”号魔窟。
侯建被多次审讯后，汪伪的两个特务头子李士群与丁默村发生了分歧。丁默村认为侯建太可恶了，应该立即杀掉。李士群认为侯建精通无线电技术，懂得多国语言，尤善日语与英语，是难得之才，无须处死，可留为己用。两人争得脸红耳赤，互不相让。最后只得听周佛海的。周佛海没有到会，对双方意见写了这么一句话:“凡可杀可不杀者，就不要杀。”于是，侯建得以幸免于死。
后来，李士群把侯建带回到自己家里，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与李一样也是一个叛徒，早年参加中共活动时就认识侯建了。李士群对侯建说:“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只要愿意合作可免一死。”侯建说:“不要以为日本人是你们的后台，我也有日本人做我的后台。”接着又对李士群说，“你能让我打个电话出去吗？”李正在犹豫，还是叶吉卿反应快，指着电话机说:“你打好了。”并示意李士群上楼去，由她一个人看着侯建。侯建立即拨通了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电话，用日语与对方交谈。叶吉卿也懂得一些日语，几句话之后，就已经听出苗头来了。她让侯建一个人在客厅慢慢喝茶，自己上楼去与李士群商量。不一会儿，李士群夫妇下楼来，告诉侯建，让他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考虑考虑再说，立即派人把侯建送到虹口区一个秘密地方住下。叶吉卿在叛党之前，与侯建的妻子牛景新也熟悉，便给牛景新女士打了个电话，告知牛景新，已经找到了侯建的下落，叫她放心，士群正在设法营救侯建出来等等。于是，侯建的事又一次出现了转机。
与侯建通话的是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此人是个中国通，是一个以文职身份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老资格高级特工，他名义上为副总领事，但总领事也让他三分，他实际上是岩井特务机关的总头目。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文化界人士，组织文化舆论方面的宣传活动，同时收集有关战略方面的情报。
侯建也是上海滩名噪一时的文化人，曾奉组织之命，早在1933年就与岩井英一有过交往。在岩井英一看来，侯建的日语水平，可以到东京电台当播音员，加之侯建聪明机智，投其所好，岩井很快把侯建当作好友。现在侯建遇到了麻烦，他满口答应帮忙。两天后，他亲自带了两名书记员，赶到“76”号，以命令式的口气，要把侯建带走。见到侯建时，他让侯建先上车，帮侯建关好车门，自己再上车，令“76”号的汪伪特工惊奇不已。
假意投敌，再度变身“日本特工”
侯建被释放后，岩井要侯建公开表态与日本政府合作。鉴于在接受戴笠任务时，侯建表示容他考虑几天再说。这时潘汉年也在上海，侯建向潘汇报了自己被捕经过和岩井所提出的要求，请潘决策。潘汉年肯定了侯建在国难当头，以抗日救国为首要任务的决定是对的，但必须向组织汇报请示之后才能开始行动。潘考虑了一会后说:“存在就是发展，不妨将计就计，打入岩井机关，作为有日本特工机关为背景的汪伪的反对派而存在。”潘汉年又说:“至于军统的关系，也不要中断，你可以写一封亲笔信，说明你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被王天木出卖，而被‘76’号特工部逮捕，不得不假意投敌，请求长官谅解，并保持默契等等。”
根据潘汉年的指示，侯建立即给戴笠写了信，同时，侯建也加入了岩井机关，成了一名日本“特工”。不久，侯建收到戴笠的亲笔信，信中对侯建的处境表示充分的理解，赞扬侯建虽然受了皮肉之苦，但因此而暴露了内奸王天木也是可取的。戴笠还劝侯建“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不过，侯建自然也受到了一些不明真相的抗日爱国人士和共产党员的唾骂，认为侯建是一个“软骨头”，经不起考验，而“反水”当了汉奸，纷纷写信骂他，与他断绝往来。
侯建承受着毁誉的痛苦，忍辱负重，在“汉奸”的行列中，为党的事业、为民族解放、为国家独立而默默地工作着、战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