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迈的甘地向蒋介石请求说：“尊夫人的英语说得很好，声音又非常美妙。您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同我这个平民交谈，可否不讲外交礼仪，让尊夫人为我们翻译，让我听听她美妙的声音?” 宋美龄一听，猜测甘地将有重要的话要说，不愿意其他人听见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杂志
高度保密：总统专机突降昆明
1940 年，日军加紧了对东南亚侵略的步骤，9月，侵入越南，切断了中越通道，严重威胁滇缅公路的安全，并把侵略矛头指向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国。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改变了英国长久以来对日的妥协态度。英国于10月重新开放了封锁已久的滇缅公路，并积极酝酿与中国建立军事同盟。为了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中国政府也迫切需要与英国建立军事同盟。1941年2月，英国方面邀请“中国缅印军事考察团”赴三国作了为期3个月的考察。
为了加强中国战场的抗日武装力量，牵制日军，美、英两国政府协商决定成立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将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境内联合国军队拨归中国战区指挥，由蒋介石任统帅，美国将军史迪威任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统帅部负责领导中国、越南、泰国境内的对日作战。
1942年2月，日军进攻仰光，驻缅英军向中国战区统帅部求援。2月16日，中国政府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
为了巩固中英军事同盟，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同时，英属印度总督林里斯哥邀请蒋介石访印。蒋介石也希望英国增加对华军事援助，于是接受了邀请。
蒋介石的中国访问印度代表团主要成员有蒋夫人、外交部长王宠惠、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兼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侍卫官俞国华等人。
这次访印极为保密，访印团2月4日由重庆直飞昆明，机场无人送行。到达昆明上空，昆明机场询问得不到答复，机场警备司令王叔铭亲自带领一排卫兵赶至机场，准备扣留飞机。飞机降落之后，却见蒋氏夫妇和中央要员先后下机，大为惊讶，连忙热情招待蒋氏夫妇一行到机场接待室歇息。
王叔铭私下问张道藩：“你们开什么玩笑，事前不露点风声，到了机场上空还不答话?”张道藩说：“这次访印要绝对保密。如果事前通知你们，万一电报被敌人译出，则访印之行危险了。”王叔铭说：“幸亏我们判断绝不是敌机，要是判断失误，开高射炮轰击，那就不堪设想了!”俞国华也跟王叔铭开玩笑说：“你们的头儿 (指昆明警备司令)应该知道委座要到昆明，你的官还是小了点，没必要知道嘛。”王叔铭似心有不快。
飞机在昆明加油后，再飞腊戍。在腊戍住了一夜，次晨飞抵加尔各答。
急中生智：张道藩口唱谱就国歌
在访印团中，张道藩是一个重要角色，是蒋介石组团时特别点名的。张道藩学识渊博，通过浏览一本英文版《印度年鉴》，他发现过去中国称甘地和尼赫鲁的党为印度国民党，是错误的。当时，印度确有一个小党叫国民党，甘地所领导的党是印度唯一大党。张道藩立即报告蒋介石夫妇，经核定，即通知国内各机构及新闻单位，更正为“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印度国大党)。
2月9日，访印团乘专用火车赴新德里。抵达新德里的第三天，印度总督夫妇设国宴招待蒋介石夫妇和代表团成员。按照印度招待国家元首的礼节，宴会时须奏中国国歌。为了慎重起见，印度乐队先以他们准备好的一份“中国国歌”送交中国代表团审核。中国代表团发现竟是北洋政府使用的“国歌”，即“卿云烂兮，虬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立即告诉印方，此歌绝不能用。
但是中国代表团未携带当时的国歌，在当地也找不到。怎么办呢?王宠惠通知中国驻印总领事馆，要他们设法解决此事。也许平素少用的缘故，总领事馆方面也表示没有现成的国歌，需找内行的职员拟写。由于时间紧迫，张道藩于是自告奋勇，亲自高唱国歌，由印度乐队队长记谱，再弹钢琴，由张道藩逐一校正。国歌谱就后，印度乐队用了一天的功夫练习演奏，再经张道藩最后核准认可。席间奏起当时的中国国歌，雄壮悦耳。张道藩受到同行的赞扬。宋美龄说：“教育长不仅会做文章，歌也唱得不错，是多面手呢，人才难得。”蒋介石也说： “学军事的人，不应单纯地专攻一门，比方说学炮兵的，也可以兼学工程和防化方面技能，今后军队应该把重点放在培养多元化技术人才，与学文学专业的兼修哲学、美术等一样，这样打起仗来可以一个顶两个、三个用。”张道藩对这件事颇感自豪，后来常在友人面前提起。
有鉴于此，张道藩建议将当时中国国歌词曲制成精品，分送给各驻外使馆，并致各国政府，以备礼仪上使用。
不拘礼节：尼赫鲁的“拿大顶”与张道藩的“侧手翻”
按照中国“行客拜坐客”的规矩，蒋介石夫妇一到新德里，就先访问当时正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甘地和尼赫鲁先生。这二人是英属印度政府圈定的“危险分子”，所以印总督很不赞成蒋氏的决定，只应允约甘地、尼赫鲁二人到新德里来见面。
其实尼赫鲁听说蒋氏夫妇抵达新德里后，就主动从家乡赶来相见，随行还有他的妹妹班茅特夫人。
2 月13日，印度总督请蒋介石阅兵。蒋介石具有双重身份：中国政府首脑和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究竟以何种身份进行阅兵呢?如果以国家元首的身份阅兵，则好办，按礼节行事就是了；如果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则是上下关系，是最高统帅检阅下属部队，印方当然感到不光彩。当时印方提出以外国元首的身份检阅，蒋介石稍显不快。宋美龄对他说：“我们这个代表团，是中国访印代表团，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对一个非主权国家的友好访问，从礼仪上讲，适用招待外国元首的礼节。”最终蒋介石依从了印方安排。14日、15日两天，印方请蒋介石赴印度西北边境参观要塞设施，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后来的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及印度著名女诗人乃都夫人，盛情邀请王宠惠、张道藩、保君健(当时中国驻印度总领事)三人，到新德里近郊的哥托米拉古塔游览。
大家本想登上塔顶眺望新德里全景，但塔阶有300多级，登了一半，大家都半途而下，在塔旁一片柔软翠绿的草地上或坐或躺，休息聊天。尼赫鲁比较健谈，与王宠惠谈得很投机。闲谈间，尼赫鲁将上身长褂脱去，只穿白长汗衫和黑背心。他的女儿英迪拉见状，忙大声阻止：“父亲，你怎能……”她的意思是嗔怪父亲在中国客人面前不讲究礼貌，有失本国风度。
尼赫鲁全不理会女儿的嗔怪，就在原地表演他的拿手绝技纳顶(中国叫“拿大顶”)。他两手和头部着地，倒立起来，惹得乃都夫人大笑，说他是“老顽童”，在场的人也都笑了。唯有英迪拉眼泪汪汪，讨厌父亲的作派，却又无可奈何。
尼赫鲁表演完毕，要求中国友人也来一手。王宠惠因年纪大无法表演，保总领事也说难于此道，于是推张道藩来打个圆场，以谢主人之请。张道藩时年四十余，正值壮年。他看立在一旁的英迪拉含泪欲哭的模样，怪可怜的，于是就把孩时学会的几套武术招式施展出来，做了一个侧手翻，直立起来，又两手着地侧翻旋转，继而右手撑地，两腿劈叉。这时，英迪拉看到中国大员也不拘礼节，才破涕为笑。
当天晚上，在总督府聚餐。印度朋友在席间合
唱《印度，我们的母亲》，歌声悲切动人。他们说，印度获得独立后，要把这支歌定为国歌。印度朋友唱完后，要求中国贵宾也唱一曲助兴。王宠惠推荐张道藩。张道藩引吭高歌，唱起了中国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歌声悲壮激昂，气势磅礴，在座主客为之动容。
夫人翻译：蒋介石与甘地密谈
蒋介石夫妇不能亲往拜会甘地，在尼赫鲁的安排下，2月20日从新德里前往加尔各答，甘地则从他的故乡司瓦格拉木赶来加尔各答相见。蒋介石派张道藩与保君健代表他前去迎接。
甘地到新德里后，谢绝传媒采访，住进朋友比拉家里，蒋介石夫妇闻讯，立即前往拜会。2月21日，蒋介石夫妇和甘地就在比拉家里举行会谈，张道藩作记录，董显光任翻译。会晤前，年迈的甘地向蒋介石请求说：“尊夫人的英语说得很好，声音又非常美妙。您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同我这个平民交谈，可否不讲外交礼仪，让尊夫人为我们翻译，让我听听她美妙的声音?”
宋美龄一听，猜测甘地将有重要的话要说，不愿意其他人听见，就请董显光去办别的事，她亲自给蒋介石与甘地作翻译。甘地指定他的秘书德赛作记录，尼赫鲁也在场。甘地年老体弱，不能长谈，每过 15─20分钟就休息一下，谈话自上午起，直到下午6时许方告结束。当晚，蒋介石夫妇离开比拉家，甘地也乘火车返回司瓦格拉木。
访印期间，尼赫鲁成了访问团的常客。当蒋介石夫妇不陪客人时，尼赫鲁常在他们身边。而当来了客人，尼赫鲁就和张道藩等在一起交谈。一次，蒋介石问尼赫鲁：“贵国有没有一本记述印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读物，是印度人写的，介绍给中国人?”
尼赫鲁先说没有，继而想了一下又说：“这样的书倒有一本，但不是印度人写的，是英国人写的。”接着，他又问蒋介石：“贵国是否有这样的书?如果有，我乐意拜读，并向印度人介绍。”
蒋介石将目光投向张道藩。张道藩平时在国内所见到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都是大部头，而且不是综合性的，就如实告诉尼赫鲁，并表示回国后准备组织编写一本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读物。过了两天，尼赫鲁给张道藩送来了一本英国人写的《我们的印度》英文本。
言出肺腑：尼赫鲁谓中国未可轻言强胜弱败
逗留印度期间，蒋介石指示张道藩要与尼赫鲁多谈政党问题，特别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组织纲领、活动方式、发展方向及其在印度民间的力量、影响等，张及尼赫鲁二人作过几次较长的谈话。
有关资料记录，蒋介石曾在一次晚饭后私下问尼赫鲁：“你看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印度?作为印度的邻国，我们中国也有马克思主义，而且其发展势头不容小看…… 可以说，中国目前除了我们国民党是唯一的大党之外，共产党已是第二大党，而且是拥有相当武装力量的政党。这个党很令我头疼!一旦对日战争结束，中国政府就要采取措施对付这个党。”
尼赫鲁说：“以我的拙见，马克思主义不适用印度的国情。因为印度原是个宗教统治的国家，英国人实行殖民统治以后，宗教在政治上的地位没有削弱，比方说信奉印度教的人，你要他信奉马克思主义，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中国人也有信奉佛教的，但不及印度人那样沉迷，印度有人说，中国人拜佛往往是一种投资，是有求于佛才烧香礼拜的，而把佛当祖宗或心中的救世主供奉和祭祀者甚少，所以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应该比印度人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站住脚，说明中国人还是愿意接受新事物的。贵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从哲学方面讲，毕竟是站在民众的对立面，而共产党要争取民心谋求壮大，就必须与贵党争衡。据我所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自己军队的党，而且与贵党的斗争由来已久，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蒋先生说，对日战争结束后就着手对付它，从战略上讲，从本党的切身利益上讲，我认为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我劝蒋先生不要轻视它，不要单纯从军事观点作结论──日本侵略贵国，原以为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亡华，结果打了这么多年还未达目的，贵国的抗战力量依然为国际所看重。可见，军事力量有强弱，但未可轻下强者胜弱者败的结论，因为形势是在不断变化的，强者有变成弱者，而弱者也有变成强者的可能。蒋先生是举世瞩目的军事家，看问题远比我深刻。再说，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深，所言不一定正确。”
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立即倾注全力实行“剿共”，其“必胜”的根据之一，就是单纯的军事观点──认为国民党的武装力量远远优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蒋介石并没把尼赫鲁当年这番话放在心上。
数易其稿：蒋介石发表《告印度国民书》
访印团在加尔各答的最后三天，尼赫鲁每晚都到行馆陪蒋介石夫妇用餐，餐后常谈到午夜，由蒋夫人翻译，张道藩记录。有时乃都夫人和班茅特夫人也跟蒋夫人谈论文教方面的事。蒋介石与尼赫鲁所谈涉及世界大战、亚洲问题、中印关系等等。综合各次谈话，尼赫鲁有请求中国帮助印度人民摆脱英殖统治、争取独立之意。而每谈及这些，蒋介石的态度都显得含糊，此时他也不便公开热心地声援尼赫鲁的反英复印主张。
张道藩十分敬佩尼赫鲁念念不忘复国的精神，蒋夫人也赞许尼赫鲁致力谋求民族解放事业的雄心壮志。
2月22日，访印团赴大文豪泰戈尔的家乡访问。晚间，当地以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和舞蹈表演热情招待了代表团一行。23日，代表团返回加尔各答。
访印团即将离开加尔各答时，蒋介石觉得应该对印度人民有所表示，遂决定发表《告印度国民书》。该文告中有“我希望我们的盟邦英国‘不久’(willnow) 将给印度人民以政治实权”的话，这句话的英语译文颇费斟酌。因为这样的语句很容易招致英国方面的非议，甚至指责。经蒋夫人、王宠惠、张道藩、董显光反复推敲，按照蒋介石“既不得罪英国，又表明支持印度独立的心愿”的旨意，几易其稿。尼赫鲁在录音之前，读了原稿，他激动地对张道藩说：“很好!很好!印度人民听了广播，一定对蒋先生和贵国政府表示深切的感谢。”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杂志
高度保密：总统专机突降昆明
1940 年，日军加紧了对东南亚侵略的步骤，9月，侵入越南，切断了中越通道，严重威胁滇缅公路的安全，并把侵略矛头指向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国。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改变了英国长久以来对日的妥协态度。英国于10月重新开放了封锁已久的滇缅公路，并积极酝酿与中国建立军事同盟。为了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中国政府也迫切需要与英国建立军事同盟。1941年2月，英国方面邀请“中国缅印军事考察团”赴三国作了为期3个月的考察。
1942年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与甘地在一起
为了加强中国战场的抗日武装力量，牵制日军，美、英两国政府协商决定成立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将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境内联合国军队拨归中国战区指挥，由蒋介石任统帅，美国将军史迪威任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统帅部负责领导中国、越南、泰国境内的对日作战。
1942年2月，日军进攻仰光，驻缅英军向中国战区统帅部求援。2月16日，中国政府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
为了巩固中英军事同盟，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同时，英属印度总督林里斯哥邀请蒋介石访印。蒋介石也希望英国增加对华军事援助，于是接受了邀请。
蒋介石的中国访问印度代表团主要成员有蒋夫人、外交部长王宠惠、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兼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侍卫官俞国华等人。
这次访印极为保密，访印团2月4日由重庆直飞昆明，机场无人送行。到达昆明上空，昆明机场询问得不到答复，机场警备司令王叔铭亲自带领一排卫兵赶至机场，准备扣留飞机。飞机降落之后，却见蒋氏夫妇和中央要员先后下机，大为惊讶，连忙热情招待蒋氏夫妇一行到机场接待室歇息。
王叔铭私下问张道藩：“你们开什么玩笑，事前不露点风声，到了机场上空还不答话?”张道藩说：“这次访印要绝对保密。如果事前通知你们，万一电报被敌人译出，则访印之行危险了。”王叔铭说：“幸亏我们判断绝不是敌机，要是判断失误，开高射炮轰击，那就不堪设想了!”俞国华也跟王叔铭开玩笑说：“你们的头儿 (指昆明警备司令)应该知道委座要到昆明，你的官还是小了点，没必要知道嘛。”王叔铭似心有不快。
飞机在昆明加油后，再飞腊戍。在腊戍住了一夜，次晨飞抵加尔各答。
急中生智：张道藩口唱谱就国歌
在访印团中，张道藩是一个重要角色，是蒋介石组团时特别点名的。张道藩学识渊博，通过浏览一本英文版《印度年鉴》，他发现过去中国称甘地和尼赫鲁的党为印度国民党，是错误的。当时，印度确有一个小党叫国民党，甘地所领导的党是印度唯一大党。张道藩立即报告蒋介石夫妇，经核定，即通知国内各机构及新闻单位，更正为“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印度国大党)。
2月9日，访印团乘专用火车赴新德里。抵达新德里的第三天，印度总督夫妇设国宴招待蒋介石夫妇和代表团成员。按照印度招待国家元首的礼节，宴会时须奏中国国歌。为了慎重起见，印度乐队先以他们准备好的一份“中国国歌”送交中国代表团审核。中国代表团发现竟是北洋政府使用的“国歌”，即“卿云烂兮，虬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立即告诉印方，此歌绝不能用。
但是中国代表团未携带当时的国歌，在当地也找不到。怎么办呢?王宠惠通知中国驻印总领事馆，要他们设法解决此事。也许平素少用的缘故，总领事馆方面也表示没有现成的国歌，需找内行的职员拟写。由于时间紧迫，张道藩于是自告奋勇，亲自高唱国歌，由印度乐队队长记谱，再弹钢琴，由张道藩逐一校正。国歌谱就后，印度乐队用了一天的功夫练习演奏，再经张道藩最后核准认可。席间奏起当时的中国国歌，雄壮悦耳。张道藩受到同行的赞扬。宋美龄说：“教育长不仅会做文章，歌也唱得不错，是多面手呢，人才难得。”蒋介石也说： “学军事的人，不应单纯地专攻一门，比方说学炮兵的，也可以兼学工程和防化方面技能，今后军队应该把重点放在培养多元化技术人才，与学文学专业的兼修哲学、美术等一样，这样打起仗来可以一个顶两个、三个用。”张道藩对这件事颇感自豪，后来常在友人面前提起。
有鉴于此，张道藩建议将当时中国国歌词曲制成精品，分送给各驻外使馆，并致各国政府，以备礼仪上使用。
不拘礼节：尼赫鲁的“拿大顶”与张道藩的“侧手翻”
按照中国“行客拜坐客”的规矩，蒋介石夫妇一到新德里，就先访问当时正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甘地和尼赫鲁先生。这二人是英属印度政府圈定的“危险分子”，所以印总督很不赞成蒋氏的决定，只应允约甘地、尼赫鲁二人到新德里来见面。
其实尼赫鲁听说蒋氏夫妇抵达新德里后，就主动从家乡赶来相见，随行还有他的妹妹班茅特夫人。
2 月13日，印度总督请蒋介石阅兵。蒋介石具有双重身份：中国政府首脑和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究竟以何种身份进行阅兵呢?如果以国家元首的身份阅兵，则好办，按礼节行事就是了；如果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则是上下关系，是最高统帅检阅下属部队，印方当然感到不光彩。当时印方提出以外国元首的身份检阅，蒋介石稍显不快。宋美龄对他说：“我们这个代表团，是中国访印代表团，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对一个非主权国家的友好访问，从礼仪上讲，适用招待外国元首的礼节。”最终蒋介石依从了印方安排。14日、15日两天，印方请蒋介石赴印度西北边境参观要塞设施，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后来的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及印度著名女诗人乃都夫人，盛情邀请王宠惠、张道藩、保君健(当时中国驻印度总领事)三人，到新德里近郊的哥托米拉古塔游览。
大家本想登上塔顶眺望新德里全景，但塔阶有300多级，登了一半，大家都半途而下，在塔旁一片柔软翠绿的草地上或坐或躺，休息聊天。尼赫鲁比较健谈，与王宠惠谈得很投机。闲谈间，尼赫鲁将上身长褂脱去，只穿白长汗衫和黑背心。他的女儿英迪拉见状，忙大声阻止：“父亲，你怎能……”她的意思是嗔怪父亲在中国客人面前不讲究礼貌，有失本国风度。
尼赫鲁全不理会女儿的嗔怪，就在原地表演他的拿手绝技纳顶(中国叫“拿大顶”)。他两手和头部着地，倒立起来，惹得乃都夫人大笑，说他是“老顽童”，在场的人也都笑了。唯有英迪拉眼泪汪汪，讨厌父亲的作派，却又无可奈何。
尼赫鲁表演完毕，要求中国友人也来一手。王宠惠因年纪大无法表演，保总领事也说难于此道，于是推张道藩来打个圆场，以谢主人之请。张道藩时年四十余，正值壮年。他看立在一旁的英迪拉含泪欲哭的模样，怪可怜的，于是就把孩时学会的几套武术招式施展出来，做了一个侧手翻，直立起来，又两手着地侧翻旋转，继而右手撑地，两腿劈叉。这时，英迪拉看到中国大员也不拘礼节，才破涕为笑。
当天晚上，在总督府聚餐。印度朋友在席间合
唱《印度，我们的母亲》，歌声悲切动人。他们说，印度获得独立后，要把这支歌定为国歌。印度朋友唱完后，要求中国贵宾也唱一曲助兴。王宠惠推荐张道藩。张道藩引吭高歌，唱起了中国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歌声悲壮激昂，气势磅礴，在座主客为之动容。
夫人翻译：蒋介石与甘地密谈
蒋介石夫妇不能亲往拜会甘地，在尼赫鲁的安排下，2月20日从新德里前往加尔各答，甘地则从他的故乡司瓦格拉木赶来加尔各答相见。蒋介石派张道藩与保君健代表他前去迎接。
甘地到新德里后，谢绝传媒采访，住进朋友比拉家里，蒋介石夫妇闻讯，立即前往拜会。2月21日，蒋介石夫妇和甘地就在比拉家里举行会谈，张道藩作记录，董显光任翻译。会晤前，年迈的甘地向蒋介石请求说：“尊夫人的英语说得很好，声音又非常美妙。您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同我这个平民交谈，可否不讲外交礼仪，让尊夫人为我们翻译，让我听听她美妙的声音?”
宋美龄一听，猜测甘地将有重要的话要说，不愿意其他人听见，就请董显光去办别的事，她亲自给蒋介石与甘地作翻译。甘地指定他的秘书德赛作记录，尼赫鲁也在场。甘地年老体弱，不能长谈，每过 15─20分钟就休息一下，谈话自上午起，直到下午6时许方告结束。当晚，蒋介石夫妇离开比拉家，甘地也乘火车返回司瓦格拉木。
访印期间，尼赫鲁成了访问团的常客。当蒋介石夫妇不陪客人时，尼赫鲁常在他们身边。而当来了客人，尼赫鲁就和张道藩等在一起交谈。一次，蒋介石问尼赫鲁：“贵国有没有一本记述印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读物，是印度人写的，介绍给中国人?”
尼赫鲁先说没有，继而想了一下又说：“这样的书倒有一本，但不是印度人写的，是英国人写的。”接着，他又问蒋介石：“贵国是否有这样的书?如果有，我乐意拜读，并向印度人介绍。”
蒋介石将目光投向张道藩。张道藩平时在国内所见到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都是大部头，而且不是综合性的，就如实告诉尼赫鲁，并表示回国后准备组织编写一本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读物。过了两天，尼赫鲁给张道藩送来了一本英国人写的《我们的印度》英文本。
言出肺腑：尼赫鲁谓中国未可轻言强胜弱败
逗留印度期间，蒋介石指示张道藩要与尼赫鲁多谈政党问题，特别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组织纲领、活动方式、发展方向及其在印度民间的力量、影响等，张及尼赫鲁二人作过几次较长的谈话。
有关资料记录，蒋介石曾在一次晚饭后私下问尼赫鲁：“你看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印度?作为印度的邻国，我们中国也有马克思主义，而且其发展势头不容小看…… 可以说，中国目前除了我们国民党是唯一的大党之外，共产党已是第二大党，而且是拥有相当武装力量的政党。这个党很令我头疼!一旦对日战争结束，中国政府就要采取措施对付这个党。”
尼赫鲁说：“以我的拙见，马克思主义不适用印度的国情。因为印度原是个宗教统治的国家，英国人实行殖民统治以后，宗教在政治上的地位没有削弱，比方说信奉印度教的人，你要他信奉马克思主义，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中国人也有信奉佛教的，但不及印度人那样沉迷，印度有人说，中国人拜佛往往是一种投资，是有求于佛才烧香礼拜的，而把佛当祖宗或心中的救世主供奉和祭祀者甚少，所以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应该比印度人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站住脚，说明中国人还是愿意接受新事物的。贵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从哲学方面讲，毕竟是站在民众的对立面，而共产党要争取民心谋求壮大，就必须与贵党争衡。据我所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自己军队的党，而且与贵党的斗争由来已久，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蒋先生说，对日战争结束后就着手对付它，从战略上讲，从本党的切身利益上讲，我认为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我劝蒋先生不要轻视它，不要单纯从军事观点作结论──日本侵略贵国，原以为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亡华，结果打了这么多年还未达目的，贵国的抗战力量依然为国际所看重。可见，军事力量有强弱，但未可轻下强者胜弱者败的结论，因为形势是在不断变化的，强者有变成弱者，而弱者也有变成强者的可能。蒋先生是举世瞩目的军事家，看问题远比我深刻。再说，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深，所言不一定正确。”
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立即倾注全力实行“剿共”，其“必胜”的根据之一，就是单纯的军事观点──认为国民党的武装力量远远优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蒋介石并没把尼赫鲁当年这番话放在心上。
数易其稿：蒋介石发表《告印度国民书》
访印团在加尔各答的最后三天，尼赫鲁每晚都到行馆陪蒋介石夫妇用餐，餐后常谈到午夜，由蒋夫人翻译，张道藩记录。有时乃都夫人和班茅特夫人也跟蒋夫人谈论文教方面的事。蒋介石与尼赫鲁所谈涉及世界大战、亚洲问题、中印关系等等。综合各次谈话，尼赫鲁有请求中国帮助印度人民摆脱英殖统治、争取独立之意。而每谈及这些，蒋介石的态度都显得含糊，此时他也不便公开热心地声援尼赫鲁的反英复印主张。
张道藩十分敬佩尼赫鲁念念不忘复国的精神，蒋夫人也赞许尼赫鲁致力谋求民族解放事业的雄心壮志。
2月22日，访印团赴大文豪泰戈尔的家乡访问。晚间，当地以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和舞蹈表演热情招待了代表团一行。23日，代表团返回加尔各答。
访印团即将离开加尔各答时，蒋介石觉得应该对印度人民有所表示，遂决定发表《告印度国民书》。该文告中有“我希望我们的盟邦英国‘不久’(willnow) 将给印度人民以政治实权”的话，这句话的英语译文颇费斟酌。因为这样的语句很容易招致英国方面的非议，甚至指责。经蒋夫人、王宠惠、张道藩、董显光反复推敲，按照蒋介石“既不得罪英国，又表明支持印度独立的心愿”的旨意，几易其稿。尼赫鲁在录音之前，读了原稿，他激动地对张道藩说：“很好!很好!印度人民听了广播，一定对蒋先生和贵国政府表示深切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