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们是在雅尔塔。一个紧张的时代。这个时代始于1945年2月11日。那是一个星期天，在克里米亚这个疗养胜地的一座洛可可风格的宫殿里，宫殿位于黑海之滨，昔日的沙皇很喜欢在那儿漫步。那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签订了一个可怕的协议。八天中，他们打乱国界，准备好吞并某些领土，就将来各自的势力范围讨价还价。对美国、英国和苏联来说，赌注是巨大的:瓜分世界。本世纪中，同等重要的日子为数不多。
今天，人们知道了这次最高级会议的后果。它本应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和平，人类文明所经历的最艰苦的考验已使我们厌倦了。然而，继之而来的却是冷战，随后是局部战争，殖民战争和工业战争，造反，革命，这些地球分裂的苦果。
现在，2月11日开动这个程序的三位国家元首每人应负的责任已经明确了。我们甚至能够描绘他们使新时代神圣化所用的洗礼盆。大喝高加索白兰地，宴会桌上杯盘狼藉，然后撤席，好宽宽绰绰地摆下决定30亿人的命运的文件。16点，他们在那重要的一页上签了字，三大巨头终于告别了。
这些分析，这些描写，都出自一些极有资格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之手。在过去长长的30年中，他们考察了政治、战略、外交和经济。但是医学，很遗憾，被忽略了。
然而，医学也是事实的见证，有助于铸造历史。评价在位的君王，总是看他们赐予的恩惠和造成的不幸。一种特殊的神秘变化凝固了他们的形象。他们似乎是一种享有特权的人物，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衰弱从来也奈何不了他们。有人向善良的人民解释说，对于权力的追逐调动了一些非凡的人物，使他们具有不同寻常的品质。这也许是真的。人们很少想到，那些敢于攫取权力的人毕竟也是可以受到伤害的。如何否认他们的健康有朝一日将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呢？如何否认这些行为将要影响他们要做出的某些基本的决定呢？疾病总是既结束了罪恶又结束了美德。
雅尔塔的事情就是如此。人们看到，在那儿会谈的三位国家元首中有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两个月之后，他就与世长辞了。此人正是被视作西方世界泰坦的富兰克林・ 德拉诺・罗斯福。他63岁。从北至南，他的影响遍及美国大陆。从澳大利亚沿海到欧洲的中心，处处闪耀着他的影响。一个这样的人杰，以及他所承担的义务，都使人有理由询问他的情况。是他希望举行这次最高级会谈的，他争辩，骂人，方才得到，而战斗却还在继续着。最高级会谈来了。但是，他果真还有面对这次会议的智力和体力吗？
1945年2月3日，会谈前夜，距雅尔塔最近的萨基机场上，跑道被冻得坚硬如石。英国和美国代表团共有700人，运载他们的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驾驶员不能指望在附近找到一个结冰不厉害的机场。到处都是一样地严寒。无论如何，飞机得降落。
罗斯福乘坐的飞机12点10分降落，到了机库附近才停下来。他想等候温斯顿・丘吉尔。20分钟以后，英国首相踏上了俄国的土地。当美国总统下飞机的时候，接待小组的负责人美国海军中尉诺里斯・霍顿在场，他看到的情景使他震惊。
一个名叫米克・雷利的警卫抱着罗斯福。他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一辆吉普车的特殊座位上，以便使他能够检阅苏联的仪仗队。
举世皆知，总统没有人的帮助是不能走动的。人们知道他曾患过脊髓灰质炎，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已是终生残废。在他庆祝39岁生日的时候，病毒已经侵入脊髓。两天之内，他就瘫痪了，软骨和下肢肌肉强直痉挛。他从此戴上固定脊柱的金属支架。用轻合金制成的假器包住了他的双腿。1921年，他初入政界的时候，病患已经将他压倒，但他战胜了可怕的疾病发作，于1932年11月就任美国总统。1936年、1940年和1944年11月7日，他三次连任，成为连续十二年生活在白宫的第一个美国人。他是惟一坐在活动椅上而持有这样大的赌注的人。霍顿中尉与众人一样，知道这些事实。他过去已经见过、接近过罗斯福。另一个原因也证实了他在萨基机场所感到的震惊。
“他的面貌使我大吃一惊，”他在八年后写道，“脸色难看，布满皱纹，反映出一种极度的疲劳。他皮肤发灰，好像半透明似的。”
一个玻璃做成的人，说话声音微弱。他与周围的人是多么的不同。
这些征候，医生看得出来，有时医学上的外行也看得出来，当然，这并不太客观，不能据此作出诊断。但是，某些有经验的医生，当从他们熟识的患者身上发现了这种征候的时候，他们能预感到这些人在以后数日或数星期内将会有疾病的大发作。好像机体就是这样提醒人们注意，它正在受着痛苦。许多严重的病患正是这样警告那些成为目标的人们的，尽管需要正确地解释这些信息。
此外，霍顿中尉注意到罗斯福总统比人们预料的要消瘦得多。宽大的黑色斗篷裹着他，使他更显苍白。当斗篷张开的时候，他们看得很清楚，他的衣服是晃里晃当的。他喜欢穿领口不紧的衣服，这时，用不着解开领子，就能把手伸进去，直至胸脯。他冷得发抖，神情沮丧，仿佛是个影子，显然正在危险之中。
总统最亲近的左右与霍顿中尉有同感。乔治・福克斯就是一个，他在海军当过护士，每天晚上都给总统做按摩。阿瑟・普莱蒂曼也是一个，他是黑人，总统的仆人，替总统推车。在预定八天的会议中直接辅佐总统的10位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代表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们知道，总统乘坐昆西号战斗巡洋舰，在从美国到马耳他岛的海上旅途中，在地中海上，实际上从未离开过卧铺。他平时酷爱侦探小说，在船上读了一大抱。他也翻看了他收集的邮票珍品，但是他却没打开国务院为他准备的关于当时世界上领土争执的材料。他感到十分疲倦，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上面去。他在马耳他等候丘吉尔，一道乘飞机去雅尔塔。他的身体的衰弱没有逃过英国首相的眼睛。“他已经没有他的权力所需要的体力了。”后者对左右埋怨说。
然而，在旅途中，却有两个人对普遍感到的不安无闻无睹。第一个是总统的女儿，阿娜・波廷格夫人，她代替罗斯福夫人参加了这次旅行。第二个是海军少将罗斯・T・麦金太尔。波廷格夫人没有注意到明显的事实，倒并不那么令人惊奇，感情常常会蒙蔽理智。但麦金太尔海军少将显得目光不敏就令人吃惊了，他是罗斯福的私人医生。
事实上，美国的总统们习惯上总是把他们的健康托付给陆军或海军的医务人员。“因为这些人既是军官又是医生，”罗斯・麦金太尔在他于罗斯福死后写的一本书中解释道。“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得受军队纪律的管束。人们因此可以相信他们的谨慎。”罗斯福没有背离传统。他当负责海军的副国务卿直到 1920年，他一直念念不忘，就选择了海军的两位代表来负责自己的健康。第一个是他的按摩师乔治・福克斯，这一决定他终生不悔；第二个就是罗斯・麦金太尔，这一选择不那么合适。
因为，如果海军少将对他自1933年起在白宫无意中获悉的国家机密表示谨慎的话，人们可以问问他是否认真地看到或听说将要夺去总统生命的疾病日益严重。如果为他辩白的话，我们可以指出他是个耳鼻喉科医生。一个好的内科医生，即使不是军人，肯定也可以以同样的爱国热情为美国服务，特别是，他肯定可以更好地治疗那位令人敬畏的患者，延长他的寿命。
无疑，罗斯福总统不是个好伺候的病人。因为他不是一个易于相处的人。许多作家都描绘过这个人物的肖像，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并不一致，但在基本的评价上，他们却是一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一头猛兽。
某些人把他表现为一个实干家，现实，坚毅。他们赞扬他自1930年起表现出的勇气，尽管身体残废，他仍向顶峰迈进，并给美国人民以激励。他们把他表现为被他吸收进白宫的知识分子集团的统治者。在他们的眼中，罗斯福是“新政”的惟一发起者。新政是在1933年向被严重的金融危机弄得筋疲力尽的美国提出的一次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他是对外政策上的天才的干涉主义者。他在1937年将美国的中立一扫而光，在1941年重新武装了软弱无力的英国，随后又制订了未来的信条大西洋公约。他又把最后两个任期用于反对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斗争，同时为后来的联合国组织做了准备。总之，他是一个巨人。他具有与他所代表的惊人的技术力量相协调的热情，能够战胜，直到忘记来自身体的灾难。
另一些人，描绘了一个不那么卓越，几乎是懒散的罗斯福，他相信自己的嗅觉而不愿打开档案袋。他临阵磨枪，免得白费力气。这些人中，有一个法国人，名叫阿尔杜尔・孔特。他看到的是一个确确实实没有才能的人。一个肤浅的人，他说，一个平庸的学生，一个没有毕业证书的大学生，一个没有生意的律师，他彻底投身于政治，只是由于机会，由于他喜欢赌博。他因为富有而不真正知道钱为何物，所以他在政治中预感到了一个奇妙的领域，他在其中将消耗其战斗的欲望和蓬勃的生气。 “他喜欢排场，” 他明确地说，“他在权力中既寻求其本质又寻求其装饰，他具有一种强大的想像力和深刻的舞台感，能够组织奇妙的场面，脸皮相当厚，足以肆无忌惮地利用蛊惑人心的宣传，玩票作风也相当浓，以脸皮厚为乐，他从未解决过一个重大问题。”像许多才能超群引人注目的人物一样，他是个迷信透顶的人，喜欢西部片，不满足于珍馐美味，能够在无意中发怒。总之，人们知道他不太喜欢自我修养。
社稷栋梁？心血来潮之徒？历史没有裁断。历史将会裁断吗？历史不会混合这两副面貌吗？有一点是确实的，要想抵抗住罗斯福的魅力，要想让他保持持续的警惕性，要想让他服一剂药，得有点性格才行。人们难以想象罗斯・麦金太尔博士能够与这样一位患者平起平坐。这大概解释了为什么这医生启程去雅尔塔时表现出那样一种令人放心的平静。
“自我供职直到1942年，”他写道，“总统从未生过病。”如果说他在九年中未曾签署过一份有关他的患者的健康状况的医疗公告，倒是更接近事实。
向白宫呈送的第一份简报写于1943年圣诞节。简报说感冒使总统不能离开房间。感冒恶化，转成气管炎，将会引起肠功能紊乱。麦金及尔宣布他已就此拟定了一项详细的医疗方案。1944年春天，3月、5月和8月，这场好斗的感冒屡屡发作。每一次，麦金太尔博士都更换医疗方案，让大家知道，并且明确指出，对于他那样年纪的人来说，总统的状况极好。
今天，当一个伟大人物频繁卧床，当他越来越多地不在国家事务中露面已无法隐瞒的时候，没人会认真对待那些谈到顽固性感冒的医疗公报。诊断是方便的，却几乎总是掩盖着另一种更令人不安的病症。1944年，在华盛顿，麦金太尔博士乐观的公告并未能欺骗那些接近总统的人。显而易见，他日益衰弱。
秋天， 麦金太尔海军少将宣布罗斯福血压偏高，但未告知数字。他将其归之于总统进行的第四次旨在再任的竞选所造成的疲劳。
应该承认，竞选运动令人筋疲力尽。1932年，在任总统赫伯特・胡佛，虽是个优秀的管理者，在罗斯福面前却轻若鸿毛。民主党的海潮将他席卷而去。罗斯福在 1936年和1940年又以同样的压倒多数当选。但是，在1941年，一旦美国参加席卷欧洲的战争显得不可避免时，民众的热情就开始低落了。
“像以往一样，我们试图袖手旁观，”当时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们拒绝相信我们将被拖进去。伟大的领袖告知全国，这是可能的。他被拖入泥淖，名誉受到损害，被人嘲笑，但他并未失去勇气。”
必须如此，方能唤醒和动员起这个巨大的国家，制订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战争生产计划，为盟国、俄国人、英国人、中国人直至澳大利亚人生产大炮、坦克、飞机和食品，建造最大的舰队和最有效最强大的空军并使之投入战斗，装备相距两万公里的两条战线上的850万士兵。
努力是巨大的，但有争议。许多美国人对强迫他们接受的牺牲表示不满。如果说1932年胡佛抵抗不住罗斯福的话，1944年同在职总统角逐的共和党新优胜者托马斯・杜威就不一样了。他在与横行美国东海岸的诈骗分子们的斗争中以雷厉风行著称。1944年11月，罗斯福仅在终点线上险胜这个顽强的家伙。一场艰苦的比赛。
在罗斯福总统第四次当选的那一天，看到他的人忘不了他行动的艰难，费了多大力气才作完就职演说。他们还记得，罗斯福赢得第四次以及前几次成功所依仗的人，哈里・霍普金斯，情况更糟。
哈里・霍普金斯不仅仅是个心腹谋士，他简直与总统本人一般无二。他是个优秀的卫理公会教徒，美国共济会的高级人士，如同他自1928年就支持的罗斯福一样。他成为他的心腹，取得了他的信任，后者的一切政治选择都是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作出的。
“他们共同培育了一种对救世主义、没有障碍的自由、适宜的世界主义的强烈兴趣。”阿尔杜尔・孔特写道。
霍普金斯是个杰出的外交家，厕身于总统最可靠的合作者之中。他的微妙而困难的使命，特别是与斯大林、丘吉尔、庇护十二和戴高乐将军所打的交道，无计其数。他痛恨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然而，在美国，罗斯福的政敌对他的方法和效率提出异议。他与总统一样，性喜奢华挥霍，这使他成为政治评论家心爱的靶子。他终生成为他为之效劳的伟大人物的挡箭牌。
和罗斯福一样，霍普金斯也是大病缠身。但是，当时人们只知道他的病情的一部分。1936年，他在胃部多次出血之后，做了一次胃手术，手术表明存在着一种癌性扩散的溃疡。胃的部分切除使他的生命为时不久。自1941年开始，每个月医生都说他只能活几个星期了。那是一种少见的病，被称为同色病，起因于机体中含铁过多，无疑是为补充出血而进行的多次输血造成的。这种病使他日渐衰弱，也加重了终于在1946年夺去他生命的肝癌。他周期性地受到可怕的病痛的折磨和消耗，每次他都在惊讶的同伴面前站起来，几个小时之后又倒下了。他是一团烈火，然而是飘摇不定的烈火。
在萨基机场，1945年2月3日，罗斯福被警卫抱到汽车上。这一天，霍普金斯是被用担架抬下飞机的。在雅尔塔，大多数情况下，他也是躺在担架上进会议室的。两个残废，最后的日子实际已屈指可数，美国总统只比他忠实的助手早死几个月。而迎战斯大林的重任就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斯大林尽管为高血压所苦，却仍然是矫健的。罗斯福的衰弱有目共睹。苏联国家元首早在1941年德黑兰第一次国际会议中就亲自对丘吉尔评论过了，那次会议仅仅涉及采取何种军事手段削弱德国军队的抵抗。但是人们怀疑他是否知道正在摧残美国总统的疾病的性质。他知道罗斯福为战后着想，迫切希望在政治方面补充德黑兰会议在军事方面的收获，于是就从损害总统健康的不可避免的衰弱中大捞好处。
请看事实。伊朗最高级会谈八个月之后，也就是1944年7月，富兰克林・罗斯福鼓吹第二次最高级会晤。他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艾夫莱尔・哈里曼建议在一个与华盛顿和苏联首都距离相等的地方会晤，当时提出的是苏格兰的北部。但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避而不答。他以伊朗方面的理由回避这次旅行: “德黑兰会谈之后，我耳朵疼。我的医生认为任何乘飞机的旅行，任何气候的变化，都将对我有最坏的后果。”
1944年整个夏天，罗斯福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建议了其他适于召开他所希望的这次会议的地点:雅典、塞浦路斯、康士坦丁、耶路撒冷、萨洛尼卡。每一次斯大林都搪塞了之。他提出了他不能出国的理由，因为他本人指挥着对德的军事行动。罗斯福坚持到 1944年10月，正是他与杜威的竞选白热化的时候。这一次，他派霍普金斯去莫斯科，建议罗马或马耳他。斯大林等到11月，罗斯福再次当选，他才回答道: “敖德萨。”
在华盛顿，总统的亲信哗然。旅途远至黑海，对总统来说是一场苦难。罗斯福犹豫不定。这次，斯大林又建议: 雅尔塔。作为恩典，他不过让对方少走了区区若干公里。于是，罗斯福让步了。会晤最后定于1945年2月。
当扑克手或拳击手看到对手软下来的时候，常常会采取斯大林在这场角斗中的这一手。扑克手们虚张声势，拳击手们总是引逗对手远离场地中心。在这两种情况下，目的都是一个:进一步消耗对手，以便更稳妥地给以致命的一击。苏联国家元首善于等待时机。1944年底之前，他一直作出不同的回答，并不害怕罗斯福失去总统的位置。公民感和爱国心不允许美国人在战争期间有一场真正的国内政治危机。他在地点上讨价还价，迫使罗斯福去就他，从而赢得了七个月的时间。他不想在健康方面冒任何风险。相反，这七个月却严重地损害了罗斯福的健康，他的体力在1944年7月至1945年2月之间确确实实是消耗殆尽了。何况，昆西号是一艘防护良好但不舒适的战舰，乘坐它在无尽的冬季穿越大西洋和地中海，也是一场严酷的考验。而从马耳他到雅尔塔的飞机也是困难的。当时，谁也估量不出这几个月中罗斯福健康毁坏的程度。在这方面，那里的医疗技术是不大有效的。
直到1970年，人们才知道了这种逐渐摧毁罗斯福的疾病的名称。这一年，美国医生霍华德・G・布鲁恩在本国一份有巨大声誉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文章。
他在论文的开头指出，他于1944年3月作为会诊医生被召入白宫，协助罗斯・麦金太尔海军少将。这个决定是在罗斯福夫人的坚持下作出的。他首先注意到，过去人们经常否认是疾病减弱了美国总统的工作能力。后来他感到惊奇，罗斯福死后，还有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死后，平常保存在华盛顿附近贝塞斯达的美国海军医院的两位总统的所有医疗资料，都不翼而飞了。但是，他本人保存了有关他的患者的医疗资料，足以使其病历复原。
布鲁恩博士指出，罗斯福多年以来就患有动脉硬化。这种病起因于动脉组织变硬，其特点是血管内膜中非晶质脂肪增多。增多始于膜的内层，附带引起弹性纤维的增生和加厚，以及被称为结蒂细胞的萎缩，最后引起钙化。这种病对大中血管危害尤重，例如主动脉，连接心脏和大脑的动脉和四肢的动脉，最后可以引起阻塞。
这种病同人类一起诞生。它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到处肆虐，因为它并不放过儿童。
动脉高血压是这种病的最初征兆之一，再加上由胆固醇引起的障碍，胆固醇是一种血液细胞中的脂肪物质，同时还有视网膜血管变质，这在检查眼底时可以看出，患有这种高血压症的人就是心脏并发症或脑血管并发症的真正候补者。这正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情况。
1944年3月，布鲁恩博士连续测量了患者的血压，动脉血压太高:高压185毫米汞柱，低压105毫米汞柱。在欧洲，许多医生还以厘米而不以毫米为单位，那就叫做“18.5和10.5”。如果能够说血压有平均数的话，那么在国家元首那样的年龄，正常的平均数应该是140/70。
心电图上，“T”波深度颠倒，也表明罗斯福已经有了并发症的初期症状。左心室关闭不全。这说明心脏衰竭已有多年，已不能减缓动脉血的压力的增加。动脉硬化，血管中胆固醇积存，硬化板和部分阻塞血管的隆起增加。为了对抗这种压力，向全身供血的左心室增大了收缩的力量，心肌劳累而顶不住。向动脉供血减少。心室因为能倒空血液而扩大。
为了控制这种病变，人们通常使用抗凝血剂和利尿剂，使血液稀释流通，特别是谨慎地使用强心药。布鲁恩提出方案，主要是卧床休息和使用毛地黄，总统只是部分地接受了。
毛地黄是当时经常使用的强心药，可以改善心室关闭不全。几天之后，罗斯福可以起床了。但是，1944年5月26日，他又为新病痛所苦。布鲁恩诊断为胆绞痛，起因于胆固醇过多，他通过照相发现胆囊为结石堵塞。
1944年8月15日，新的警报。在一次游览太平洋的时候，罗斯福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心肌梗塞。一个血块堵塞了冠状动脉。这次堵塞形成了一块至少四平方厘米的坏疽，伤及心脏。镇静药平息了疼痛，强心药使节律障碍和休克状态消失。此外，罗斯福总统使用抗凝血剂，也许还有抗维生素K，这是当时的新发现，其作用是减缓血块的扩大。
本文摘自《病夫治国:元首与疾病的故事》 作者:[法]阿考斯 [瑞士]朗契尼克 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