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唱革命歌曲到跑酷刷街:60年青年人的周末消遣(组图) 北京青年报
从50年代的唱革命歌曲、掏麻雀到60年代的看露天电影、打嘎嘎；从70年代的看小儿书、听邓丽君到80年代的玩魂斗罗、看春晚；从90年代的蹦迪、泡酒吧、看大片到2000年以后的跑酷、刷街、快闪……周末的玩法从朴素单一到丰富多元，见证着我们的幸福和祖国的成就。
玩儿着，成长着
新中国成立这60年，从个人到国家，都装满了说不完的故事和抹不去的记忆，无一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青年周末》特意从“年轻人的周末玩法”的角度，精挑80多幅照片和近百个关键词，串起各个时代的特色和流行，谨以此刊献给热爱生活的人们，献给繁荣昌盛的祖国。
重温当时的画面，聆听亲历者的讲述，我们发现每一个小侧面，都是社会多方面进步的真实体现。
从 50年代的唱革命歌曲、掏麻雀到60年代的看露天电影、打嘎嘎；从70年代的看小儿书、听邓丽君到80年代的玩魂斗罗、看春晚；从90年代的蹦迪、泡酒吧、看大片到2000年以后的跑酷、刷街、快闪……周末的玩法从朴素单一到丰富多元，见证着社会的变化，我们的幸福和祖国的成就。
这些玩儿，虽然不只是年轻人热衷，也不都是在周末发生，但它们都留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即使被时间淘洗也历久弥新，所以收藏。
除了这些，其实还有许多其他休闲方式的画面和关键词，因版面有限，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但我们会记得它们，这些玩法都曾经让我们获得了放松、自省、求知、学艺、乃至表现个人的绝好机会，也越来越成为我们提升生活品质、滋养精神、改善福利、沟通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好途径。
让我们感谢这60年与时俱进的周末，感谢这60年日新月异的玩法；
让我们继续坚持对周末的热爱，继续提升玩儿的品质──
因为，玩儿着，见证着成长。
《青年周末》编辑部
北京市青年暑期生活委员会为北京市的青年们提供了挑战自我，锻炼刚毅，磨练意志的平台，使他们走出学校，亲近自然、亲临大海。 供图/《人民画报》
伍零年代
50年代，百废待兴。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玩，朴素简单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
革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虽然工作繁杂生活清苦，但人们对时尚的向往和对休闲娱乐的追求从未在这个时代休止。
五零关键词
革命歌曲
雄壮激昂的进行曲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这个时期流行的歌曲绝少儿女情怀，多是抒发对祖国、领袖、英雄、生活的热爱：《我的祖国》、《歌唱祖国》、《浏阳河》、《新疆好》、《草原之夜》，唱遍了大江南北；抗美援朝，保家为国，使《英雄赞歌》、《我是一个兵》等“兵歌”广泛流传；《九九艳阳天》、《敖包相会》等爱情歌曲穿着“新民歌”的袍子，为当时的少男少女深深喜爱。
这个时期的著名歌唱家，如贾世骏、马玉涛、王昆、郭兰英、胡松华等，通过广播电台向听众传播歌声。
白毛女
“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的喜儿扎起来”，50年代的经典电影不只这一部。除了在1951年获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的《白毛女》，《鸡毛信》、《渡江侦察记》、《董存瑞》、《上甘岭》、《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林家铺子》、《五朵金花》、《青春之歌》……都在那个年代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生活的稳定使凌月华一家过得很美满幸福，假日里，他们有时看戏、看电影，有时就去逛公园，一家人在公园里散散步真是其乐融融。 供图/《人民画报》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了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群众，特别是失学失业无组织的青年，由青年团中央社会服务部和北京市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合办了青年服务部。 供图/《人民画报》
前苏联电影和小说
文/华新民
我出生在无锡和苏州之间的一个叫做荡口的镇上。江南鱼米之乡，在“抗美援朝”年代，自然就成了志愿军休养地的最佳选择。我们当地人都叫他们“休养军”，休养军能够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带来了电影放映队，使得镇上和四乡的居民沾光，也能看到以前从未见识过的电影。电影放映队是坐小火轮来的，靠岸后就在河边的空场上支起银幕，再把放映机接通轮船上的发电机，就使得我们这个不通电的乡镇也能看上电影。那个时候年纪小，看不懂电影的故事，只能看热闹，只记得第一次看的是前苏联影片：好人骑着马追赶火车、跳上去同坏人搏斗，模糊记得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勇敢的人》。
1954年春天，我随着母亲迁到上海，再往后的记忆就同大上海分不开了。
五十年代的上海，那时还没有电视，收音机也不普及，除了学校教育，电影是对少年儿童影响最大的渠道之一，电影院有只收几分钱的学生场，看电影成了我们当时享受得起的“高级娱乐”。我到上海的时候，美国的电影已经在上海绝迹，西方其他国家的电影，如意大利的，也是偶然举行意大利电影节时才能看到。国产电影无论数量和质量当时都赶不上群众的需要，我们看的电影大半来自前苏联。当时“二战”刚过去不久，描写前苏联卫国战争的电影《攻克柏林》和《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等在我们同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加强了我们对前苏联的向往和崇拜。而我们关于革命、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最早也是从许多前苏联电影中的英雄形象那里获得的，比如内战时的红军将领夏伯阳、卫国战争中的青年近卫军和堵枪眼的烈士马特洛索夫等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过，前苏联在夸耀她的光荣革命史和伟大成就时，也夹带了他们革命前的传统，所以，我们也有机会看到宣扬帝俄时代将领如库图佐夫、苏沃洛夫的电影，有一个电影的名字就叫《海军上将乌沙科夫》。
除了电影，课外书籍也给我们的少年时代留下深刻的影响。低年级的时候，看的书籍主要是“小人书”──连环画。在新出版的小人书中有关前苏联的故事也占很大的比例，比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以及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些故事我都没有看过原着的中文译本，对它们的了解，直到今天仍然是从小人书上看来的那些内容。进入中学，我们的阅读范围就扩展到《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类小说了。同电影一样，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也在前苏联革命文学的夹带下，成为我们精神食粮中的一部分，如契诃夫的小说《凡卡》甚至还进了我们的文学课本。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城隍庙进行了大规模修葺，使之成为上海的名胜之一，为上海主要游览区。图为庙内的玩具摊，这是孩子们的乐园。供图/《人民画报》
青年们喜欢运动。下班后，他们在宿舍区里的空场上打排球。这样既能锻炼身体，放松身心，又可以结交朋友。在这里大家一显身手。供图/《人民画报》
国棉北京第二棉纺织厂生产任务较重，实行倒班工作制，白班的女工下班后回到宿舍，都轻手轻脚，生怕吵醒上夜班的姐妹。 供图/《人民画报》
玩在胡同
文/肖永利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我在读小学和中学，住家在北小街豁口里的椿树胡同。
两三场大风刮过之后，北京人惊喜地看到，柳树发芽了，桃树开花了。我住的大杂院里，原本光秃秃的树枝上，开始缀上鹅黄嫩绿的叶子，在暖暖的阳光下闪着油油的光，北京的春天真的来啦。咱不说天坛公园、颐和园满园花香撩人醉，昆明湖水映春光，就说我住的那个院子，便能感触到浓浓的春天气息。“猫冬”的街坊走出家门，玻璃窗擦得明亮，互相打着招呼，人人透着眉舒气爽有精神。孩子们有的追逐打闹，有的在院中“嗡嗡”地抖着空竹。自己会扎风筝的曹大爷，拎着“沙雁”风筝、“大蝴蝶”风筝招呼着爱玩爱热闹的老少爷们去城豁口护城河边大空场放风筝去了。那年月，北京城里楼房少，平房院养鸽子挺多，我们院的吕大哥喜欢养。春天丽日蓝天下，成群的鸽子翱翔，传来悦耳的鸽哨声。贺奶奶等老人坐在台阶上，聊天享受着春光，真是一派平和、温暖的春景哟！
京城的春天有声有色，明朝学者史玄记述:“京城三月时桃花开，满街唱卖，其声艳羡”。不必再往前追寻，像我这岁数的北京人，谁没听过春天胡同叫卖吆喝交响曲呀。
二月河水解冻，小贩城外捞来活虾米。三月蛙雏已成“蛤蟆骨朵儿”，田螺蛳也有了，您听吧，一早胡同里就传来吆喝声:“约活虾米来！”“蛤蟆骨朵儿、大田螺嘞！”闻声准有捧场的出来，大婶、老太太买小虾米、小鱼，可供人尝鲜，抖上面糊“炸虾米”，加上韭菜“炒虾米”，好吃极了，也可以买回家煮一煮剁碎拌上米饭喂爱猫。蛤蟆骨朵儿最受孩子和养鱼的主儿欢迎，院里养鱼人家，买来蛤蟆骨朵儿、灯笼碧草放进鱼盆或鱼缸，无限生机春意，呈现眼前。
随着春暖花开，街巷胡同叫卖之声此起彼伏，数月不断。挎着荆条筐卖青杏的吆喝道:“杏儿来，粘了蜜嘞！”卖新从郊外或自家采摘的野菜、香椿的小贩也在吆喝:“鲜花椒来，嫩芽儿的香椿哎！”
（节选自《春天的记忆》）
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来到农村后，积极帮助当地农村进行文化建设。这是在巢湖畔司集人民公社为青年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女声表演唱辅导。 供图/《人民画报》
电视大学通过电视机教学，学员不出门就可以听课。而且可以通过电影手段将在课堂上的教学内容，表现得很清楚，使学生更容易理解。 供图/《人民画报》
陆零年代
上世纪60年代，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很平常。回望60年代，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孩子多。孩子一多大家就凑在一起玩耍。
孩子玩的种类很多，多数玩法通行全国。胡同里四周都是平房，孩子平地折腾的余地不大，但上房、翻墙、上树成了他们的玩法；大院的孩子由于院子大，空场多，玩成规模的“兵团作战”的游戏，又比胡同的孩子便利得多。这大概也应了那句学术用语──“地理环境决定论”。
露天电影
◎文/泉韵
提起露天电影，一直有种难以割舍的情丝缠绕在心头。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相当一部分电影都是露天看的，看露天电影成了普通人过把电影瘾的最佳途径。
对我来说，隐约记得看的第一部露天电影是《海鹰一号》，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最早的解放战争的片子。在我的印迹中，只记得在波涛汹涌的南海水域上，有我人民解放军的一艘军舰被敌人的炮火击沉了，军舰上的海军战士与军舰一同殉国的惨烈情景。
后来到了东北，看的露天电影才逐渐多起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东北小镇有驻扎的部队，特别是中苏关系紧张时期，每年都有大量的露天电影可看，都是部队专门为了慰问地方，为了增强军民鱼水情而放的。
那是一个盛夏的夜晚，天气格外闷热，人们吃过晚饭，手拿蒲扇便早早地来到兵团广场看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在去的路上天空已经电闪雷鸣，阴云密布，眼见一场大雨就要来临。但是难得的一场电影不能错失良机，也就三五成群地来到了广场。电影还没有演过一半，大雨便直泻而下，把上千名观众淋了个落汤鸡，电影只好停演，但广播通知先回家换衣服，什么时候天晴了再回来看，因为那时的电影片子，都是好几个地方轮番上映，如果因天气原因不能放映，你也要按规定时间送到别的地方上映，所以必须当晚看完。
回到家之后，为了看《第八个是铜像》后半部分，谁也不敢睡觉，会抽烟的就坐在那里吧嗒吧嗒地吸着烟，不会吸烟的坐在那里摇着蒲扇，静静地等着雨过天晴。一直到了凌晨3点，雷雨终于停了下了，人们喜出望外，纷纷又回到了广场才看了下半场，等看完之后，东方已经鱼肚白，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看了一晚上电影。
当时看国外电影的感受有个顺口溜叫作：朝鲜电影哭哭闹闹，南斯拉夫电影枪枪炮炮，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这个顺口溜很形象地反映出了各国电影的特点。
说起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那真是一场伤心又冻人的经历，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正是寒冬腊月，夜晚气温零下30多度，人们一直是跺着脚，哭泣着看完这部片子的，到底是被冻得哭泣了，还是被电影中的情节感染了而泣？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有。当看到卖花姑娘及家人受到地主如此的欺压，遭受如此的凄惨遭遇的时候，全场哭声一片了。可是当电影散场之后，人们才面面相觑地发现，每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全部变成白胡子老头，无论是眉毛还是胡子睫毛上，都结满了白霜，人们在悲痛过后又一次忍俊不禁的一阵大笑。
还有一次上演《列宁在一九一八》，我和二哥去晚了，正位子没有了，只好到银幕后面去看，看反银幕电影是很别扭的，除了字幕都是反的，电影里的人物的动作，手势也都和现实相反，就在那次看到列宁拿着羽毛笔写信的时候，我二哥突然大喊起来：原来列宁也和我一样啊，也是左撇子，以后吃饭时再不挨父亲敲了。当时我们也没有转过弯了，完全没弄明白我们是看的反面银幕电影，所以误以为列宁是左撇子。
露天电影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当年看电影的那种感受也不再拥有，但我还是乐此不疲地把这些感动写出来，目的无非是让我们想到在如今的信息爆炸时代，我们曾拥有过那最纯净，而又最质朴的露天电影，我们有很多的做人理念和人文思想就是从露天电影那里传承过来的。
北京一个“少年之家”的小朋友制作了一部自动控制装置，它可以使路灯在天暗时自动明亮，天亮时自己熄灭，起到了节约电力的作用，非常科学。 供图/《人民画报》
青年职工的业余文化娱乐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除了组织多种多样的业余文艺团体，还教革命歌曲，或根据本厂新人新事编成节目在厂里上演，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供图/《人民画报》
马路游戏
文/刘仰东
上世纪六十年代，孩子是玩的主体。
那时候，计划生育的国策尚未出台，独生子女人家不是没有，但少得可怜，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很平常。因而回望六十年代，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孩子多。
玩骑马打仗、双球打垒、官兵捉贼等等，动辄有满山满谷的孩子冲锋陷阵。有时候一个楼的适龄孩子模拟军事游戏，照着军棋（陆战棋）封官，两个阵营从司令到班长封完了，还能剩下成片只能当兵的孩子，若加上同样数目的女官兵，场面可想而知。由此还引出一个动辄出现的情景：天擦黑的时候，家长扯着嗓子乱叫孩子的小名，呼唤在外边疯玩的孩子回家吃饭，有的老大老二老三轮番叫。如今这种声音已经根本听不到了。很多过来人感叹当年邻里关系的亲密，其实这种关系的确立，与孩子之多，孩子之间的扎堆玩、串来串去不无某种连带关系。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没有游乐场（仅中山公园内有一个今天看起来不过巴掌大的、能坐“汽车”和“飞机”的转盘游乐区），没有电子游戏厅，没有滑板，没有形形色色的智力玩具，没有各种旅行度假生活，总之，没有现代化的“玩”。北京孩子就在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里折腾着玩，好在当年的北京城里楼少，城外楼也不多，高楼尤少，禁止孩子进去折腾的绿地花园更少，相应而言，是平房多，空场多，土路多，树多，沙子、木头、铁丝网多。从撒尿和泥到爬树上房揭瓦，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可以尽情地利用这个天然游乐场，施展自己玩的创造性和天分。“玩具”或制作“玩具”的原材料，常离不开纸、皮筋、皮球、玻璃丝、线轱辘、铁丝、砖头、沙子、树、土、木头……
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里和楼群间普遍栽着一些有年头的树，像槐、柳、杨、枣、榆等等，小树林也不罕见，住在大庙附近的，还能与更有年头的松柏树为邻。这些树都是北京孩子登高望远和采摘的去处。院里如有一排柳树，遇春夏两季，有时候棵棵树上都挂着孩子。孩子爬树，经常是毫无目的，就是爬着玩。看谁爬得高，爬树的高度与心理上的恐惧感加荣誉感成正比。如今四五十岁的北京爷们回首当年，一定还记得院里的哪棵树好上或不好上，哪一回脚踩空了或踩折了树叉摔成脑震荡。
当年的孩子也“出游”。最简单的玩法是漫无目的的干走，称“遛圈”，类同大人的散步。有时候也遛人，即几个孩子合谋途中甩掉一个。那时候孩子都觉得世界很大，北京很大，自己住的院子也很大。从三里河走到甘家口就有长途跋涉的感觉。巴掌大的院子转着圈玩，都觉着没边际。有机会搭一段卡车，则是一件相当爽快的事情。有个朋友说起过，他们院有个孩子父亲当司机，有一次把卡车开回家，这孩子左磨右求，当爹的终于破例拉着一堆孩子上街兜了一圈，前排的孩子站在卡车跨斗上，神色如毛主席检阅红卫兵。途中穿越人多的地方，有的孩子也没忘了玩坏，冲着人群大叫一声：“老张！”引来好几个张姓路人的抬头应答。这些孩子的得意忘形终于在归途中遭到报应，有个孩子光顾着体验兜风的畅快，不留神脑门被树枝剐了个两寸多长的口子，急送医院缝了好几针，险些伤及眼睛，至今伤疤还在。
节选自《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此文有删节 (本文来源：北京青年报 )
游泳爱好者们来到昆明湖，在绿波中尽情地嬉水，孩子们在水面上追逐着五彩的水球，拍打着浪花，人们笑语欢腾，热闹非常。 供图/《人民画报》
北京市航海俱乐部为了满足青少年对航海运动的爱好，在颐和园昆明湖南边的龙王庙建立了一个航海活动站。图为航海俱乐部的健儿们在练习驾驶帆船。 供图/《人民画报》
游泳
文/刘仰东
上世纪六十年代，除了个别孩子四五岁时被“选拔”到体校，孩子的泳技再高，泳速再快，也属于“自学成才”。不像今天的孩子，报个游泳班，有教练培训，有专用器械，安全也不是问题，十天半个月就速成了。
“文革”前，与春游一样，许多机关、学校每年夏天要组织几次游泳，不少孩子起步于此。所谓起步，不过是套着橡胶的或塑料的救生圈在水里泡着，渐渐在浅水区练练憋气和换气，至于多长时间能把头伸出来，得看悟性了。个别孩子练了几十年，至今离不开救生圈，就游泳而言，可谓孩子里的另类。
80 年代上大学时，有一年暑假，系里几个同学去西柏坡凭吊，在岗南水库游了一次泳。有个同学下水后只在浅水处呆着，让所有同学侧目，感到蹊跷：“你是旱鸭子？”答云小时候家长看得紧，出不来。众同学皆不解，有人忍不住接茬说，当年不都是千方百计连躲带骗瞒过家长往八一湖溜吗？
“文革”中，因为有毛泽东横渡长江的壮举，游泳一直是一项得到提倡的群体运动，每年7月16日，昆明湖等水域要以大规模的游泳形式来庆祝他老人家畅游长江多少周年。直至“文革”后期，离游泳场所不远的小学，高年级夏天的体育课，必有几堂要拿到游泳池去上，其实也没人指导，说是上体育课，不如说是组织孩子游泳，更为恰当。“组织行为”以外，周末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家子出动，大人骑车带着孩子，孩子身上套着救生圈，背着军用水壶。这在当时，算是一种时尚的消夏生活。更多的孩子是瞒着家长随院里的大孩“私奔”到游泳池，这属于地下活动，一旦被家长发现少不了挨一顿臭骂甚至臭揍。不论渠道性质是光明正大还是阴谋诡计，我们在十来岁上下，差不多都三扑腾两扑腾地学会了游泳。当然永远忘不了那令人振奋的一刻──居然突然间能不借助任何东西，把头露出水面，身子浮在水上──会游了！
一旦会游了，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一到暑假，天天泡在游泳池的孩子不计其数。城东的孩子去工体，城南的去陶然亭，城北的去什刹海，城西的去八一湖。正规的游泳场所收取费用，什刹海这样的天然游泳场，学生票价每人2分，团体（十人以上）每人1分，游泳池一两毛。当年孩子一招呼至少十来口子，去什刹海游泳，花1分钱进门，什么时候出来则没谱了。工体等游泳池有一阵子是按场次或时间收费，进门盖戳记录时间，出门结账，入场管得不大严。
我的同事黄蔚琦小时候住东大桥纺织部宿舍，也属于泡工体游泳池的一族。那时院里的孩子事先说好，上午一帮孩子就带着干粮赶头拨进去，一直游到太阳落山。出来前个把小时，院里一个孩子到场，按人头起票。如此则他们经常花一小时的钱游10个小时的泳。当年孩子在游泳池一泡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不累也不腻。今天再回首，他们也不忌“好汉不提当年勇”的祖训，仍是一副自豪加骄傲的神态。
节选自《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此文有删节
轧钢厂工人陈忠明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置办了全套的摄影器材，他还在业余时间为厂里拍摄了许多生产中感人的画面，他的许多照片成为工厂珍贵的历史资料。 供图/《人民画报》
他俩是怀柔县孙栅子大队的赤脚医生。渐渐的彼此产生了好感，有了共同的生活目标和追求。供图/《人民画报》
柒零年代
谁说另类的玩法只属于今天？70年代的孩子有70年代的玩法。Y形树枝弹弓、滚铁圈、陀螺、粗铁丝手枪……生于70年代的孩子，全是游戏DIY的高手。
上个年代的“文攻武卫”没了，下个年代的下海致富还没来，人们生活单调而平静，但他们没忘记自寻开心。从这一点来说，70年代的确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文革”结束后没多久，邓丽君来了。一开始还是“靡靡之音”，人们得在家里偷偷听。后来小青年就拎着“四喇叭”，大声放着邓丽君招摇过市。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代，一个酝酿着变革的年代。
春游
文/北岛
1970年春，我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那年春天来得早，阳光四溢，连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们并肩骑车，拦住马路，32路公共汽车鸣长笛，轰然驶过，扬起一阵烟尘。
曹一凡是同学也是邻居。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志扎根北京的“老泡”。所谓“老泡”，指的是泡病号留在城里的人，为数不多但不可小看── 除了有抵挡各种压力的坚韧神经外，还得深谙病理知识及造假技术。幸好有他们留守，几个月后我随工地迁到北京远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读书写作听音乐，被邻居庞家大嫂称为“三剑客”。
北京近乎空城，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进正门，穿乐寿堂，玉兰花含苞欲放，木牌写着“折花者罚款”。在排云殿码头租船，绕过石舫，向后湖划去。一路说笑。后湖更静，唱俄罗斯民歌，招来阵阵回声。我们收起桨，让船漂荡。
史康成站在船头，挺胸昂首朗诵：“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停顿片刻，他继续下去：“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我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郭路生”，史康成说。朗读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除朗朗上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爱是因为革命加声音，待革命衰退，只剩下声音了。在工地干活吼一嗓子：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师傅们议论：这帮小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而郭路生的诗如轻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
退船上岸，来到谐趣园，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游廊吹口琴，如醉如痴，专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刚才的诗句。郭路生是谁？我问。
不知道，听说在山西杏花村插队，史康成耸耸肩说。
原来是我们中的一个，真不可思议。我的70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
节选自《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标题为编辑加）
北郊木材厂的民兵当年把战备训练和体育健身有机地结合起来，既锻炼了身体又提高了战斗力。供图/《人民画报》
天安门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每年的国庆节，成千上万的游人从祖国各地来到这里，瞻仰高大雄伟的天安门。照片上的一家人，站在金水桥上，仰望天安门 。
鞍钢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在工人俱乐部的绘画室里，经常可以看到工人全神贯注作画的情景。供图/《人民画报》
听电台
文/阿城
70年代听境外广播，当时叫敌台，我不知道在全国知青当中普遍不普遍。云南知青中相当普遍。
听敌台，并非只是关心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娱乐。我记得澳洲台播台湾的广播连续剧《小城故事》，因为短波会飘移，所以大家几台收音机凑在一起，将飘移范围占满，于是总有一台是声音饱满的。围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声一起，杀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总要有一段时间剧情大讨论，昨天没顾上听的人，借机补课，总是矮人一截的样子，听过的人则都在发飙。
节选自《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的确良是那个年代的时髦货。供图/《人民画报》
大型轧钢厂吊车工王志坚是一位无线电爱好者，在他的家里摆满了无线电的零部件、测试器和有关书籍。他还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先后革新了多项电力设备。
抄书
文/韩少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一级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篮球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又有浑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树林里呵的一声开诵，立刻晕了一大片女生。红卫兵们爱诗热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为被大家争相传抄的朗诵文本，成为昼夜里此起彼伏的男声和女声，包括有些人对舌头痛苦的折磨。
当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下乡后，诗心在劳累中渐失，娱乐只剩下夜晚唱歌这种自我播音，于是抄歌的还是不少。苏俄的，美国的，拉美的，欧洲的，南亚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国少数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睐，几乎也是人手一册。多少年后，凡老知青们聚会，只要《三套车》、《老人河》、《流浪者之歌》一类音乐响起，中老年们差不多个个能唱。这种当年地下歌潮所留的余习，这种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的全国性音乐认同，与学历教育倒是毫无关系。
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我在县城里结识黄某，后来当上编剧的一位，发现他抄录了几大本古文，深受震动和启发，回乡下后也如法炮制，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书藏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知青点的朋友们也经常帮我，比如发现废品站有什么旧书刊，发现商店里有包装货品的旧报纸，就会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纸片带回来给我。
90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据他说，他曾赴江西省插队，在乡下抄满过近百本笔记本，几乎抄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一件“反革命团伙”案，他坐牢两年多，但他在监房里还把《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抄了三遍。他学英文的办法是，找一本词典，每天背下一页，就撕去这一页，待整本书撕完，英文也就咽下一肚子。
……
当然，这种手工活毕竟太耗时间，毕竟不足以抵消严重的短缺。在一个信息速生和知识高产的时代，急匆匆的现代人还可能抄书吗？
节选自《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推土机手李安利从小爱好音乐，她喜欢弹琵琶和拉小提琴。她家是全厂闻名的艺术之家，全家五口人有四个是音乐、舞蹈爱好者，每天晚上邻居们常到她家聚会。
1974年的“十一”国庆节，首都各大公园为参加游园活动的各界群众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其中有小朋友最喜欢的用电子和激光遥控的模型玩具。
看电影
文/翟永明
一天，我与阎莉去和平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和平电影院的售票处人山人海。那些年，有一部电影看不容易，何况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版《红色娘子军》，那里面有人见人爱的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现在想起来，当时在我们眼里，洪常青在电影里的角色，与女儿国中的贾宝玉差不多，总是被女人围着。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对琼花若有若无的那么一丁点儿暧昧(通过王心刚的眼神顾盼和那些顾左右而言它的革命话语，表现了出来)，使得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有了一点人性的色彩，也使得王心刚成为“文革”时期女孩的偶像。
话说当时我和阎莉看见电影院的阵仗，心有不甘。一心想要买到电影票，我们一左一右地从人群的两边往窗口处挤。没有经历过“文革”中抢购的人，绝不会想像出这种状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挤得人挨人，有人从后面扑到前面人的肩上，抓住售票处的铁栏杆，买好票的人因此也挤不出来，只得低下头，从那人身下钻出来。我们从小就去挤买抢购各种各样的物品，早已有了经验，仗着人小，从两头紧贴墙壁往里钻，是屡试不爽的方法。
但是，人多，也就有混水摸鱼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时，突然人浪像退潮一般退了开去。又听人群中喧闹起来，后来才知道，革命群众扭住了一个耍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而被耍流氓的，正是阎莉。我还没反应过来，阎莉也被送到派出所去，录了一通口供。回来后，阎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了。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在这帮小孩们中间，阎莉一下变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来。那时，还没有魅力这个词，但是，阎莉在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一下变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面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与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啊？
时髦、款式变化快的“蒙莉莎”时装受到上海妇女喜爱。由上海和澳门合资经营的上海蒙莉莎时装有限公司，自1986年底开业以来，每天推出的新款，都受到顾客的喜爱。
80年代深圳市工人文化宫前耍猴。
捌零年代
这是一个新生的娱乐休闲方式大量涌入的时代。
蹦迪、霹雳舞、太空舞、街头台球、红白机、溜旱冰……国门渐开，新鲜的周末休闲玩艺儿“忽如一夜春风来”。人们曾热衷于喇叭裤、蝙蝠衫，追赶时髦的脚步在羞涩和探索中前进。《霍元甲》、《少林寺》让武侠热一时风起云涌。录像厅门口，经常人头攒动。这个时代也是如今的“80后”和“70后”们最留恋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街头台球
文/侯希辰 包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街头台球算是当时年轻人最时尚的娱乐项目。
“特别是街头台球，昏暗的路灯下，几张自己做的台球桌，几个朋友打上两盘，成了当时我们晚上主要的娱乐活动。不对外开放，大家都是偷偷摸摸来玩。”
1982年，高中毕业的林健榕成为一名学徒工。他回忆说：“那时真没什么地方可玩，年轻人又爱玩，每天晚上闲得心里像猫抓一样痒痒。”
一天傍晚，一个学徒班的朋友急匆匆地跑到林健榕家，让他赶紧吃完饭带他去开眼界。
“临走扔下一句话，要我穿整齐点，说去那的都是见过场面的人”。
于是，林健榕骑上自行车穿街走巷，跟朋友来到福州工人文化宫附近的一处居民家中。
“挤满了一屋年轻人，围着一张大桌子看得津津有味。挤进去一看，两个人拿着一根长棍子，正在捅桌上的球。”
看了一会儿，林健榕突然冒出一句话，“我说‘这不是小孩玩的弹珠吗？’大家一下子全都看过来，笑着说：‘这家伙怎么这么土，连台球都没见过’，说着递给我一根球杆。”
林健榕一打，没打中球，再一打，球弹了出去。
“所有人又笑又吹口哨，有人拿过球杆，几下就把桌上的球都打进洞里，姿势相当帅，那时我一下子被台球这新玩意吸引住了。后来才知道，打一盘球要收1毛钱，而且不对外开放，大家都是偷偷摸摸来玩的。”
而当时1毛钱能看一场电影，林健榕还是被迷住了，他握着球杆时想象自己是冲锋陷阵的战士，“球一进洞，别提有多英雄了，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何对台球着迷的原因。”
不久，林健榕和打台球的一群人交上朋友，还彼此取了一些“滑枪”、“底袋”、“背枪”这样的外号。
林健榕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街头的台球桌渐渐多起来了，福州掀起一股“台球热”。
他回忆道：“当时文化宫外面，一条路上有七八家台球店，人行道都堵住了。那时的台球桌都是自己做的，一张木桌挖四个洞，这算是比较正规的，还有用两张板凳支起一块木板当台球桌的呢。一张台球桌就能吸引许多人来打，最多再拉个灯泡，一个月能挣不少钱。不少临街的人家就在马路边支起台球桌做买卖。”
林健榕回忆说，一到晚上，昏暗的灯光下，台球桌边围满了年轻人。
“一拿杆，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围上来，指点着要怎么打，打坏了，一堆人起哄，一条街上都是大呼小叫的声音，一直会玩到大半夜。”
而那时的夏天，赤膊拖鞋就是台球迷们的“标准”装备。
（摘编自2008年10月《海峡都市报》）
都说春秋是钓鱼的好季节，可是对钓鱼爱好者来说，在冬天里钓鱼更是件其乐无穷的活动。在冰面上凿个洞，下竿垂钓， 那感觉，只有亲自体验才会知道这其中的乐趣。
伴着喜庆的《婚礼进行曲》，20位新娘身着漂亮的礼服，在新郎牵引下，共同踏上他们神圣的婚姻殿堂。整个婚礼既传统典雅，又新潮大方，新人们个个脸上带着微笑。
小朋友们很开心地玩球操。
黑白电视
文/李顺民
1984年，我正在上小学二年级。那一年，改革开放的第7个年头，村里一户家境殷实的人家买来了一部12英寸的黑白电视，是全村最早的一部黑白电视。
于是，村里的男女老少一窝蜂地涌到这户人家看稀奇古怪。他家的上房炕上坐不下，就坐在地上；地上坐不下又站在院子里。看着电视上出现的图像，一些上年纪的人说，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国家本事大的了不得，制造出那么大一个塑料匣匣，里面啥都有，电视机里那么多人从一根细细的电线绳子里能钻出来吗？村里来看电视的人把全村“电视首户”闹腾得半夜三更还不能入睡。看上两三个晚上，大人们都不好意思再来。为了看电视，我们这些孩子们根本不知道顾忌脸皮，更何况当时中央台正在上演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每一集电视剧刚搭头观看，看得兴趣正浓厚的时候，这一集就结束了，仿佛一眨眼的工夫，大家都埋怨这一集电视剧格外的短暂。
看完电视剧，我们还赖着脸皮一个不漏地接着往下看节目，包括广告节目也看得津津有味。眼看着主人家瞌睡得直打盹，我们还是丝毫没有回家的念头，人家也不好意思说出让我们回家睡觉的话，直到电视屏幕上打出“晚安”的字幕，我们才如梦初醒，恋恋不舍地离开人家。那时白天没有电视节目，孩子们整天兴趣关注点就是昨天晚上演出的《西游记》，脑子时时刻刻都在回放精彩情节和片段。想得非常陶醉的时候，不觉脑门子上挨了一竹棍儿，正当走神的同学丈二和尚摸不着高低的时候，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出现在面前笑盈盈地训问：“你在想猪八戒背媳妇吗？”听到这样的问话，全班同学们笑的前俯后仰，肚子都笑疼了。
好不容易熬过漫长的白天，刚刚吃过晚饭，饭碗丢在一旁，溜出大门，又直奔“电视首户”。没想到人家已经插上了门闩，只听见人家电视机里传来孙悟空打斗的动感声响。眼看着电视剧被耽搁，我们焦急得眼睛对准门缝向里张望，小声地叫喊着人家孩子的名字：“开一下门啥？”声音小了，里面听见也装作没听见一样，根本不开门。我们把小手伸进门里试探着取开门闩，却根本够不着，只好缩回手，非常沮丧地抱怨大伙：“赶紧喊，再稍微迟一下，这一集就演完了。”里面的人实在装不住我们接连不断的喊叫声，就给我们开门。等开了门，没看几分钟这一集就临近结束了。我们几近乞求地说：“以后再不要关门了，等我们家有了电视，就再也不打搅你们了。”以后，这家人每天晚上干脆把电视搬到巷道里，在桌子上放稳一把椅子，把电视架在椅子上，每天晚上村里的人拉一把小板凳，坐在巷道里看起了露天电视。看着人家的电视，自己心里想着，自家什么时候也能买上一台电视，那时候可以躺在热炕上看电视，多气派和自在啊！
（摘编自2008年8月《甘肃日报》）
迪斯科舞厅和录像厅是80年代最寻常的周末休闲活动之一。
在北京大学的田径场上，平时文质彬彬的大学生，这时蹿蹦跳跃。有时各系各班之间还经常搞一些拔河之类的比赛。魂斗罗
◎文/Marilyn Lin
1985 年左右，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老爸被公司派到日本学习，回国时买了好多东西。那时出趟国，恨不得倾家荡产地往回买东西。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爸还是挺时髦的，特意从日本扛回来了一个任天堂游戏机。可是日本的游戏机与国内的电视机不兼容，为了能玩这游戏机，他还买了一台不能收看国内电视节目的监视器。我们全家跟着了魔似的抢着玩。
大概是1987年前后，红白机被引进到国内，制式作了改进。我妈立即跑到商店买了一台，花了近2000元钱。她后来听说新东安市场开始销售“魂斗罗”元，第一时间带着我冲过去，在拥挤的人群中花了280元买了一张盘。
这下全家上下掀起了一阵攻打“魂斗罗”的热潮。我们一大家十几口子人，一到周末，就有一半人围着桌子打麻将，另一半人就在电视前排队，等着Game Over之后换人。
因为我是住校生，只能每个周末回家修炼。当时也不知道有调30条命的方法，仅凭着3条小命能打到第五关就已经是极限了。后来知道了“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aba“的秘诀，用30条命打到关底，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我又给自己制定了更高的目标：“通关不死人”。经过苦练，我终于也实现了目标。
在游戏机上，我妈特别舍得花钱，眼睛都不眨一下。她曾在西四的一家电玩店花了420元买到《希特勒复活》的游戏盘，当时要价420元。据说那时候她一个月的工资也就这么多钱。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款游戏。
不知道为什么，有段时间我们家里人疯狂迷恋《坦克大战》，以几个舅舅、舅爷爷为首，聚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有操作的、有配合的、还有两三个人在后面支招。全家人喜欢一块玩的还有俄罗斯方块和一个打弹子球的游戏。
最有意思的，是我姥姥也加入到游戏大军的行列中。她只玩一个叫《忍者神龟炸弹人》的游戏，玩过这个游戏的人都知道，50多关全都是小人放炸弹炸怪物、找钥匙。我姥姥一个人在家闲着的时候边做会儿家务，玩会儿游戏。她就这么劳逸结合，一天下来活干完了，游戏也打通关了。而且每次她一定等我们回家之后才打最后一关，让我们跟她一起看通关的画面。
《超级玛丽》是一款非常经典的游戏，但是我从来没有打通关过，倒是后来的《玛丽医生》掀起了我们家最后一波任天堂游戏高潮。一个人通关，两个人比赛。今天你比我强，明天我一定要超过你……
每个人从周一到周五都摩拳擦掌，就为了周六比赛做准备。 我妈为了苦练基本功，连续两周和我爸爸作战到3点，直致大拇指因为按键太多而患上了腱鞘炎，后来还去医院做了个小手术。
(摘编自Marilyn Lin的windows live空间)
上海女子服务部新近增设录像征婚服务项目。这一内容，使男女青年得以更方便、更全面地了解对方。这是两位工作人员正在为一女青年（左一）拍录像片。
在气温摄氏零下的天气，参加冬泳的人们不畏寒冷，跳进冰冷刺骨的水中，叫人佩服。
80年代的快餐文化基本上是路边摊儿。
录像厅
文/张立宪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小城镇拥挤嘈杂的街道，地上混杂着甘蔗渣和瓜子皮，路边混杂着自行车和摩托车，人们的脸上混杂着茫然和憧憬。脑筋灵活的人引进各种新鲜事物，比如冰淇淋机，此前老百姓只能吃到硬梆梆的冰棍或冰砖（听这些豪爽的名字），如今也可以吃到腻得 嗓子的奶油冰淇淋了；还有啤酒机，此前老百姓只能喝上高粱白酒，如今也可以拎一个暖水瓶，打上一暖壶冰凉的啤酒，或直接在机器旁边就着水煮花生米、拍黄瓜与凉拌腐竹喝个酒饱。
让这些录像机派上用场并赚上大钱的，是录像厅。录像厅往往是跟当地的文化馆联系在一起。门口竖一个牌子，或是红底白字，或是黄纸黑字，先是一行“香港最新武打片”，下面是片名，导演主演什么的没人感兴趣。牌子旁边是个桌子，有售票的人守在那里，桌子上是票据和卖票人的大搪瓷缸，桌子旁是把声音开到巨大的大喇叭。喇叭与录像厅里正在播放的片子相连，片中的音响远播到大街上：男主人公那低沉冰冷的嗓音，会突然被一段恐怖的音乐盖住，女主角的声音尖利刺耳，带有一种蛮不讲理的霸道。当然，更多的是“嘿嘿哈哈”的打斗声和“嗖嗖锵锵”的刀剑棍棒声。
那些“嘿嘿哈哈”和“嗖嗖锵锵”，让你忍不住停下脚步，从补丁摞补丁的衣服里凑出一块几毛钱，买一张印刷低劣宛如食堂饭票的票，然后在黑暗中摸进录像厅。里面视规模大小，有一个或几个电视机，放着那些最新涌入的老式香港武打片，屏幕上是那些装模作样的男女主角，完成一段肯定能完成的复仇大业，或粉碎一个小学生就能看穿的阴谋。经常会有故障发生，或是画面突然变得糟烂不堪，或是声音突然消失，或是画面与声音全部变得不正常，大家发出“嘿嘿哈哈”的声音，让相关人员来鼓捣一下，然后继续看下去。
（摘自《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
“孔雀泉”已被建成为一个温泉浴池，附近傣族村寨的群众纷纷来这里沐浴治病， 他们挎上象脚鼓，敲着芒锣，跳起孔雀舞，感谢武警战士为边疆人民造福。
◎冰上婚礼从1984年举办以来，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新人在冰城结婚。冰上婚礼已成为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
选美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次选美。
1985年初，广州市团委为了配合“两个文明建设”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策划了一次选美活动，叫作“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这在新中国的大城市还是第一次，也基本上没有外国选美的经验可学。
1985 年2月3日晚7点开始的预赛在回民小学里举行，不仅要面试形体仪容，而且要笔试文化知识；不仅选女也选男。共有550多位俊男靓女参加初赛。通过了预赛的 130多人于2月14日在广州少年宫参加初赛。由考官对每个人依次进行详细的面试，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才结束。
笔试分13个室举行，时间为1个小时。要求回答的内容，包括政治、时事、文学、历史、地理、哲学、政治经济学、数学、化学等共50条填充题。例如问最近当选的美国总统是谁，《王子复仇记》的作者是谁等等。面试着重仪表、气质、风度、体态、表达能力以及普通话水平等方面。容貌占总分100分的15%。“你为什么参加青春美评选活动？”是选美评委们反复提出的问题。参赛者有的当场要进行表演、唱歌、跳舞。
初赛之后，选美比赛突遭非议，官司一直打到北京去。老先生们议论纷纷，他们认为广州搞选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只讲穿着打扮，不要艰苦奋斗。广州的宣传机构从此对羊城青春美大赛讳莫如深。经主办单位多方努力，才使这次选美幸免于夭折。但正因为有争议，又限制报道，使这次选美更染上了神秘色彩，街谈巷议有赞有弹、沸沸扬扬。可不像九十年代的选美和模特大赛那样司空见惯、平平淡淡。
当年的3月 6日，决赛在广州中国大酒店举行，选出五男五女为“羊城之星”。获得女子冠军的是谢若绮。她当时是白天鹅宾馆总台首席职员。在决赛中，她舞姿优美、歌声甜润、口齿伶俐，对司仪用英语提问也能对答如流，倾倒了全场近千名观众，也博得评委的赞赏。获得男子冠军的是汪子健。（来源：和平论坛）
经典文化衫：跟着感觉走。 供图/CFP
“听音乐到外滩”已成为许多上海市民、游客文化生活的一个去处。图为：1994年5月黄浦艺苑艺术角，800名青少年小提琴爱好者，身着红衣，头戴白帽齐奏《梁祝》。
玖零年代
文化衫、一字裙和牛仔裤，港片、偶像剧和好莱坞，真维斯、班尼路和皮尔・卡丹，游戏机、KTV和VCD，这是一个国门大开、潮流涌动、物质相对丰富的年代，市场的开放给了人们太多的选择，潮流成了指引娱乐休闲的风向标，赶时髦是对这个年代的绝好注解。
文化衫
文/余世存
自90年代第一个夏天起，三四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市里行走着民众的姿态。人们身着背心汗衫的前胸后背，印着大大小小的图案、文字、口号。
这个一时被称为文化衫的空前的“民众的创造”，其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并不为人们自觉地认知。倒是敏感的市场很快征用了这一创造的形式，商学结合，使得文化衫有了直接的宣传和表达功用，直到今天，文化衫仍是人们表达其愿望和诉求的工具之一。
文化衫确实是在整个社会无声的状态下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家已经远走，知识分子已经沉默，小人物们走上了街头、广场、闹市，他们无能力把愿望和诉求上升为观念主张或标语口号，但他们有能力表达自己的生存状态，即写印文字图案的文化衫本身是他们强调自己有意无声的生活方式。
那些文字是流行歌曲、诗词、影视、习语、旅游、卡通等等话语或关键词的混合，有对家国领袖的流行说辞，“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人们的口头禅，“跟着感觉走”、“别理我，烦着呢”、“人很善良，但老吃亏”；有流行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好人一生平安”、“我的未来不是梦”、 “来自北方的狼”；有生活用语或哲理，“当心触电”、“不喝一杯”、“我吃苹果你吃皮”、“天生我才必有用”、“钱非万能，但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有旅游宣示，“摸到棒槌山能活一百三”、“我登上了南天门”，等等。
但在当时，文化衫上场的时候，人们却是惊疑交织、目瞪口呆的。习惯了任一事物都有直接明了意义的中国人无能力从文化衫的文字里读出意义，面对流行起来的文化衫，“别理我，烦着呢”、“跟着感觉走”、“情人一笑”，人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要干什么。文化衫挑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人们难以理解，文化衫就是生活本身，就是民众活生生的创造。
在经历过全国人民穿着清一色服装的年代之后，在经历过八十年代的绿军装、白衬衫、中山装、连衣裙等衣服之后，中国人用五花八门的文化衫为自己清教徒式的生活、为自己被代表的生活画上了句号。
街机厅
◎文/天山小仙
中国的街机厅──一个只属于男人的地方！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电玩城，而是90年代的纯街机厅。一排排机器，龙蛇混杂，乌烟瘴气。时不时还有现实版的《古惑仔》看的地方。80后、70后玩家的聚集地。
香烟：男人从来就跟香烟分不开。特别在那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90年代。想证明你真的不是个软柿子？点上一支香烟，跷个二郎腿。时不时还抖上两抖。输了来两句国骂。仿佛不管技术咋样，反正气势上是不输人了。
形象：不修边幅就是那时候酷的代表。来个郭富城式的中分，穿条喇叭裤，下面配双拖鞋。当然，虽然外人看来是街边的小瘪三。
小 P孩：经常有些没钱的小P孩在旁边观战。小P孩通常都是机厅最了解机器硬件的人。哪台机经常吃币，那台机按键失灵。他们大都知道。观战的时候时不时还专业性的点评上个两句。 “不要这样打！去角落啊！逼死他(BOSS)!逼啊！为什么不逼？不逼等下你就死（指游戏角色）。”他们也知道依附强者才能生存的道理。每每看到谁玩的厉害点的，都想投币进去参上一脚，不过大多数都被大哥哥们严厉的话语喝退就是了。虽然很烦，不过也是街机厅独有的风景之一了。
吃币：“老板！吃牌了！”这个声音通常都响彻整个街机厅。除了个别特别专心的玩家。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过来，这个相当于街机厅的广播了。然后通常都有个小 P孩过来跟你说：“这台机经常吃币的，叫你别玩了。”停电的时候，老板都会推出发电机。然后再给在座的玩家补上一个币。小P孩们也假装坐到机台上，希望老板会糊涂一下。不过老板都知道你小样心里想什么了。这招没见成功过。
古惑仔：这帮人不同于小P孩。是街机厅的强势群体。经常剥削小P孩的钱财，游戏币。当然。玩游戏碰上个别不爽的玩家，招来几个兄弟干上一仗。从此结上梁子。以后还是尽量少去那个机厅的好。不然什么时候屁屁上多个窟窿都不知道。这叫什么了？人在江湖。
机室招牌：那时候大多数机厅还是没有招牌的。然后各种民间叫法就诞生了。有按照地理位置分的──批发行、五金行。 也有按照老板的人物特点叫的──老头机、阿姨机等等。反正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是哪就对了。
这就是我眼中的中式街机厅。很黄很暴力。但是很MAN！！
1993年，北京官园市场，国家领导人的挂历与大美人的挂历都是市场上的热销货。 供图/CFP
1999年，从哈尔滨开往牡丹江的列车上，戴耳机看微型电视的旅客。供图/CFP
下馆子
文/选自《中国生活记忆》
90年代，人们一有了点钱，就毫不客气地下馆子了。
他们最初的选择，是比较实惠的川菜馆。
川菜馆刚刚进入人们视线时，很低调，小店居多，装修淳朴古拙，甚至开始阶段还稍显简陋，但装修多用串红辣椒、茅草、绿竹等极富四川地域特色的材料和元素，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与亲和力。菜品定价又经济实惠，深受务实的大众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同。
人们终于吃上了四川火锅，知道了什么是“麻辣烫”，什么是鸭血，什么是毛肚，什么是黄喉，什么是火辣辣的四川风情……
还有那所谓的鸳鸯火锅，必须成双成对。圆圆的锅子中央，那S形的挡板将普普通通的火锅呈现出了奇妙的太极世界，锅底汤被分成了乾坤、阴阳，一分为二，一红一白，一辣一淡，一文一武。红如残阳白似雪，火辣辣伴着清香。吃过鸳鸯火锅的“老外”们说得更加形象：“红汤如同迪斯科，白汤好似华尔兹”。
90年代，自助餐开始流行。人们在餐饮消费方面增加了更多的选择。
饿怕了的国人，面对自助餐，显然有些惊慌失措。进去先观察地形，打量清楚，一定不要拿又便宜又容易饱的东西，结果，桌子上摆满了菜，狼吞虎咽般吃了半小时，感觉有点饱了，这时候桌上还有很多菜，锅里也很多。突然看到门口边看到一个提示，说如果拿到桌上的菜吃不完，剩下的要按重量来收钱。
一般“战斗”结束，最后从座位站起来时，感觉很痛苦，身体不能完全站直，只能微弯，从座位起来后，想坐回去，腰已经弯不下去了。一位作家曾说过，吃得太饱的感觉和饿得太狠的感觉是一样的。人们这才感受到原来吃得过饱是多么的痛苦。
“扶墙进（饿得双腿发软），扶墙出（撑得直不起腰）”这一最具代表性的口号让不少人感同身受。其实，抱着“吃够本”心态去吃自助餐的大有人在，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才注意到，只吃贵的，不吃对的；一顿把本吃回来；饭前饿着，省着肚子；少喝水，甚至不喝。这些吃自助餐的习惯，都不利于健康。
可见当时的老百姓下饭馆要的还是经济实惠。
90年代，麦当劳初入中国。◎供图/CFP
90年代，黑白电视换成彩色电视。图为：1997年9月12日，北京百货大楼，一位打工农民蹲着认真看一次重要会议的电视现场直播。
用热温泉治病。邦腊掌热泉的水含有钠、钾、钙、镁等23种微量元素，对人体十分有益，对许多疾病有着神奇的疗效作用，一年四季来这里沐浴治病者成千上万。
洋品牌专卖店进入中国。图为：1995年，上海，行人在皮尔・卡丹专卖店前。
遥控、彩电、VCD
◎文/小豆豆
记得爸爸刚把新彩电搬回家之后，我们都很高兴：“这么大的电视？还有颜色呢？哈哈，最好的是不用我们下炕换台了（一次次被支使下去换台这个差事是我们小孩子最烦的）！”到买这台电视机时我年龄稍大认字了，知道是“快乐”牌。质量也很好的，一直用了好几年直到我们嫌它还小又换了一台更大的它才被易主。到现在，每家一台电视那是最少的，液晶38英寸的那是最小的，再也不会出现到别人家集体看电视的盛况了。
父亲是一个特别容易接受和喜欢新事物的人，在90年代初，刚刚有VCD和卡拉OK的时候，他便托人花高价买了一套设备回家，还有一堆经典老歌的光盘。什么《农奴翻身把歌唱》、《南泥湾》、《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北京的金山上》、《东方红》、《毛主席的光辉》等等好多。哈哈，若干年前的盛况又出现了，邻居不管男女老少，会唱不会唱的晚上都到我们家来OK了。那话筒我们小孩子是抢不上的，只有在旁边干着急和忍受噪音的份。因为小姨会唱戏，专门托城里京剧团的亲戚买了吕剧的盘，唱得那个叫好啊，听的人直拍巴掌，唱的人得意洋洋，并道：“都怪当年他姥爷不舍得让我去唱戏，不然现在还用呆在这村里？”
现在那套设备哪里去了？我也不清楚后来父亲把它们怎么处理了，只知道现在家里用的是触摸屏的DVD了。
没有固定的训练场，公园、围墙、工地……就是他们“飞檐走壁”的舞台，他们被称为“跑酷一族”。“跑酷”，又叫作城市疾走（Parkour），诞生于上世纪 80年代的法国，意思为“到处跑”，其含义就是“超越障碍训练场”，这几年在国内很受年轻人喜欢。图为2009年4月，北京，中国首届跑酷大赛现场。供图/阳光（CFP）
大型购物街区也是综合休闲场所，商家总会想尽各种新鲜玩法，留住人们。“全北京向上看”LED大屏幕成为世贸天阶的亮点，人们可以在这里欣赏各种主题的“视觉盛宴”。图为2009年9月13日北京世贸天阶。 供图/朱熙嘉（CFP）
iPod带着科技、时尚、娱乐等多元素标签，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图为2007年7月27日，北京西单地铁一号线，大厅内的iPod广告牌。 供图/张恺欣（CFP）
DV不再是简单的记录工具，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娱乐色彩。图为2005年5月20日，安徽某师范学院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用DV拍起反映自己生活的小电影。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
2009年9月20日中国科技馆新馆开放，到新馆感受科技的力量，已成为人们周末休闲的新选择。图为2009年9月13日中国科技馆内景。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
零零年代
2000年以后，我们的生活呈几何式的速度变化着。如果说，以前人们只想到利用长假出游休闲的话，那么2000年以后，更加个性的休闲方式，只要在家门口就能玩出彩儿。尽管我们无法将这些新潮玩法一一列举，但请跟上我们的视野，让这些休闲片断更加丰富你的生活。
刷街
◎文/香水百合
昨天，老公和他的“刷街”（滑着滚轴扫街）盟友们，从北京前门刷到天津鼓楼。
老公一大早5点30分就起床了，说是要7点到前门集合，7点30分准时出发。所以前天晚上，我就开始给他准备东西，买了两大瓶脉动1.5L的，装在水袋里，专门为长距离轮滑设计的。别说，还真是挺有模有样的，水袋放在包包最底层，有一根管子从上面伸出来，渴了可以随时喝，非常方便。我特地去超市买了好多东西，有干牛肉块，有真空小包装的卤汁牛肉，还买了一大块巧克力，以及两瓶强化型红牛，又给他装了五六块巧克力派。本来还想再给他准备点儿，老公说，他们到了廊坊就中午了，会大休一次吃午饭，所以也就是路上可能会吃点儿，补充体力，准备太多吃不完，还特别沉，所以我也就没再买了。回到家，我又给他准备明天要穿的衣服，长袖衫和半袖衫，早上挺冷的，等到中午热了，再换半袖衫，两边的小兜里又放了两包纸巾，我想可能会用到。
为了这次刷到天津，老公特地买了一双速滑鞋，轮子大，滑得快啊，省劲。不过，新鞋都磨脚，这两天一直练习，好穿的时候习惯点儿，但还是磨了两个大泡，我就特心疼啊。心想：实在不行，就穿以前那双平花鞋。不过最后，还是决定穿这双速滑鞋，就是用绷带把脚踝缠着呗，实在不行，也就只能这样了！
我一边准备一边嘱咐他，别滑得太快，跟上队伍就行，看着车点儿。实在不行，刹不住了，你就轻轻地坐到边上，别摔太疼。到了廊坊和天津给我打个电话，别总是让我担心，说着说着他就笑了，说什么你给我灌输点医学常识还行，怎么一说这个就特不着边啊，哪有轻轻坐那的啊，那么多人呢，你坐那，后边还不全倒啊。再说了，就你一人坐那还滑什么劲呢，刹车都刹不住，还敢刷到天津。
就这么着，折腾折腾洗完澡就快11点了，我就催他赶紧睡，明天还得刷一天呢！
（注：2009年9月13日发表于新浪博客，此文有删减）
“超级女声”成为“造星”的代名词，人们生活中又多了一项休闲活动：全民选秀。图为2005年8月26日傍晚， “超女”最后关头FANS疯狂拉票。 供图/赵静（CFP）
“快闪”是新近在国际流行开的一种嬉皮行为，可视为一种短暂的行为艺术。很多年轻人，已经把“快闪”加入到活动中，成为有创意的亮点。图为2006年12月2日，“艾滋病日吹个球 安全自有一套”快闪活动在北京王府井举办。 供图/周民（CFP
涂鸦活动越来越多，图为2009年5月30日，北京朝阳区奥莱足球公园里举办“涂鸦艺术节家庭日”活动。 供图/潘之望（CFP）
草原音乐节
文/画海听涛
2009 年8月8日清晨6点，无法抑制住自己那颗驿动的心，悄然起身下床，洗漱完毕，整理行装。8月7日、8日、9日，张北草原国际户外音乐节，为了这场期待已久的欢乐聚会，那种喜悦、激动、期待的心情已经整整伴随了我一段时间。尽管即将三十而立，那种渴望在路上、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渐渐离我而去，对摇滚乐和新音乐依旧像理想世界里的一道光芒，在我心里闪耀着。此时我最想说的一句心里话就是：“我年轻，我渴望上路。”
…………
夜幕降临，明月当空，灯光闪烁，繁星闪烁，一盏盏孔明灯冉冉升起，照亮了草原的夜空。这时，大批观众自发向主舞台聚集，夹杂着兴奋的尖叫，今晚最令人期待的、人气最高的“后海大鲨鱼”要登场了。在观众有节奏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乐队主唱付菡登场了，依旧是干练的短发和烟熏妆。一首《MONEY FXXKER》，让人群第一时间冒泡沸腾，HIGH翻天，舞台炫目的灯光也在挑战着观众们情绪。
左小祖咒今天打扮的很正式，标志性的礼帽，金属框眼镜，深色西装搭配紫色的衬衣，气色看上去很不错，依旧是难听的嗓音和方言化的唱腔，以及平实、平庸，甚至有些不知所云的歌词，就是在这样的歌里暗藏真实，让你的心感觉被什么东西一下子就抓住了。新歌、老歌一起来，火爆的演出将第二天现场气氛带进高潮。一个中年男人苍凉的声音演绎的《乌兰巴托的夜》在草原夜空回荡，那绝望透着悲凉的歌声让我的回忆又涌上心头，挤出汹涌的人潮人海，独自徘徊。“穿越旷野的风啊，你慢些走，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绝望的歌声使我不知不觉眼睛湿润了。 (本文来源：北京青年报 )
从50年代的唱革命歌曲、掏麻雀到60年代的看露天电影、打嘎嘎；从70年代的看小儿书、听邓丽君到80年代的玩魂斗罗、看春晚；从90年代的蹦迪、泡酒吧、看大片到2000年以后的跑酷、刷街、快闪……周末的玩法从朴素单一到丰富多元，见证着我们的幸福和祖国的成就。
玩儿着，成长着
新中国成立这60年，从个人到国家，都装满了说不完的故事和抹不去的记忆，无一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青年周末》特意从“年轻人的周末玩法”的角度，精挑80多幅照片和近百个关键词，串起各个时代的特色和流行，谨以此刊献给热爱生活的人们，献给繁荣昌盛的祖国。
重温当时的画面，聆听亲历者的讲述，我们发现每一个小侧面，都是社会多方面进步的真实体现。
从 50年代的唱革命歌曲、掏麻雀到60年代的看露天电影、打嘎嘎；从70年代的看小儿书、听邓丽君到80年代的玩魂斗罗、看春晚；从90年代的蹦迪、泡酒吧、看大片到2000年以后的跑酷、刷街、快闪……周末的玩法从朴素单一到丰富多元，见证着社会的变化，我们的幸福和祖国的成就。
这些玩儿，虽然不只是年轻人热衷，也不都是在周末发生，但它们都留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即使被时间淘洗也历久弥新，所以收藏。
除了这些，其实还有许多其他休闲方式的画面和关键词，因版面有限，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但我们会记得它们，这些玩法都曾经让我们获得了放松、自省、求知、学艺、乃至表现个人的绝好机会，也越来越成为我们提升生活品质、滋养精神、改善福利、沟通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好途径。
让我们感谢这60年与时俱进的周末，感谢这60年日新月异的玩法；
让我们继续坚持对周末的热爱，继续提升玩儿的品质──
因为，玩儿着，见证着成长。
《青年周末》编辑部
北京市青年暑期生活委员会为北京市的青年们提供了挑战自我，锻炼刚毅，磨练意志的平台，使他们走出学校，亲近自然、亲临大海。 供图/《人民画报》
伍零年代
50年代，百废待兴。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玩，朴素简单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
革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虽然工作繁杂生活清苦，但人们对时尚的向往和对休闲娱乐的追求从未在这个时代休止。
五零关键词
革命歌曲
雄壮激昂的进行曲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这个时期流行的歌曲绝少儿女情怀，多是抒发对祖国、领袖、英雄、生活的热爱：《我的祖国》、《歌唱祖国》、《浏阳河》、《新疆好》、《草原之夜》，唱遍了大江南北；抗美援朝，保家为国，使《英雄赞歌》、《我是一个兵》等“兵歌”广泛流传；《九九艳阳天》、《敖包相会》等爱情歌曲穿着“新民歌”的袍子，为当时的少男少女深深喜爱。
这个时期的著名歌唱家，如贾世骏、马玉涛、王昆、郭兰英、胡松华等，通过广播电台向听众传播歌声。
白毛女
“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的喜儿扎起来”，50年代的经典电影不只这一部。除了在1951年获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的《白毛女》，《鸡毛信》、《渡江侦察记》、《董存瑞》、《上甘岭》、《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林家铺子》、《五朵金花》、《青春之歌》……都在那个年代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生活的稳定使凌月华一家过得很美满幸福，假日里，他们有时看戏、看电影，有时就去逛公园，一家人在公园里散散步真是其乐融融。 供图/《人民画报》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了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群众，特别是失学失业无组织的青年，由青年团中央社会服务部和北京市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合办了青年服务部。 供图/《人民画报》
前苏联电影和小说
文/华新民
我出生在无锡和苏州之间的一个叫做荡口的镇上。江南鱼米之乡，在“抗美援朝”年代，自然就成了志愿军休养地的最佳选择。我们当地人都叫他们“休养军”，休养军能够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带来了电影放映队，使得镇上和四乡的居民沾光，也能看到以前从未见识过的电影。电影放映队是坐小火轮来的，靠岸后就在河边的空场上支起银幕，再把放映机接通轮船上的发电机，就使得我们这个不通电的乡镇也能看上电影。那个时候年纪小，看不懂电影的故事，只能看热闹，只记得第一次看的是前苏联影片：好人骑着马追赶火车、跳上去同坏人搏斗，模糊记得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勇敢的人》。
1954年春天，我随着母亲迁到上海，再往后的记忆就同大上海分不开了。
五十年代的上海，那时还没有电视，收音机也不普及，除了学校教育，电影是对少年儿童影响最大的渠道之一，电影院有只收几分钱的学生场，看电影成了我们当时享受得起的“高级娱乐”。我到上海的时候，美国的电影已经在上海绝迹，西方其他国家的电影，如意大利的，也是偶然举行意大利电影节时才能看到。国产电影无论数量和质量当时都赶不上群众的需要，我们看的电影大半来自前苏联。当时“二战”刚过去不久，描写前苏联卫国战争的电影《攻克柏林》和《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等在我们同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加强了我们对前苏联的向往和崇拜。而我们关于革命、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最早也是从许多前苏联电影中的英雄形象那里获得的，比如内战时的红军将领夏伯阳、卫国战争中的青年近卫军和堵枪眼的烈士马特洛索夫等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过，前苏联在夸耀她的光荣革命史和伟大成就时，也夹带了他们革命前的传统，所以，我们也有机会看到宣扬帝俄时代将领如库图佐夫、苏沃洛夫的电影，有一个电影的名字就叫《海军上将乌沙科夫》。
除了电影，课外书籍也给我们的少年时代留下深刻的影响。低年级的时候，看的书籍主要是“小人书”──连环画。在新出版的小人书中有关前苏联的故事也占很大的比例，比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以及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些故事我都没有看过原着的中文译本，对它们的了解，直到今天仍然是从小人书上看来的那些内容。进入中学，我们的阅读范围就扩展到《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类小说了。同电影一样，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也在前苏联革命文学的夹带下，成为我们精神食粮中的一部分，如契诃夫的小说《凡卡》甚至还进了我们的文学课本。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城隍庙进行了大规模修葺，使之成为上海的名胜之一，为上海主要游览区。图为庙内的玩具摊，这是孩子们的乐园。供图/《人民画报》
青年们喜欢运动。下班后，他们在宿舍区里的空场上打排球。这样既能锻炼身体，放松身心，又可以结交朋友。在这里大家一显身手。供图/《人民画报》
国棉北京第二棉纺织厂生产任务较重，实行倒班工作制，白班的女工下班后回到宿舍，都轻手轻脚，生怕吵醒上夜班的姐妹。 供图/《人民画报》
玩在胡同
文/肖永利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我在读小学和中学，住家在北小街豁口里的椿树胡同。
两三场大风刮过之后，北京人惊喜地看到，柳树发芽了，桃树开花了。我住的大杂院里，原本光秃秃的树枝上，开始缀上鹅黄嫩绿的叶子，在暖暖的阳光下闪着油油的光，北京的春天真的来啦。咱不说天坛公园、颐和园满园花香撩人醉，昆明湖水映春光，就说我住的那个院子，便能感触到浓浓的春天气息。“猫冬”的街坊走出家门，玻璃窗擦得明亮，互相打着招呼，人人透着眉舒气爽有精神。孩子们有的追逐打闹，有的在院中“嗡嗡”地抖着空竹。自己会扎风筝的曹大爷，拎着“沙雁”风筝、“大蝴蝶”风筝招呼着爱玩爱热闹的老少爷们去城豁口护城河边大空场放风筝去了。那年月，北京城里楼房少，平房院养鸽子挺多，我们院的吕大哥喜欢养。春天丽日蓝天下，成群的鸽子翱翔，传来悦耳的鸽哨声。贺奶奶等老人坐在台阶上，聊天享受着春光，真是一派平和、温暖的春景哟！
京城的春天有声有色，明朝学者史玄记述:“京城三月时桃花开，满街唱卖，其声艳羡”。不必再往前追寻，像我这岁数的北京人，谁没听过春天胡同叫卖吆喝交响曲呀。
二月河水解冻，小贩城外捞来活虾米。三月蛙雏已成“蛤蟆骨朵儿”，田螺蛳也有了，您听吧，一早胡同里就传来吆喝声:“约活虾米来！”“蛤蟆骨朵儿、大田螺嘞！”闻声准有捧场的出来，大婶、老太太买小虾米、小鱼，可供人尝鲜，抖上面糊“炸虾米”，加上韭菜“炒虾米”，好吃极了，也可以买回家煮一煮剁碎拌上米饭喂爱猫。蛤蟆骨朵儿最受孩子和养鱼的主儿欢迎，院里养鱼人家，买来蛤蟆骨朵儿、灯笼碧草放进鱼盆或鱼缸，无限生机春意，呈现眼前。
随着春暖花开，街巷胡同叫卖之声此起彼伏，数月不断。挎着荆条筐卖青杏的吆喝道:“杏儿来，粘了蜜嘞！”卖新从郊外或自家采摘的野菜、香椿的小贩也在吆喝:“鲜花椒来，嫩芽儿的香椿哎！”
（节选自《春天的记忆》）
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来到农村后，积极帮助当地农村进行文化建设。这是在巢湖畔司集人民公社为青年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女声表演唱辅导。 供图/《人民画报》
电视大学通过电视机教学，学员不出门就可以听课。而且可以通过电影手段将在课堂上的教学内容，表现得很清楚，使学生更容易理解。 供图/《人民画报》
陆零年代
上世纪60年代，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很平常。回望60年代，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孩子多。孩子一多大家就凑在一起玩耍。
孩子玩的种类很多，多数玩法通行全国。胡同里四周都是平房，孩子平地折腾的余地不大，但上房、翻墙、上树成了他们的玩法；大院的孩子由于院子大，空场多，玩成规模的“兵团作战”的游戏，又比胡同的孩子便利得多。这大概也应了那句学术用语──“地理环境决定论”。
露天电影
◎文/泉韵
提起露天电影，一直有种难以割舍的情丝缠绕在心头。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相当一部分电影都是露天看的，看露天电影成了普通人过把电影瘾的最佳途径。
对我来说，隐约记得看的第一部露天电影是《海鹰一号》，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最早的解放战争的片子。在我的印迹中，只记得在波涛汹涌的南海水域上，有我人民解放军的一艘军舰被敌人的炮火击沉了，军舰上的海军战士与军舰一同殉国的惨烈情景。
后来到了东北，看的露天电影才逐渐多起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东北小镇有驻扎的部队，特别是中苏关系紧张时期，每年都有大量的露天电影可看，都是部队专门为了慰问地方，为了增强军民鱼水情而放的。
那是一个盛夏的夜晚，天气格外闷热，人们吃过晚饭，手拿蒲扇便早早地来到兵团广场看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在去的路上天空已经电闪雷鸣，阴云密布，眼见一场大雨就要来临。但是难得的一场电影不能错失良机，也就三五成群地来到了广场。电影还没有演过一半，大雨便直泻而下，把上千名观众淋了个落汤鸡，电影只好停演，但广播通知先回家换衣服，什么时候天晴了再回来看，因为那时的电影片子，都是好几个地方轮番上映，如果因天气原因不能放映，你也要按规定时间送到别的地方上映，所以必须当晚看完。
回到家之后，为了看《第八个是铜像》后半部分，谁也不敢睡觉，会抽烟的就坐在那里吧嗒吧嗒地吸着烟，不会吸烟的坐在那里摇着蒲扇，静静地等着雨过天晴。一直到了凌晨3点，雷雨终于停了下了，人们喜出望外，纷纷又回到了广场才看了下半场，等看完之后，东方已经鱼肚白，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看了一晚上电影。
当时看国外电影的感受有个顺口溜叫作：朝鲜电影哭哭闹闹，南斯拉夫电影枪枪炮炮，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这个顺口溜很形象地反映出了各国电影的特点。
说起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那真是一场伤心又冻人的经历，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正是寒冬腊月，夜晚气温零下30多度，人们一直是跺着脚，哭泣着看完这部片子的，到底是被冻得哭泣了，还是被电影中的情节感染了而泣？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有。当看到卖花姑娘及家人受到地主如此的欺压，遭受如此的凄惨遭遇的时候，全场哭声一片了。可是当电影散场之后，人们才面面相觑地发现，每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全部变成白胡子老头，无论是眉毛还是胡子睫毛上，都结满了白霜，人们在悲痛过后又一次忍俊不禁的一阵大笑。
还有一次上演《列宁在一九一八》，我和二哥去晚了，正位子没有了，只好到银幕后面去看，看反银幕电影是很别扭的，除了字幕都是反的，电影里的人物的动作，手势也都和现实相反，就在那次看到列宁拿着羽毛笔写信的时候，我二哥突然大喊起来：原来列宁也和我一样啊，也是左撇子，以后吃饭时再不挨父亲敲了。当时我们也没有转过弯了，完全没弄明白我们是看的反面银幕电影，所以误以为列宁是左撇子。
露天电影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当年看电影的那种感受也不再拥有，但我还是乐此不疲地把这些感动写出来，目的无非是让我们想到在如今的信息爆炸时代，我们曾拥有过那最纯净，而又最质朴的露天电影，我们有很多的做人理念和人文思想就是从露天电影那里传承过来的。
北京一个“少年之家”的小朋友制作了一部自动控制装置，它可以使路灯在天暗时自动明亮，天亮时自己熄灭，起到了节约电力的作用，非常科学。 供图/《人民画报》
青年职工的业余文化娱乐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除了组织多种多样的业余文艺团体，还教革命歌曲，或根据本厂新人新事编成节目在厂里上演，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供图/《人民画报》
马路游戏
文/刘仰东
上世纪六十年代，孩子是玩的主体。
那时候，计划生育的国策尚未出台，独生子女人家不是没有，但少得可怜，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很平常。因而回望六十年代，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孩子多。
玩骑马打仗、双球打垒、官兵捉贼等等，动辄有满山满谷的孩子冲锋陷阵。有时候一个楼的适龄孩子模拟军事游戏，照着军棋（陆战棋）封官，两个阵营从司令到班长封完了，还能剩下成片只能当兵的孩子，若加上同样数目的女官兵，场面可想而知。由此还引出一个动辄出现的情景：天擦黑的时候，家长扯着嗓子乱叫孩子的小名，呼唤在外边疯玩的孩子回家吃饭，有的老大老二老三轮番叫。如今这种声音已经根本听不到了。很多过来人感叹当年邻里关系的亲密，其实这种关系的确立，与孩子之多，孩子之间的扎堆玩、串来串去不无某种连带关系。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没有游乐场（仅中山公园内有一个今天看起来不过巴掌大的、能坐“汽车”和“飞机”的转盘游乐区），没有电子游戏厅，没有滑板，没有形形色色的智力玩具，没有各种旅行度假生活，总之，没有现代化的“玩”。北京孩子就在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里折腾着玩，好在当年的北京城里楼少，城外楼也不多，高楼尤少，禁止孩子进去折腾的绿地花园更少，相应而言，是平房多，空场多，土路多，树多，沙子、木头、铁丝网多。从撒尿和泥到爬树上房揭瓦，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可以尽情地利用这个天然游乐场，施展自己玩的创造性和天分。“玩具”或制作“玩具”的原材料，常离不开纸、皮筋、皮球、玻璃丝、线轱辘、铁丝、砖头、沙子、树、土、木头……
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里和楼群间普遍栽着一些有年头的树，像槐、柳、杨、枣、榆等等，小树林也不罕见，住在大庙附近的，还能与更有年头的松柏树为邻。这些树都是北京孩子登高望远和采摘的去处。院里如有一排柳树，遇春夏两季，有时候棵棵树上都挂着孩子。孩子爬树，经常是毫无目的，就是爬着玩。看谁爬得高，爬树的高度与心理上的恐惧感加荣誉感成正比。如今四五十岁的北京爷们回首当年，一定还记得院里的哪棵树好上或不好上，哪一回脚踩空了或踩折了树叉摔成脑震荡。
当年的孩子也“出游”。最简单的玩法是漫无目的的干走，称“遛圈”，类同大人的散步。有时候也遛人，即几个孩子合谋途中甩掉一个。那时候孩子都觉得世界很大，北京很大，自己住的院子也很大。从三里河走到甘家口就有长途跋涉的感觉。巴掌大的院子转着圈玩，都觉着没边际。有机会搭一段卡车，则是一件相当爽快的事情。有个朋友说起过，他们院有个孩子父亲当司机，有一次把卡车开回家，这孩子左磨右求，当爹的终于破例拉着一堆孩子上街兜了一圈，前排的孩子站在卡车跨斗上，神色如毛主席检阅红卫兵。途中穿越人多的地方，有的孩子也没忘了玩坏，冲着人群大叫一声：“老张！”引来好几个张姓路人的抬头应答。这些孩子的得意忘形终于在归途中遭到报应，有个孩子光顾着体验兜风的畅快，不留神脑门被树枝剐了个两寸多长的口子，急送医院缝了好几针，险些伤及眼睛，至今伤疤还在。
节选自《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此文有删节 (本文来源：北京青年报 )
游泳爱好者们来到昆明湖，在绿波中尽情地嬉水，孩子们在水面上追逐着五彩的水球，拍打着浪花，人们笑语欢腾，热闹非常。 供图/《人民画报》
北京市航海俱乐部为了满足青少年对航海运动的爱好，在颐和园昆明湖南边的龙王庙建立了一个航海活动站。图为航海俱乐部的健儿们在练习驾驶帆船。 供图/《人民画报》
游泳
文/刘仰东
上世纪六十年代，除了个别孩子四五岁时被“选拔”到体校，孩子的泳技再高，泳速再快，也属于“自学成才”。不像今天的孩子，报个游泳班，有教练培训，有专用器械，安全也不是问题，十天半个月就速成了。
“文革”前，与春游一样，许多机关、学校每年夏天要组织几次游泳，不少孩子起步于此。所谓起步，不过是套着橡胶的或塑料的救生圈在水里泡着，渐渐在浅水区练练憋气和换气，至于多长时间能把头伸出来，得看悟性了。个别孩子练了几十年，至今离不开救生圈，就游泳而言，可谓孩子里的另类。
80 年代上大学时，有一年暑假，系里几个同学去西柏坡凭吊，在岗南水库游了一次泳。有个同学下水后只在浅水处呆着，让所有同学侧目，感到蹊跷：“你是旱鸭子？”答云小时候家长看得紧，出不来。众同学皆不解，有人忍不住接茬说，当年不都是千方百计连躲带骗瞒过家长往八一湖溜吗？
“文革”中，因为有毛泽东横渡长江的壮举，游泳一直是一项得到提倡的群体运动，每年7月16日，昆明湖等水域要以大规模的游泳形式来庆祝他老人家畅游长江多少周年。直至“文革”后期，离游泳场所不远的小学，高年级夏天的体育课，必有几堂要拿到游泳池去上，其实也没人指导，说是上体育课，不如说是组织孩子游泳，更为恰当。“组织行为”以外，周末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家子出动，大人骑车带着孩子，孩子身上套着救生圈，背着军用水壶。这在当时，算是一种时尚的消夏生活。更多的孩子是瞒着家长随院里的大孩“私奔”到游泳池，这属于地下活动，一旦被家长发现少不了挨一顿臭骂甚至臭揍。不论渠道性质是光明正大还是阴谋诡计，我们在十来岁上下，差不多都三扑腾两扑腾地学会了游泳。当然永远忘不了那令人振奋的一刻──居然突然间能不借助任何东西，把头露出水面，身子浮在水上──会游了！
一旦会游了，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一到暑假，天天泡在游泳池的孩子不计其数。城东的孩子去工体，城南的去陶然亭，城北的去什刹海，城西的去八一湖。正规的游泳场所收取费用，什刹海这样的天然游泳场，学生票价每人2分，团体（十人以上）每人1分，游泳池一两毛。当年孩子一招呼至少十来口子，去什刹海游泳，花1分钱进门，什么时候出来则没谱了。工体等游泳池有一阵子是按场次或时间收费，进门盖戳记录时间，出门结账，入场管得不大严。
我的同事黄蔚琦小时候住东大桥纺织部宿舍，也属于泡工体游泳池的一族。那时院里的孩子事先说好，上午一帮孩子就带着干粮赶头拨进去，一直游到太阳落山。出来前个把小时，院里一个孩子到场，按人头起票。如此则他们经常花一小时的钱游10个小时的泳。当年孩子在游泳池一泡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不累也不腻。今天再回首，他们也不忌“好汉不提当年勇”的祖训，仍是一副自豪加骄傲的神态。
节选自《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此文有删节
轧钢厂工人陈忠明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置办了全套的摄影器材，他还在业余时间为厂里拍摄了许多生产中感人的画面，他的许多照片成为工厂珍贵的历史资料。 供图/《人民画报》
他俩是怀柔县孙栅子大队的赤脚医生。渐渐的彼此产生了好感，有了共同的生活目标和追求。供图/《人民画报》
柒零年代
谁说另类的玩法只属于今天？70年代的孩子有70年代的玩法。Y形树枝弹弓、滚铁圈、陀螺、粗铁丝手枪……生于70年代的孩子，全是游戏DIY的高手。
上个年代的“文攻武卫”没了，下个年代的下海致富还没来，人们生活单调而平静，但他们没忘记自寻开心。从这一点来说，70年代的确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文革”结束后没多久，邓丽君来了。一开始还是“靡靡之音”，人们得在家里偷偷听。后来小青年就拎着“四喇叭”，大声放着邓丽君招摇过市。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代，一个酝酿着变革的年代。
春游
文/北岛
1970年春，我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那年春天来得早，阳光四溢，连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们并肩骑车，拦住马路，32路公共汽车鸣长笛，轰然驶过，扬起一阵烟尘。
曹一凡是同学也是邻居。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志扎根北京的“老泡”。所谓“老泡”，指的是泡病号留在城里的人，为数不多但不可小看── 除了有抵挡各种压力的坚韧神经外，还得深谙病理知识及造假技术。幸好有他们留守，几个月后我随工地迁到北京远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读书写作听音乐，被邻居庞家大嫂称为“三剑客”。
北京近乎空城，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进正门，穿乐寿堂，玉兰花含苞欲放，木牌写着“折花者罚款”。在排云殿码头租船，绕过石舫，向后湖划去。一路说笑。后湖更静，唱俄罗斯民歌，招来阵阵回声。我们收起桨，让船漂荡。
史康成站在船头，挺胸昂首朗诵：“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停顿片刻，他继续下去：“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我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郭路生”，史康成说。朗读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除朗朗上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爱是因为革命加声音，待革命衰退，只剩下声音了。在工地干活吼一嗓子：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师傅们议论：这帮小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而郭路生的诗如轻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
退船上岸，来到谐趣园，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游廊吹口琴，如醉如痴，专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刚才的诗句。郭路生是谁？我问。
不知道，听说在山西杏花村插队，史康成耸耸肩说。
原来是我们中的一个，真不可思议。我的70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
节选自《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标题为编辑加）
北郊木材厂的民兵当年把战备训练和体育健身有机地结合起来，既锻炼了身体又提高了战斗力。供图/《人民画报》
天安门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每年的国庆节，成千上万的游人从祖国各地来到这里，瞻仰高大雄伟的天安门。照片上的一家人，站在金水桥上，仰望天安门 。
鞍钢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在工人俱乐部的绘画室里，经常可以看到工人全神贯注作画的情景。供图/《人民画报》
听电台
文/阿城
70年代听境外广播，当时叫敌台，我不知道在全国知青当中普遍不普遍。云南知青中相当普遍。
听敌台，并非只是关心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娱乐。我记得澳洲台播台湾的广播连续剧《小城故事》，因为短波会飘移，所以大家几台收音机凑在一起，将飘移范围占满，于是总有一台是声音饱满的。围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声一起，杀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总要有一段时间剧情大讨论，昨天没顾上听的人，借机补课，总是矮人一截的样子，听过的人则都在发飙。
节选自《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的确良是那个年代的时髦货。供图/《人民画报》
大型轧钢厂吊车工王志坚是一位无线电爱好者，在他的家里摆满了无线电的零部件、测试器和有关书籍。他还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先后革新了多项电力设备。
抄书
文/韩少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一级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篮球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又有浑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树林里呵的一声开诵，立刻晕了一大片女生。红卫兵们爱诗热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为被大家争相传抄的朗诵文本，成为昼夜里此起彼伏的男声和女声，包括有些人对舌头痛苦的折磨。
当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下乡后，诗心在劳累中渐失，娱乐只剩下夜晚唱歌这种自我播音，于是抄歌的还是不少。苏俄的，美国的，拉美的，欧洲的，南亚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国少数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睐，几乎也是人手一册。多少年后，凡老知青们聚会，只要《三套车》、《老人河》、《流浪者之歌》一类音乐响起，中老年们差不多个个能唱。这种当年地下歌潮所留的余习，这种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的全国性音乐认同，与学历教育倒是毫无关系。
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我在县城里结识黄某，后来当上编剧的一位，发现他抄录了几大本古文，深受震动和启发，回乡下后也如法炮制，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书藏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知青点的朋友们也经常帮我，比如发现废品站有什么旧书刊，发现商店里有包装货品的旧报纸，就会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纸片带回来给我。
90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据他说，他曾赴江西省插队，在乡下抄满过近百本笔记本，几乎抄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一件“反革命团伙”案，他坐牢两年多，但他在监房里还把《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抄了三遍。他学英文的办法是，找一本词典，每天背下一页，就撕去这一页，待整本书撕完，英文也就咽下一肚子。
……
当然，这种手工活毕竟太耗时间，毕竟不足以抵消严重的短缺。在一个信息速生和知识高产的时代，急匆匆的现代人还可能抄书吗？
节选自《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推土机手李安利从小爱好音乐，她喜欢弹琵琶和拉小提琴。她家是全厂闻名的艺术之家，全家五口人有四个是音乐、舞蹈爱好者，每天晚上邻居们常到她家聚会。
1974年的“十一”国庆节，首都各大公园为参加游园活动的各界群众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其中有小朋友最喜欢的用电子和激光遥控的模型玩具。
看电影
文/翟永明
一天，我与阎莉去和平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和平电影院的售票处人山人海。那些年，有一部电影看不容易，何况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版《红色娘子军》，那里面有人见人爱的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现在想起来，当时在我们眼里，洪常青在电影里的角色，与女儿国中的贾宝玉差不多，总是被女人围着。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对琼花若有若无的那么一丁点儿暧昧(通过王心刚的眼神顾盼和那些顾左右而言它的革命话语，表现了出来)，使得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有了一点人性的色彩，也使得王心刚成为“文革”时期女孩的偶像。
话说当时我和阎莉看见电影院的阵仗，心有不甘。一心想要买到电影票，我们一左一右地从人群的两边往窗口处挤。没有经历过“文革”中抢购的人，绝不会想像出这种状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挤得人挨人，有人从后面扑到前面人的肩上，抓住售票处的铁栏杆，买好票的人因此也挤不出来，只得低下头，从那人身下钻出来。我们从小就去挤买抢购各种各样的物品，早已有了经验，仗着人小，从两头紧贴墙壁往里钻，是屡试不爽的方法。
但是，人多，也就有混水摸鱼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时，突然人浪像退潮一般退了开去。又听人群中喧闹起来，后来才知道，革命群众扭住了一个耍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而被耍流氓的，正是阎莉。我还没反应过来，阎莉也被送到派出所去，录了一通口供。回来后，阎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了。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在这帮小孩们中间，阎莉一下变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来。那时，还没有魅力这个词，但是，阎莉在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一下变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面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与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啊？
时髦、款式变化快的“蒙莉莎”时装受到上海妇女喜爱。由上海和澳门合资经营的上海蒙莉莎时装有限公司，自1986年底开业以来，每天推出的新款，都受到顾客的喜爱。
80年代深圳市工人文化宫前耍猴。
捌零年代
这是一个新生的娱乐休闲方式大量涌入的时代。
蹦迪、霹雳舞、太空舞、街头台球、红白机、溜旱冰……国门渐开，新鲜的周末休闲玩艺儿“忽如一夜春风来”。人们曾热衷于喇叭裤、蝙蝠衫，追赶时髦的脚步在羞涩和探索中前进。《霍元甲》、《少林寺》让武侠热一时风起云涌。录像厅门口，经常人头攒动。这个时代也是如今的“80后”和“70后”们最留恋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街头台球
文/侯希辰 包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街头台球算是当时年轻人最时尚的娱乐项目。
“特别是街头台球，昏暗的路灯下，几张自己做的台球桌，几个朋友打上两盘，成了当时我们晚上主要的娱乐活动。不对外开放，大家都是偷偷摸摸来玩。”
1982年，高中毕业的林健榕成为一名学徒工。他回忆说：“那时真没什么地方可玩，年轻人又爱玩，每天晚上闲得心里像猫抓一样痒痒。”
一天傍晚，一个学徒班的朋友急匆匆地跑到林健榕家，让他赶紧吃完饭带他去开眼界。
“临走扔下一句话，要我穿整齐点，说去那的都是见过场面的人”。
于是，林健榕骑上自行车穿街走巷，跟朋友来到福州工人文化宫附近的一处居民家中。
“挤满了一屋年轻人，围着一张大桌子看得津津有味。挤进去一看，两个人拿着一根长棍子，正在捅桌上的球。”
看了一会儿，林健榕突然冒出一句话，“我说‘这不是小孩玩的弹珠吗？’大家一下子全都看过来，笑着说：‘这家伙怎么这么土，连台球都没见过’，说着递给我一根球杆。”
林健榕一打，没打中球，再一打，球弹了出去。
“所有人又笑又吹口哨，有人拿过球杆，几下就把桌上的球都打进洞里，姿势相当帅，那时我一下子被台球这新玩意吸引住了。后来才知道，打一盘球要收1毛钱，而且不对外开放，大家都是偷偷摸摸来玩的。”
而当时1毛钱能看一场电影，林健榕还是被迷住了，他握着球杆时想象自己是冲锋陷阵的战士，“球一进洞，别提有多英雄了，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何对台球着迷的原因。”
不久，林健榕和打台球的一群人交上朋友，还彼此取了一些“滑枪”、“底袋”、“背枪”这样的外号。
林健榕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街头的台球桌渐渐多起来了，福州掀起一股“台球热”。
他回忆道：“当时文化宫外面，一条路上有七八家台球店，人行道都堵住了。那时的台球桌都是自己做的，一张木桌挖四个洞，这算是比较正规的，还有用两张板凳支起一块木板当台球桌的呢。一张台球桌就能吸引许多人来打，最多再拉个灯泡，一个月能挣不少钱。不少临街的人家就在马路边支起台球桌做买卖。”
林健榕回忆说，一到晚上，昏暗的灯光下，台球桌边围满了年轻人。
“一拿杆，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围上来，指点着要怎么打，打坏了，一堆人起哄，一条街上都是大呼小叫的声音，一直会玩到大半夜。”
而那时的夏天，赤膊拖鞋就是台球迷们的“标准”装备。
（摘编自2008年10月《海峡都市报》）
都说春秋是钓鱼的好季节，可是对钓鱼爱好者来说，在冬天里钓鱼更是件其乐无穷的活动。在冰面上凿个洞，下竿垂钓， 那感觉，只有亲自体验才会知道这其中的乐趣。
伴着喜庆的《婚礼进行曲》，20位新娘身着漂亮的礼服，在新郎牵引下，共同踏上他们神圣的婚姻殿堂。整个婚礼既传统典雅，又新潮大方，新人们个个脸上带着微笑。
小朋友们很开心地玩球操。
黑白电视
文/李顺民
1984年，我正在上小学二年级。那一年，改革开放的第7个年头，村里一户家境殷实的人家买来了一部12英寸的黑白电视，是全村最早的一部黑白电视。
于是，村里的男女老少一窝蜂地涌到这户人家看稀奇古怪。他家的上房炕上坐不下，就坐在地上；地上坐不下又站在院子里。看着电视上出现的图像，一些上年纪的人说，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国家本事大的了不得，制造出那么大一个塑料匣匣，里面啥都有，电视机里那么多人从一根细细的电线绳子里能钻出来吗？村里来看电视的人把全村“电视首户”闹腾得半夜三更还不能入睡。看上两三个晚上，大人们都不好意思再来。为了看电视，我们这些孩子们根本不知道顾忌脸皮，更何况当时中央台正在上演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每一集电视剧刚搭头观看，看得兴趣正浓厚的时候，这一集就结束了，仿佛一眨眼的工夫，大家都埋怨这一集电视剧格外的短暂。
看完电视剧，我们还赖着脸皮一个不漏地接着往下看节目，包括广告节目也看得津津有味。眼看着主人家瞌睡得直打盹，我们还是丝毫没有回家的念头，人家也不好意思说出让我们回家睡觉的话，直到电视屏幕上打出“晚安”的字幕，我们才如梦初醒，恋恋不舍地离开人家。那时白天没有电视节目，孩子们整天兴趣关注点就是昨天晚上演出的《西游记》，脑子时时刻刻都在回放精彩情节和片段。想得非常陶醉的时候，不觉脑门子上挨了一竹棍儿，正当走神的同学丈二和尚摸不着高低的时候，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出现在面前笑盈盈地训问：“你在想猪八戒背媳妇吗？”听到这样的问话，全班同学们笑的前俯后仰，肚子都笑疼了。
好不容易熬过漫长的白天，刚刚吃过晚饭，饭碗丢在一旁，溜出大门，又直奔“电视首户”。没想到人家已经插上了门闩，只听见人家电视机里传来孙悟空打斗的动感声响。眼看着电视剧被耽搁，我们焦急得眼睛对准门缝向里张望，小声地叫喊着人家孩子的名字：“开一下门啥？”声音小了，里面听见也装作没听见一样，根本不开门。我们把小手伸进门里试探着取开门闩，却根本够不着，只好缩回手，非常沮丧地抱怨大伙：“赶紧喊，再稍微迟一下，这一集就演完了。”里面的人实在装不住我们接连不断的喊叫声，就给我们开门。等开了门，没看几分钟这一集就临近结束了。我们几近乞求地说：“以后再不要关门了，等我们家有了电视，就再也不打搅你们了。”以后，这家人每天晚上干脆把电视搬到巷道里，在桌子上放稳一把椅子，把电视架在椅子上，每天晚上村里的人拉一把小板凳，坐在巷道里看起了露天电视。看着人家的电视，自己心里想着，自家什么时候也能买上一台电视，那时候可以躺在热炕上看电视，多气派和自在啊！
（摘编自2008年8月《甘肃日报》）
迪斯科舞厅和录像厅是80年代最寻常的周末休闲活动之一。
在北京大学的田径场上，平时文质彬彬的大学生，这时蹿蹦跳跃。有时各系各班之间还经常搞一些拔河之类的比赛。魂斗罗
◎文/Marilyn Lin
1985 年左右，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老爸被公司派到日本学习，回国时买了好多东西。那时出趟国，恨不得倾家荡产地往回买东西。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爸还是挺时髦的，特意从日本扛回来了一个任天堂游戏机。可是日本的游戏机与国内的电视机不兼容，为了能玩这游戏机，他还买了一台不能收看国内电视节目的监视器。我们全家跟着了魔似的抢着玩。
大概是1987年前后，红白机被引进到国内，制式作了改进。我妈立即跑到商店买了一台，花了近2000元钱。她后来听说新东安市场开始销售“魂斗罗”元，第一时间带着我冲过去，在拥挤的人群中花了280元买了一张盘。
这下全家上下掀起了一阵攻打“魂斗罗”的热潮。我们一大家十几口子人，一到周末，就有一半人围着桌子打麻将，另一半人就在电视前排队，等着Game Over之后换人。
因为我是住校生，只能每个周末回家修炼。当时也不知道有调30条命的方法，仅凭着3条小命能打到第五关就已经是极限了。后来知道了“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aba“的秘诀，用30条命打到关底，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我又给自己制定了更高的目标：“通关不死人”。经过苦练，我终于也实现了目标。
在游戏机上，我妈特别舍得花钱，眼睛都不眨一下。她曾在西四的一家电玩店花了420元买到《希特勒复活》的游戏盘，当时要价420元。据说那时候她一个月的工资也就这么多钱。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款游戏。
不知道为什么，有段时间我们家里人疯狂迷恋《坦克大战》，以几个舅舅、舅爷爷为首，聚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有操作的、有配合的、还有两三个人在后面支招。全家人喜欢一块玩的还有俄罗斯方块和一个打弹子球的游戏。
最有意思的，是我姥姥也加入到游戏大军的行列中。她只玩一个叫《忍者神龟炸弹人》的游戏，玩过这个游戏的人都知道，50多关全都是小人放炸弹炸怪物、找钥匙。我姥姥一个人在家闲着的时候边做会儿家务，玩会儿游戏。她就这么劳逸结合，一天下来活干完了，游戏也打通关了。而且每次她一定等我们回家之后才打最后一关，让我们跟她一起看通关的画面。
《超级玛丽》是一款非常经典的游戏，但是我从来没有打通关过，倒是后来的《玛丽医生》掀起了我们家最后一波任天堂游戏高潮。一个人通关，两个人比赛。今天你比我强，明天我一定要超过你……
每个人从周一到周五都摩拳擦掌，就为了周六比赛做准备。 我妈为了苦练基本功，连续两周和我爸爸作战到3点，直致大拇指因为按键太多而患上了腱鞘炎，后来还去医院做了个小手术。
(摘编自Marilyn Lin的windows live空间)
上海女子服务部新近增设录像征婚服务项目。这一内容，使男女青年得以更方便、更全面地了解对方。这是两位工作人员正在为一女青年（左一）拍录像片。
在气温摄氏零下的天气，参加冬泳的人们不畏寒冷，跳进冰冷刺骨的水中，叫人佩服。
80年代的快餐文化基本上是路边摊儿。
录像厅
文/张立宪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小城镇拥挤嘈杂的街道，地上混杂着甘蔗渣和瓜子皮，路边混杂着自行车和摩托车，人们的脸上混杂着茫然和憧憬。脑筋灵活的人引进各种新鲜事物，比如冰淇淋机，此前老百姓只能吃到硬梆梆的冰棍或冰砖（听这些豪爽的名字），如今也可以吃到腻得 嗓子的奶油冰淇淋了；还有啤酒机，此前老百姓只能喝上高粱白酒，如今也可以拎一个暖水瓶，打上一暖壶冰凉的啤酒，或直接在机器旁边就着水煮花生米、拍黄瓜与凉拌腐竹喝个酒饱。
让这些录像机派上用场并赚上大钱的，是录像厅。录像厅往往是跟当地的文化馆联系在一起。门口竖一个牌子，或是红底白字，或是黄纸黑字，先是一行“香港最新武打片”，下面是片名，导演主演什么的没人感兴趣。牌子旁边是个桌子，有售票的人守在那里，桌子上是票据和卖票人的大搪瓷缸，桌子旁是把声音开到巨大的大喇叭。喇叭与录像厅里正在播放的片子相连，片中的音响远播到大街上：男主人公那低沉冰冷的嗓音，会突然被一段恐怖的音乐盖住，女主角的声音尖利刺耳，带有一种蛮不讲理的霸道。当然，更多的是“嘿嘿哈哈”的打斗声和“嗖嗖锵锵”的刀剑棍棒声。
那些“嘿嘿哈哈”和“嗖嗖锵锵”，让你忍不住停下脚步，从补丁摞补丁的衣服里凑出一块几毛钱，买一张印刷低劣宛如食堂饭票的票，然后在黑暗中摸进录像厅。里面视规模大小，有一个或几个电视机，放着那些最新涌入的老式香港武打片，屏幕上是那些装模作样的男女主角，完成一段肯定能完成的复仇大业，或粉碎一个小学生就能看穿的阴谋。经常会有故障发生，或是画面突然变得糟烂不堪，或是声音突然消失，或是画面与声音全部变得不正常，大家发出“嘿嘿哈哈”的声音，让相关人员来鼓捣一下，然后继续看下去。
（摘自《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
“孔雀泉”已被建成为一个温泉浴池，附近傣族村寨的群众纷纷来这里沐浴治病， 他们挎上象脚鼓，敲着芒锣，跳起孔雀舞，感谢武警战士为边疆人民造福。
◎冰上婚礼从1984年举办以来，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新人在冰城结婚。冰上婚礼已成为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
选美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次选美。
1985年初，广州市团委为了配合“两个文明建设”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策划了一次选美活动，叫作“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这在新中国的大城市还是第一次，也基本上没有外国选美的经验可学。
1985 年2月3日晚7点开始的预赛在回民小学里举行，不仅要面试形体仪容，而且要笔试文化知识；不仅选女也选男。共有550多位俊男靓女参加初赛。通过了预赛的 130多人于2月14日在广州少年宫参加初赛。由考官对每个人依次进行详细的面试，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才结束。
笔试分13个室举行，时间为1个小时。要求回答的内容，包括政治、时事、文学、历史、地理、哲学、政治经济学、数学、化学等共50条填充题。例如问最近当选的美国总统是谁，《王子复仇记》的作者是谁等等。面试着重仪表、气质、风度、体态、表达能力以及普通话水平等方面。容貌占总分100分的15%。“你为什么参加青春美评选活动？”是选美评委们反复提出的问题。参赛者有的当场要进行表演、唱歌、跳舞。
初赛之后，选美比赛突遭非议，官司一直打到北京去。老先生们议论纷纷，他们认为广州搞选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只讲穿着打扮，不要艰苦奋斗。广州的宣传机构从此对羊城青春美大赛讳莫如深。经主办单位多方努力，才使这次选美幸免于夭折。但正因为有争议，又限制报道，使这次选美更染上了神秘色彩，街谈巷议有赞有弹、沸沸扬扬。可不像九十年代的选美和模特大赛那样司空见惯、平平淡淡。
当年的3月 6日，决赛在广州中国大酒店举行，选出五男五女为“羊城之星”。获得女子冠军的是谢若绮。她当时是白天鹅宾馆总台首席职员。在决赛中，她舞姿优美、歌声甜润、口齿伶俐，对司仪用英语提问也能对答如流，倾倒了全场近千名观众，也博得评委的赞赏。获得男子冠军的是汪子健。（来源：和平论坛）
经典文化衫：跟着感觉走。 供图/CFP
“听音乐到外滩”已成为许多上海市民、游客文化生活的一个去处。图为：1994年5月黄浦艺苑艺术角，800名青少年小提琴爱好者，身着红衣，头戴白帽齐奏《梁祝》。
玖零年代
文化衫、一字裙和牛仔裤，港片、偶像剧和好莱坞，真维斯、班尼路和皮尔・卡丹，游戏机、KTV和VCD，这是一个国门大开、潮流涌动、物质相对丰富的年代，市场的开放给了人们太多的选择，潮流成了指引娱乐休闲的风向标，赶时髦是对这个年代的绝好注解。
文化衫
文/余世存
自90年代第一个夏天起，三四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市里行走着民众的姿态。人们身着背心汗衫的前胸后背，印着大大小小的图案、文字、口号。
这个一时被称为文化衫的空前的“民众的创造”，其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并不为人们自觉地认知。倒是敏感的市场很快征用了这一创造的形式，商学结合，使得文化衫有了直接的宣传和表达功用，直到今天，文化衫仍是人们表达其愿望和诉求的工具之一。
文化衫确实是在整个社会无声的状态下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家已经远走，知识分子已经沉默，小人物们走上了街头、广场、闹市，他们无能力把愿望和诉求上升为观念主张或标语口号，但他们有能力表达自己的生存状态，即写印文字图案的文化衫本身是他们强调自己有意无声的生活方式。
那些文字是流行歌曲、诗词、影视、习语、旅游、卡通等等话语或关键词的混合，有对家国领袖的流行说辞，“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人们的口头禅，“跟着感觉走”、“别理我，烦着呢”、“人很善良，但老吃亏”；有流行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好人一生平安”、“我的未来不是梦”、 “来自北方的狼”；有生活用语或哲理，“当心触电”、“不喝一杯”、“我吃苹果你吃皮”、“天生我才必有用”、“钱非万能，但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有旅游宣示，“摸到棒槌山能活一百三”、“我登上了南天门”，等等。
但在当时，文化衫上场的时候，人们却是惊疑交织、目瞪口呆的。习惯了任一事物都有直接明了意义的中国人无能力从文化衫的文字里读出意义，面对流行起来的文化衫，“别理我，烦着呢”、“跟着感觉走”、“情人一笑”，人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要干什么。文化衫挑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人们难以理解，文化衫就是生活本身，就是民众活生生的创造。
在经历过全国人民穿着清一色服装的年代之后，在经历过八十年代的绿军装、白衬衫、中山装、连衣裙等衣服之后，中国人用五花八门的文化衫为自己清教徒式的生活、为自己被代表的生活画上了句号。
1993年北京市第二十九届春季长跑赛。供图/《人民画报》
1995年4月，北京，一些未成年的孩子在游戏厅里玩耍。 供图/CFP
1995年4月，北京，一些未成年的孩子在游戏厅里玩耍。 供图/CFP
街机厅
◎文/天山小仙
中国的街机厅──一个只属于男人的地方！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电玩城，而是90年代的纯街机厅。一排排机器，龙蛇混杂，乌烟瘴气。时不时还有现实版的《古惑仔》看的地方。80后、70后玩家的聚集地。
香烟：男人从来就跟香烟分不开。特别在那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90年代。想证明你真的不是个软柿子？点上一支香烟，跷个二郎腿。时不时还抖上两抖。输了来两句国骂。仿佛不管技术咋样，反正气势上是不输人了。
形象：不修边幅就是那时候酷的代表。来个郭富城式的中分，穿条喇叭裤，下面配双拖鞋。当然，虽然外人看来是街边的小瘪三。
小 P孩：经常有些没钱的小P孩在旁边观战。小P孩通常都是机厅最了解机器硬件的人。哪台机经常吃币，那台机按键失灵。他们大都知道。观战的时候时不时还专业性的点评上个两句。 “不要这样打！去角落啊！逼死他(BOSS)!逼啊！为什么不逼？不逼等下你就死（指游戏角色）。”他们也知道依附强者才能生存的道理。每每看到谁玩的厉害点的，都想投币进去参上一脚，不过大多数都被大哥哥们严厉的话语喝退就是了。虽然很烦，不过也是街机厅独有的风景之一了。
吃币：“老板！吃牌了！”这个声音通常都响彻整个街机厅。除了个别特别专心的玩家。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过来，这个相当于街机厅的广播了。然后通常都有个小 P孩过来跟你说：“这台机经常吃币的，叫你别玩了。”停电的时候，老板都会推出发电机。然后再给在座的玩家补上一个币。小P孩们也假装坐到机台上，希望老板会糊涂一下。不过老板都知道你小样心里想什么了。这招没见成功过。
古惑仔：这帮人不同于小P孩。是街机厅的强势群体。经常剥削小P孩的钱财，游戏币。当然。玩游戏碰上个别不爽的玩家，招来几个兄弟干上一仗。从此结上梁子。以后还是尽量少去那个机厅的好。不然什么时候屁屁上多个窟窿都不知道。这叫什么了？人在江湖。
机室招牌：那时候大多数机厅还是没有招牌的。然后各种民间叫法就诞生了。有按照地理位置分的──批发行、五金行。 也有按照老板的人物特点叫的──老头机、阿姨机等等。反正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是哪就对了。
这就是我眼中的中式街机厅。很黄很暴力。但是很MAN！！
1993年，北京官园市场，国家领导人的挂历与大美人的挂历都是市场上的热销货。 供图/CFP
1999年，从哈尔滨开往牡丹江的列车上，戴耳机看微型电视的旅客。供图/CFP
下馆子
文/选自《中国生活记忆》
90年代，人们一有了点钱，就毫不客气地下馆子了。
他们最初的选择，是比较实惠的川菜馆。
川菜馆刚刚进入人们视线时，很低调，小店居多，装修淳朴古拙，甚至开始阶段还稍显简陋，但装修多用串红辣椒、茅草、绿竹等极富四川地域特色的材料和元素，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与亲和力。菜品定价又经济实惠，深受务实的大众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同。
人们终于吃上了四川火锅，知道了什么是“麻辣烫”，什么是鸭血，什么是毛肚，什么是黄喉，什么是火辣辣的四川风情……
还有那所谓的鸳鸯火锅，必须成双成对。圆圆的锅子中央，那S形的挡板将普普通通的火锅呈现出了奇妙的太极世界，锅底汤被分成了乾坤、阴阳，一分为二，一红一白，一辣一淡，一文一武。红如残阳白似雪，火辣辣伴着清香。吃过鸳鸯火锅的“老外”们说得更加形象：“红汤如同迪斯科，白汤好似华尔兹”。
90年代，自助餐开始流行。人们在餐饮消费方面增加了更多的选择。
饿怕了的国人，面对自助餐，显然有些惊慌失措。进去先观察地形，打量清楚，一定不要拿又便宜又容易饱的东西，结果，桌子上摆满了菜，狼吞虎咽般吃了半小时，感觉有点饱了，这时候桌上还有很多菜，锅里也很多。突然看到门口边看到一个提示，说如果拿到桌上的菜吃不完，剩下的要按重量来收钱。
一般“战斗”结束，最后从座位站起来时，感觉很痛苦，身体不能完全站直，只能微弯，从座位起来后，想坐回去，腰已经弯不下去了。一位作家曾说过，吃得太饱的感觉和饿得太狠的感觉是一样的。人们这才感受到原来吃得过饱是多么的痛苦。
“扶墙进（饿得双腿发软），扶墙出（撑得直不起腰）”这一最具代表性的口号让不少人感同身受。其实，抱着“吃够本”心态去吃自助餐的大有人在，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才注意到，只吃贵的，不吃对的；一顿把本吃回来；饭前饿着，省着肚子；少喝水，甚至不喝。这些吃自助餐的习惯，都不利于健康。
可见当时的老百姓下饭馆要的还是经济实惠。
90年代，麦当劳初入中国。◎供图/CFP
90年代，黑白电视换成彩色电视。图为：1997年9月12日，北京百货大楼，一位打工农民蹲着认真看一次重要会议的电视现场直播。
迪厅兴起。供图/CFP
用热温泉治病。邦腊掌热泉的水含有钠、钾、钙、镁等23种微量元素，对人体十分有益，对许多疾病有着神奇的疗效作用，一年四季来这里沐浴治病者成千上万。
洋品牌专卖店进入中国。图为：1995年，上海，行人在皮尔・卡丹专卖店前。
遥控、彩电、VCD
◎文/小豆豆
记得爸爸刚把新彩电搬回家之后，我们都很高兴：“这么大的电视？还有颜色呢？哈哈，最好的是不用我们下炕换台了（一次次被支使下去换台这个差事是我们小孩子最烦的）！”到买这台电视机时我年龄稍大认字了，知道是“快乐”牌。质量也很好的，一直用了好几年直到我们嫌它还小又换了一台更大的它才被易主。到现在，每家一台电视那是最少的，液晶38英寸的那是最小的，再也不会出现到别人家集体看电视的盛况了。
父亲是一个特别容易接受和喜欢新事物的人，在90年代初，刚刚有VCD和卡拉OK的时候，他便托人花高价买了一套设备回家，还有一堆经典老歌的光盘。什么《农奴翻身把歌唱》、《南泥湾》、《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北京的金山上》、《东方红》、《毛主席的光辉》等等好多。哈哈，若干年前的盛况又出现了，邻居不管男女老少，会唱不会唱的晚上都到我们家来OK了。那话筒我们小孩子是抢不上的，只有在旁边干着急和忍受噪音的份。因为小姨会唱戏，专门托城里京剧团的亲戚买了吕剧的盘，唱得那个叫好啊，听的人直拍巴掌，唱的人得意洋洋，并道：“都怪当年他姥爷不舍得让我去唱戏，不然现在还用呆在这村里？”
现在那套设备哪里去了？我也不清楚后来父亲把它们怎么处理了，只知道现在家里用的是触摸屏的DVD了。
没有固定的训练场，公园、围墙、工地……就是他们“飞檐走壁”的舞台，他们被称为“跑酷一族”。“跑酷”，又叫作城市疾走（Parkour），诞生于上世纪 80年代的法国，意思为“到处跑”，其含义就是“超越障碍训练场”，这几年在国内很受年轻人喜欢。图为2009年4月，北京，中国首届跑酷大赛现场。供图/阳光（CFP）
大型购物街区也是综合休闲场所，商家总会想尽各种新鲜玩法，留住人们。“全北京向上看”LED大屏幕成为世贸天阶的亮点，人们可以在这里欣赏各种主题的“视觉盛宴”。图为2009年9月13日北京世贸天阶。 供图/朱熙嘉（CFP）
iPod带着科技、时尚、娱乐等多元素标签，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图为2007年7月27日，北京西单地铁一号线，大厅内的iPod广告牌。 供图/张恺欣（CFP）
DV不再是简单的记录工具，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娱乐色彩。图为2005年5月20日，安徽某师范学院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用DV拍起反映自己生活的小电影。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
2009年9月20日中国科技馆新馆开放，到新馆感受科技的力量，已成为人们周末休闲的新选择。图为2009年9月13日中国科技馆内景。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
零零年代
2000年以后，我们的生活呈几何式的速度变化着。如果说，以前人们只想到利用长假出游休闲的话，那么2000年以后，更加个性的休闲方式，只要在家门口就能玩出彩儿。尽管我们无法将这些新潮玩法一一列举，但请跟上我们的视野，让这些休闲片断更加丰富你的生活。
刷街
◎文/香水百合
昨天，老公和他的“刷街”（滑着滚轴扫街）盟友们，从北京前门刷到天津鼓楼。
老公一大早5点30分就起床了，说是要7点到前门集合，7点30分准时出发。所以前天晚上，我就开始给他准备东西，买了两大瓶脉动1.5L的，装在水袋里，专门为长距离轮滑设计的。别说，还真是挺有模有样的，水袋放在包包最底层，有一根管子从上面伸出来，渴了可以随时喝，非常方便。我特地去超市买了好多东西，有干牛肉块，有真空小包装的卤汁牛肉，还买了一大块巧克力，以及两瓶强化型红牛，又给他装了五六块巧克力派。本来还想再给他准备点儿，老公说，他们到了廊坊就中午了，会大休一次吃午饭，所以也就是路上可能会吃点儿，补充体力，准备太多吃不完，还特别沉，所以我也就没再买了。回到家，我又给他准备明天要穿的衣服，长袖衫和半袖衫，早上挺冷的，等到中午热了，再换半袖衫，两边的小兜里又放了两包纸巾，我想可能会用到。
为了这次刷到天津，老公特地买了一双速滑鞋，轮子大，滑得快啊，省劲。不过，新鞋都磨脚，这两天一直练习，好穿的时候习惯点儿，但还是磨了两个大泡，我就特心疼啊。心想：实在不行，就穿以前那双平花鞋。不过最后，还是决定穿这双速滑鞋，就是用绷带把脚踝缠着呗，实在不行，也就只能这样了！
我一边准备一边嘱咐他，别滑得太快，跟上队伍就行，看着车点儿。实在不行，刹不住了，你就轻轻地坐到边上，别摔太疼。到了廊坊和天津给我打个电话，别总是让我担心，说着说着他就笑了，说什么你给我灌输点医学常识还行，怎么一说这个就特不着边啊，哪有轻轻坐那的啊，那么多人呢，你坐那，后边还不全倒啊。再说了，就你一人坐那还滑什么劲呢，刹车都刹不住，还敢刷到天津。
就这么着，折腾折腾洗完澡就快11点了，我就催他赶紧睡，明天还得刷一天呢！
（注：2009年9月13日发表于新浪博客，此文有删减）
“超级女声”成为“造星”的代名词，人们生活中又多了一项休闲活动：全民选秀。图为2005年8月26日傍晚， “超女”最后关头FANS疯狂拉票。 供图/赵静（CFP）
“快闪”是新近在国际流行开的一种嬉皮行为，可视为一种短暂的行为艺术。很多年轻人，已经把“快闪”加入到活动中，成为有创意的亮点。图为2006年12月2日，“艾滋病日吹个球 安全自有一套”快闪活动在北京王府井举办。 供图/周民（CFP
涂鸦活动越来越多，图为2009年5月30日，北京朝阳区奥莱足球公园里举办“涂鸦艺术节家庭日”活动。 供图/潘之望（CFP）
草原音乐节
文/画海听涛
2009 年8月8日清晨6点，无法抑制住自己那颗驿动的心，悄然起身下床，洗漱完毕，整理行装。8月7日、8日、9日，张北草原国际户外音乐节，为了这场期待已久的欢乐聚会，那种喜悦、激动、期待的心情已经整整伴随了我一段时间。尽管即将三十而立，那种渴望在路上、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渐渐离我而去，对摇滚乐和新音乐依旧像理想世界里的一道光芒，在我心里闪耀着。此时我最想说的一句心里话就是：“我年轻，我渴望上路。”
…………
夜幕降临，明月当空，灯光闪烁，繁星闪烁，一盏盏孔明灯冉冉升起，照亮了草原的夜空。这时，大批观众自发向主舞台聚集，夹杂着兴奋的尖叫，今晚最令人期待的、人气最高的“后海大鲨鱼”要登场了。在观众有节奏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乐队主唱付菡登场了，依旧是干练的短发和烟熏妆。一首《MONEY FXXKER》，让人群第一时间冒泡沸腾，HIGH翻天，舞台炫目的灯光也在挑战着观众们情绪。
左小祖咒今天打扮的很正式，标志性的礼帽，金属框眼镜，深色西装搭配紫色的衬衣，气色看上去很不错，依旧是难听的嗓音和方言化的唱腔，以及平实、平庸，甚至有些不知所云的歌词，就是在这样的歌里暗藏真实，让你的心感觉被什么东西一下子就抓住了。新歌、老歌一起来，火爆的演出将第二天现场气氛带进高潮。一个中年男人苍凉的声音演绎的《乌兰巴托的夜》在草原夜空回荡，那绝望透着悲凉的歌声让我的回忆又涌上心头，挤出汹涌的人潮人海，独自徘徊。“穿越旷野的风啊，你慢些走，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绝望的歌声使我不知不觉眼睛湿润了。 (本文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