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历史》2009年12月刊封面策划：《败军之将》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自上海黄埔港起航的太平轮，搭载了近千名乘客，以及数百吨物资，驶向台湾基隆港。满船的乘客，带着离乱的苦痛，开始了这一段艰难的航程。晚23时45分，当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附近时，突然与迎面驶来的建元轮相撞，半小时后，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生还者仅36人。
在波涛汹涌的大时代浪潮中，很少有人会留意这小小一船人的命运。失去民心和根基的国民党已无从立足，在1949年两百万人溃退到台湾的过程中，太平轮的悲剧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在青岛，在烟台，在上海，在广州，在中国沿海的每一个重要的港口，类似太平轮这样的生死离别在日复一日地上演──成千上万的家庭就这样在历史的转折口分别，一松手就是一辈子。
这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无论是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还是命若蝼蚁的兵士，都在自愿与不自愿当中，来到一个陌生的弹丸之地。而更多的则是操着各地方言的普通民众，被这股潮流所裹挟，以1949年为分界点，开始了人生的下半场。
“1949年，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国民政府带领二百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在史书上冷峻地记载道。这200万人，不管是否情愿，都被刻上了失败者的烙印。败军之将，何敢言勇？隐忍与伤痛，屈辱和自省，种种的情绪都在这一刻埋下了种子，任由历史的风雨浇灌，岁月催长。
来自不同地域的两百万人，无论原籍何处，共同的遭遇，同样的情绪，将他们组成了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一起去承载离乡的愁苦。在这个小岛之上，他们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外省人”，以区分于六百万“原住民”。
小岛上的故事，就以这两百万人和六百万人为主题，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60年后，当1949年的老一代“外省人”日渐凋零，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则拥有了一种全然不同于父辈、祖辈的视角。他们在这个小岛上成长，与这个小岛的命运休戚与共，他们既是外来者，也是原住者，他们遗传了父辈祖辈的乡愁，更诞生了自我归属的台湾意识。60年后，他乡俨然变成了故乡。
理解现在的台湾，不得不从1949年讲起，这里面包含有太多的历史基因，它是台湾之所以是现在，台湾之所以是台湾的关节点。只有这些“败军之将”的命运，不被看做是无关紧要的过去，而是一个关乎将来的现实，他们才不会成为孤独的历史弃儿，而是同为中国人，一个民族在大转折时期的分离体。只有正视这群人的命运，历史形成的伤口才能渐次愈合，伤痛的分离才能再次聚首。
文章目录（频道将陆续刊出剩余文章）
太平轮1949：转折时刻的生死浮沉
金门战役：历史幽径暗转折
蒋介石的1949
陈诚：经营台湾
将军们的黄昏
渡海记
台湾画面：60万“荣民”
眷村：竹篱笆的世界
“蓝色”二代
《大公报》登载的沉船消息。
太平轮1949：转折时刻的生死浮沉
太平轮沉了，一波浩大的迁徙去台移民潮却由此开始，有人出生在船上，有人成功登岛开始新的生命故事，也有人永远渡不过台湾海峡，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风浪中……
“太平轮”不太平。
60年前的一个午夜，它搭载着一群逃离战乱、去台湾寻找“后半生太平岁月”的人，沉在了舟山群岛外海，遇难者近千人。
太平轮沉了，一波浩大的迁徙去台移民潮却由此开始，他们一船一船地奔向台湾，有人出生在船上，有人成功登岛开始新的生命故事，也有人永远渡不过台湾海峡，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风浪中……
逃难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
这天中午，上海富商李浩民来到黄浦滩码头搭船，他要去台湾和家人团圆过春节。
预定下午16时启航前往基隆的太平轮，是年关前最后一趟去台航班。它原本是货船，因向台湾大规模转运人员、物资的需要，才在1948年11月勉强改装成客轮，主要运送国民党撤退军民去台。
这个时候，刚刚歼灭了国民党55万精锐部队的解放军，又挟淮海战役之势，集结重兵于长江北岸，兵锋直指南京、上海。1月21日，蒋介石在匆匆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台湾警备总司令后，宣布“下野”。
与此同时，在“转过条马路，物价就要翻一翻”的混乱中，从东北、华北、西北等各个战场败退的人潮，蜂拥到南方港口等待去台的航船。
想搭末班船的人太多，从中午开始，黄浦滩码头就“一片黑压压的人潮”。上海有钱人从市中心开车过来，皮箱装满银元、身上绑满金条，猬集在码头随时准备登船去台。上了船，车就不要了，空汽车从码头一路排到了市区。
李述文是山西公务员逃难团中的一员，在1948年冬解放军包围太原前逃了出来。一行100多人一路逃亡，最终在1949年春节前赶到了上海。登上太平轮后，他们却发现这“不是装人的船”，尽管船上配有餐厅、酒吧和娱乐室，但那只属于少数有钱人。货舱挤得“像猪舍一样”，弥漫着酸腐气味，令人阵阵作呕。
就是这样的一艘千人客轮，每周在上海基隆之间往返两趟，趟趟满员超载。即便是在这条航线上跑的客轮多达55艘时，仍然船少人多，一票难求。
于是，有人通过关系拿到船票或强行登船，有人则用手中的金条换取舱位，能优先登船的都是上层人士。这天的太平轮上，就有辽宁省政府主席徐箴夫妇、琼崖守备司令部中将司令王毅、蒋经国密友俞季虞、《东南日报》社长陆淑影等国民党政要。
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柏超也在这艘船上，他急匆匆去台湾，是为了给国立音乐学院选个迁台后的理想校址。不过等他赶到码头，船已满载。转身时，被船上原本相识的三副叫住了，这名三副把自己的舱位让给了吴伯超。
最终，这些政要闻人，都没能活着到达台湾。
国民党四平市书记长梁肃戎，在解放军攻克四平后化装南逃至上海准备登船，却因太太刚生的二女儿发烧不适，不能成行，同行的20多名东北籍立法委员决定与梁家共进退，于是一起退了船票。
到下午16时，太平轮已满载了近千乘客，其中船员124名，有票的508人。还有300多人没有票，通过各种途径强行登上了船。
“逃难时谁还管是什么船？能去就行。”他们无法像两年前就预见时局将乱、早早把妻儿送到了台湾的李浩民那样从容。虽然他们中多数人对台湾的了解，顶多是知道“四季如春、物产丰隆，有甜美的凤梨和香蕉”。
沉没
太平轮没有按时启航。
它还要等待一批重要物资：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重要文件1000多箱、东南日报社全套印刷设备、纸张及相关资料100多吨，同时还有一捆一捆的钢筋不断运上船，很快压得船身倾斜。李述文回忆，有人看着心里发慌，就把船票转卖了。但逃难者大多忽略了这个险情。
事后统计，加上这批600多吨的钢材，太平轮启航时累计载重已达2700多吨。而它的核载吨数，不过2050.775吨。
延误2小时后，太平轮终于在18时18分启航了，载着上千从容或者仓促的人们，开始了它的死亡之旅。
“航速很慢，应该不超过6海里，船像大木盆在海上漂流”，又“像推磨般摇”，但人们并不在意，“许多人还想着，或许最多一年两年就可以回到大陆来”。
太平轮没有挂信号灯，并且抄了一条暗礁多、水道窄的近路，这是因国民党的夜航管制，为了避免遭遇军队船只拦截检查。如今已无从得知，当初是否有乘客表示过担忧和异议。
海难生还者叶伦明回忆，那晚船上的人“也像在家一样过小年夜”，更因乱世中与亲人团圆的渴望即将成真，这个小年夜尤显珍贵。叶伦明也和熟识的朋友围成一桌吃饭喝酒。觥筹交错间，他们还讨论了到台湾后的打算。他们都带上了全副家当，期盼着到台湾“过上有钱的安稳日子”。
满船弥漫的虚幻升平中，船员们也都离开了驾驶舱，在甲板上喝着热酒喧哗哄笑。浑然不觉，无人把舵的“希望之船”，正面临一场毫无征兆、却又迟早要发生的灭顶之灾。
当晚23时45分，舟山群岛白节岛附近，太平轮遭遇第一声巨响。
满载着2700吨物资、同样摸黑航行的建元轮，一头撞上了来不及鸣笛响应的太平轮，腰部第二货舱被后者船头直接切入，当即沉没。船上70多人，仅三位管轮和一名水手获救。
太平轮也严重受损了。不过船员们估计，“应该还可以支撑到附近沙滩”。叶伦明也以为船没有大碍，继续坐在饭桌边上为大伙盛饭。山西公务员李述文等大多数乘客，则回到船舱，想着“一觉睡醒就到台湾，就有后半生的太平岁月”。
仅仅15分钟后，午夜零点，第二声巨响彻底击碎了人们的甜梦。
叶伦明赶紧冲出船舱，看到人们个个面带惊恐，在倾斜的甲板上惨叫着、呼喊着，漫无目的地四处奔逃，海水已经从破损的前舱汹涌而入，轮船快速下沉。
避无可避，叶伦明脚下一空，终究还是掉进了海里。
转眼间，太平轮成了“绝望之船”。
逃生
又一个15分钟后，“绝望之船”变成“死亡之船”。太平轮在零点一刻即完全沉没，把近千乘客抛入了大海。
身上绑着金条银元的，率先被剥夺了逃生机会，沉重的黄白之物瞬间把他们拖进了水底。“他们全身只剩一个头在水面，身旁是满满一包用手巾裹着的金条。”原本承载着希望和梦想的黄金白银，还有佛像、珠宝、古玩，无论多么珍贵甚至价值连城，这时都成了废物累赘。
紧接着，“衣裤全部湿透，身如贴冰，浑身发抖，牙齿互撞不已”。严冬午夜冰冷刺骨的海水，冻毙了绝大多数人。
另一幸存者徐志浩在落水中看到，四个孩子紧紧地拥抱着母亲，而母亲，他们唯一的最后的保护者，也用双手紧紧挽着她的儿女。
“他们都知道这是死亡的刹那，但谁也不愿离开谁一步。最后他们那最亲爱最坚决不离的五口，完全被无情的海水吞了下去。”
叶明伦几乎无法呼吸，可是一想：不能死呀！他一咬牙，身体冲出了漩涡，跟着头也伸出了水面。
摸黑中，叶伦明捉住了一个木桶。他依稀记得，这样的木桶有大、中、小三个。也有其他人看见了木桶，赶紧游过来抱住。
他开始努力寻找幸存者，碰到人就伸手试试是否还有呼吸，摸到脚就拽住把人拖上木桶。也有人主动伸出手来，他就尽力拉住。十几个人在海里载浮载沉，等待救援。
这时，惨叫声、救命声、哭声都已消失，海面又恢复了寂静如死的漆黑，仿佛世上从不曾存在过太平轮。
幽暗中，叶明伦和同伴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却不敢交谈。
不知何时才是尽头的海上漂流，又冷又湿。叶伦明几乎要松手，一抬头，“好像有人在我头上吐了口水，我就醒了。”等叶明伦回过神来想看个究竟时，那人己经到前面去了，就此消失不见。
不知道飘了多久，叶明伦忽然看到远处的光亮，是太阳又照常升起了，是的，天亮了，可是昨夜的一切都不见了，除了身边的同伴们，“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终于有一艘澳洲军舰驶过，救起了他们。于是又有了食物、热饮，生还者就着火炉取暖、烘干衣物，然后随船前往上海。
李述文不会游泳，在落水时和太太及七八个人死死抓住轮船甲板上的一个大木箱，在断断续续的呼救声及怒涛声中漂浮。其间，陆续有人因体力不支沉入水中，包括李述文的太太。
身体壮实的李述文，用尽最后力气爬到箱子上面，漂了10多个小时后，终于被一位驾船路过的福州人搭救。他是那群人里唯一的生还者。
事后统计，全船生还者不过36人。
人祸
海难发生后不久，另一位船长林乘良看到了太平轮的结构图。他说，因由货轮仓促改成客轮，太平轮存在诸多设计不合理之处。尤其是它的单层舱底，很不安全，通常客船都是双层底。
太平轮是美国Manitowoc船厂制造的“大湖型客货船”，1920年下水，排水量2500吨，长80米、吃水7米，装备锅炉两具，蒸气主机一台，航速9节。二战中，该型号船作为美军的短程运输补给船使用，为了加速航行、躲避日军舰艇炮火，美军又刻意把船身改装得轻巧单薄。
二战结束后，当时中国唯一的国有性质的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于1946年从美国打包购买了19艘大湖轮，作价17万美金一艘且送货上门，准备大举杀进航运业。此时，长期被外国列强霸占的中国航运市场，在日本人败了、英国人一时回不来的当口豁然敞开，成了政界和商界疯抢的肥肉。顾祝同、上官云相、汤恩伯、杜月笙等高官名流纷纷置办轮船。一夜之间，上海滩就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航运企业数十家。
“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抗战时期由宁波商人合资组建的运输企业，也靠着与陈仪及轮船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徐锡麟之侄）的浙江同乡情分，得到了太平轮等几条船，就此做起了航海生意。
海难发生后，由于遇难乘客中“太多有钱有势的达官显贵”，中联公司遭遇天价索赔。承保的上海华泰保险公司却立刻宣布倒闭，中联公司无力赔付也只能结束营运，旗下另两艘轮船，一艘被没收，用铁链锁在了高雄港，最后全部锈烂，索赔一事也就不了了之。另一艘华联轮却成了蒋介石的专轮。
不光是船身的问题。当时，为保证调动畅通，国民党军上海港口司令部规定天黑以后是军运专用时段，任何民船一律不许进港出港。而严重超载的“太平轮”，为了躲避检查不开航行灯、又偏离正常航线走狭窄水道。结果就撞上了同样也是违规、关灯、窄道航行的建元轮。
倘若只是这些原因，仍不足以酿成一起近千人死亡的大海难。
吴柏超的独生女吴漪曼后来得知，海难发生时，驾驶舱里空无一人，这才导致建元轮驶近鸣笛警告时，太平轮没有任何反应。尤为吊诡的是，该时段的当班船员，正是那个让舱位给父亲的三副，那一刻他正在甲板上忙着喝酒。
生还者葛克也指出，由于撞船事发突然，甲板迅速下沉，船上的十几条救生艇根本来不及放下去。而船员们在船沉之际，也都只顾自己逃命，根本无心顾及船客。
错乱荒谬，从人们登船开始一直持续到了沉没那一刻，最终把希望之旅变成了死亡之旅，把近千条生命连同他们的黄金银元，他们的希冀和憧憬，一起埋葬在了海底。
命运
噩耗在除夕夜来临前传到了桃园李家，李浩民的儿子李昌钰正用花草盆景搭一座“父来公园”。面对着渐渐冷去的年夜饭，李昌钰全家人围在桌旁泣不成声。他们无法相信这个事实，母亲和李昌钰的长兄甚至找了飞机，去失事海域上空盘旋呼唤。
奇迹到底没有发生。转眼间，家中近百食客“飞鸟各投林”，纷纷走避。拥有老家江苏如皋近一半土地的李家，就此败落，只留下寡母李王岸佛和十二个孩子，四个刚成年，八个未成年，李昌钰最小。为了张罗儿女的学费、生活费，李王氏被迫出门奔波谋职，并且习惯了鸡鸣即起。此前，在她四十多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为生计发愁过。
李昌钰后来考上了海洋大学，同时却发现中央警官学校招生，学费全免且倒贴生活补助，将来工作也有保障。这成了他“神探”之路的起点。但李昌钰一直觉得，他本来有可能是银行家或经济学者。
不只是李昌钰，陆淑影的女儿黄似兰当时才8岁，一夜丧母后，又被贪图其唯一继承权的亲戚骗回大陆，而后财产被霸占，又因母亲的身份被同学视为“特务”、文革中屡遭批斗，饱尝人间冷暖。
海难次日清晨，吴漪曼在基隆港迎接父亲，最终只能留给茫茫大海一个绝望转身的背影。此后，她继承了亡父衣钵，用一生去圆父亲未竟的梦，后来成了著名钢琴家。
太平轮及近千条生命的消失，在翻天覆地的大时代风潮中，只是溅起些许波动、转眼消失无踪。媒体虽有报道，但在满纸的战乱灾祸新闻中，“太平轮”也仅仅是一个标题。到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攻占南京、上海后，更没有人去深究了。在往后几十年的两岸对峙中，它也一直是双方共同的禁忌话题。
然而太平轮终究没有成为“遗忘之船”。较之遇难者家属，生还者的“太平轮”记忆，更是刻骨铭心。
获救后，叶明伦回到了上海鸭绿江路老家。才从船难中死里逃生，他对船行远方感到恐惧，他试着写信给台北的妻子，倾诉心情和思念，可是所有信件都被原封退回。不久两岸封锁对峙，他失去了与家人的所有联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去香港定居。
恢复了与兄弟的通信往来后，他才知道，妻子早在太平轮事件次年就改嫁了。父亲其实早就知道，但到死也没有告诉他。这成为叶伦明最不愿提起的往事。
到香港后，叶伦明坚持靠贩售自己缝的被单、蚊帐、枕头套、床单等谋生，有时他还会卖几张手绘的油画给观光客。他婉言谢绝了社区的照顾。“我在海难中都没死，你们去照顾别人吧！”
这时，他还恢复了年轻时长跑的习惯。他说，每回慢跑都是一次活下去的勇气。六十年前一起在太平轮上的朋友，来不及到达台湾，而他幸运地活着，他要努力留住呼吸与生命的感觉。
“只要跑步，就觉得肉体、心灵都满足，也从不感觉孤独。”叶明伦后来拿到多项马拉松赛事的冠军。
今年88岁的叶明伦，终于跑不动了，可是他还要慢行，“一直走下去，到我倒下为止。”
也不仅仅是遇难者家属和生还者。
从改装到沉没，3个月间，太平轮总共在上海和基隆之间往返了35趟，搭载了许多家庭到台湾落地生根。乘太平轮到台湾的人们，往往把孩子取名为“太平”，或者“和平”，以纪念战乱中那段和太平轮有关的流离岁月。
杨太平，1948年12月出生在太平轮的通铺上。没有接生婆，给他剪断脐带的是一位四川老太太。船上没有水，血液在身上凝固了好几天，又硬又干，头发上都沾满血迹，到达基隆港后才找到医院洗干净，直洗到手上皮肤破掉。
“‘太平’这个名字，也是期许我一生平平安安。”
错过了太平轮的梁肃戎，最后也还是坐船到了台湾：“年关前的末班船”，其实是一波浩大移民潮的领航船。在1949-1950年间，像梁肃戎、李述文这样的随国民党败退迁徙去台者，多达200万。
结局不尽相同的移民故事，开端都是海难、死亡。这段迁徙史由此深烙“太平轮”印记，深烙悲情与苦难。烙在移民的记忆中，烙在遇难者家属的人生中，烙在所有颠簸于大时代的巨浪中、无力左右自己命运的人们心灵深处。
凭吊
台湾基隆港东十六号码头，有一座两人高的“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附近士兵说，每年都有人来祭拜。
2009年1月，杨太平、海难遗腹子张和平，还有李昌钰等，都来到了纪念碑前。死难者吴禄生，台湾樟脑产业开创者，这次孙女吴素萍给他带来的祭品是一堆樟脑和肥皂。她要让爷爷看到，后人还在继续着他经营一生的事业。
凭吊活动组织者张典婉，她的母亲司马秀媛是老上海富家女，也是1949年搭太平轮去的台湾。
2000年，早已把身份证本籍栏改成“台湾苗栗”的司马秀媛，以“张氏司马太孺人”的身份走完一生，那是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客家人”标记。张典婉打开母亲上锁的书柜，发现三根金条、一张上海身份证、一张上海地契，还有一本写满人名和通讯地址的记事本。
“那一刻，所有的感觉都涌上来，我决定要写家族史，写客家父亲和上海母亲的故事，故事里有一艘太平轮。”
人们决定，11月中旬去沉船海域吊祭亡魂。
人们还决定，让女画家周舟设计一组和太平轮海难有关的主题雕塑，地点就在基隆港旁边。周舟也出生在太平轮上，得名于“大舟”及舟山群岛。从国外返回台岛定居时，她的首选居处就是基隆港边、一处不足10分钟就可步行到纪念碑的地方。仰望海天沃土，为来不及到达终点的魂魄轻声低吟，周舟心中早有定见。
她决心突破纪念碑给人的悲情联想，为流逝离别设计风光水影，象征民族迁徙，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