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笼统地谈论林彪的战术如何“残忍”，不如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林彪的官兵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残忍”的命令，一上战场就“疯了”？
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讲述的一个细节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林彪当年如何用“人海战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
“人海战术”的背后
读到书中有关林彪的“人海战术”那一段时，我发觉事情并没有太超出我的想象。黄当时作为郑洞国将军的副官前往东北参加接收工作，恰好赶上1946年5月四平街战役结束。他写道：“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至于为什么这些士兵能如此效命，黄相信林彪使用了“残忍”的手段，他为此引述了战役结束后投奔到国民党一边来的林彪部队的一个作战参谋的说法：“林彪对自行撤退的将领处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枪决两名连长。”
黄的这段描述，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并非亲历亲见，而是“道听途说”。这并不是说黄听来的事情一定不可靠，而是说当黄不再以一名国民党军官，而是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写这本书的时候，使用这种听来的资料理应更加谨慎。因为，类似的说法，在国民党人当中曾十分流行，但未必十分准确。记得以前在台北国史馆做韩战问题的报告时，有听众提问：听说中共作战主要是用俘虏在前面打冲锋，出兵朝鲜，也主要是担心几百万国民党军的俘虏不可靠，因而要把他们派去朝鲜送死？
中共士兵是作战勇敢，还是被逼送死？站在不同的角度，难免会有不同的回答。历史学家必须深入考察表象背后的具体原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士兵尸首横陈归结为林彪“残忍”。毕竟，稍有军事史研究经历的人都会了解，在当年，枪决作战中不听命令、“自行撤退”的军官的，并不只是一个林彪，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将领同样如此。
关于“人海战术”，其实在美国作者描写当年中共军队在朝鲜与美军作战的书中也有写过。经历了与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受过严格单兵作战训练的美军官兵，注意到战争初期一些部队的中共士兵不顾美军优势炮火的打击，前仆后继，一波一波地发起冲锋，以致尸横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军队这种战法是“人海战术”。但严格说来，这种“人海战术”的战法并不是中共军队作战的一种范式或主观意图使然，它具有复杂得多的历史背景。从根本上说，这其实是部队装备长期落后，影响到战术落后的一种反映。中共从1927年建军伊始，就是一支典型的农民武装。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部队的主要作战武器都是从各种不同渠道得来或缴获的制式不一的长短步枪，自动火器数量很少，火炮几乎没有，甚至连所有武器使用的火药，都是杀伤力有限的土制黑色炸药。这也是中共为什么始终不打正规战，坚持打游击战的一个原因。
中共靠什么提高部队士气
其实，当我们把当年国共内战中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当成一段历史来研究时，与其笼统地谈论林彪的战术如何“残忍”，不如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一下林彪的军官和士兵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残忍”的命令，一上战场就“疯了”？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说明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但很遗憾，他并没有讨论两党军队之间的差别，以便说明中共为什么只用了3年时间就在军事上由弱变强，一举打败了国民党。
国共两党的军队是存在相当差异的，而黄仁宇先生所经历的内战期间最突出的差异，就是部队的士气和纪律。黄书中提到的张治中是蒋介石的亲信部属之一，1949年率南京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他在谈判期间曾给蒋介石去过一封长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作为长期带兵打仗的将领，他在北平时发现，国共两军的士气和纪律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曾谈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去故宫参观，不留意间从正在行进的士兵行列中穿过，意外发现中共士兵不仅停下来让他通过，还微笑示礼。他为此感慨万千，称：如果这是一队国民党士兵，他即使不挨一枪托，也免不了要被臭骂一顿。由此他明确告诉蒋介石，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无可挽回。
士兵士气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19世纪欧洲人敲鼓排队迎着飞来的枪弹进攻，未必都有军官们拿着手枪在后面顶着。1900年义和团举着大刀长矛，赤膊上阵，与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开战，也没有人在后面施加“残忍不合理”的“严苛纪律”。中共军队从1927年一路打下来，有过许多挫败。但是，它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高，这显然不是军官的威胁或不合理的严苛纪律所能解释的。
中共靠什么来提高部队的士气？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收藏有一套相当宝贵的文献资料，它们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26、27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大量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这些文献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变得服从和效忠的一些证据。
根据缴获资料中几个连队的“政治质量统计表”可知，志愿军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贫苦农民，党团员就占了近1/3，虽然国民党俘虏兵也占到1/3左右，但多数士兵的思想已发生转变。因此，在朝鲜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部队虽有逃亡或临阵脱逃者，但一般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强。
一个15岁就参加国民党军的士兵这样说明自己的转变：“在国民党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志）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在进军西南中，听指导员上课讲，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自想，我家是穷人，以后要分地，我们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叶生明入团志愿书》，见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文献资料，第2卷）
另一个俘虏兵的转变也大致相同：“（在成都被）解放后，不了解共产党，想开小差，恐怕开不脱，后来在壁山经过阶级教育后，始明白了一些，知道了为自己打仗，为人民打仗。在重庆五十厂，看到有人开小差，自己也有动摇，看到又抓回来，自己也就不想开了。但对上级讲的国家胜利的形势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优待军属，人民政府照顾穷人的情形，我们直接帮助了农人翻身，更把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许泗才入团志愿书》，见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文献资料，第2卷）
综合这套资料中的相关材料，不难看出中共确实善于做士兵的工作。其原因概括起来大致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引导和影响：一是当时在解放军里待遇较好，官兵比较平等，鲜有打人骂人现象；二是政工人员，包括老战士，如班长等，大都随时做劝导工作，并现身说法；三是部队里动辄诉苦、阶级教育、全班学习讨论，有很强的政治氛围；四是亲眼见到和从家信中了解到部队、政府确实帮助穷人，分田分地，照顾军属。在这方面，资料中公布的美军缴获的20封来自国内亲属的信件，几乎都在讲共产党如何照顾穷人，鼓励儿子、丈夫或兄弟为国立功，尤能说明问题。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因而追求进步，表现勇敢，这是很自然的事。曾读到钱文忠先生谈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一篇文章，他用了一个很传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识分子都会发生这样的思想变化，农民出身的士兵们会变得服从和效忠，又何足为奇呢？
黄仁宇先生其实也注意到中共善于影响和整合农民的这种能力了。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抗战期间，中共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农民政党，努力制定适应自然经济要求的各项政策，从而使自己成功壮大；国共内战期间，“整个乡间完全被动员整合”，“共产党已经找到使用无尽人力和乡间资源的模式，据以打造新的战争机器”。它甚至能够使农民全力为中共军队提供食物、住处、运输、急救等等后勤服务，并协助设置路障、捕捉国民党军队逃散官兵。
也许读者读到这里，会认为我是在批评黄仁宇先生，其实我的目的并非如此。我所要强调的是，人是感情的动物，人的思想、观念甚至思维模式，不可能不受到家庭、社会、教育以及人生经历等各种特定环境的影响。因此，无论我们如何提倡，也没有人能够完全离开既有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来看历史。主张“大历史”观如黄仁宇先生尚且不能完全“脱俗”，何况那些无此意识之人呢？
如果真的能够像黄仁宇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把一二百年以来的中国视为一个单位，多问些“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充满激愤地质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至少能够少一点偏激与片面，更接近些真实与客观。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佩服黄仁宇先生。事实上，曾经身为国民党的军官，又经历过国共内战，目睹并亲身体验了被共产党赶出大陆的耻辱经过，就感情而言，他完全有权利像其他许多被迫离开大陆的学者一样，利用自己的文字来表达内心强烈的情感与倾向。但是，读过这本书之后，不难发现，除了个别具体事例以外，他在讨论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高度理解的态度。他不仅极力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辩诬，而且明确地肯定毛泽东的成就，并对共产党中国抱以期望。在他看来，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都存在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因而不可避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大历史”观，他没有纠缠于自己的历史情结，而是深入地去探讨发生这一切的深层次历史原因，和它们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他列举的国民党失败的那些内在的社会历史原因，无疑是过去的研究所欠缺和深入不够的问题。同样，他提到共产党成功的原因，虽然尚需深入和具体，但也明显比过去的说法更能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
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讲述的一个细节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林彪当年如何用“人海战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
“人海战术”的背后
读到书中有关林彪的“人海战术”那一段时，我发觉事情并没有太超出我的想象。黄当时作为郑洞国将军的副官前往东北参加接收工作，恰好赶上1946年5月四平街战役结束。他写道：“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至于为什么这些士兵能如此效命，黄相信林彪使用了“残忍”的手段，他为此引述了战役结束后投奔到国民党一边来的林彪部队的一个作战参谋的说法：“林彪对自行撤退的将领处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枪决两名连长。”
黄的这段描述，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并非亲历亲见，而是“道听途说”。这并不是说黄听来的事情一定不可靠，而是说当黄不再以一名国民党军官，而是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写这本书的时候，使用这种听来的资料理应更加谨慎。因为，类似的说法，在国民党人当中曾十分流行，但未必十分准确。记得以前在台北国史馆做韩战问题的报告时，有听众提问：听说中共作战主要是用俘虏在前面打冲锋，出兵朝鲜，也主要是担心几百万国民党军的俘虏不可靠，因而要把他们派去朝鲜送死？
中共士兵是作战勇敢，还是被逼送死？站在不同的角度，难免会有不同的回答。历史学家必须深入考察表象背后的具体原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士兵尸首横陈归结为林彪“残忍”。毕竟，稍有军事史研究经历的人都会了解，在当年，枪决作战中不听命令、“自行撤退”的军官的，并不只是一个林彪，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将领同样如此。
关于“人海战术”，其实在美国作者描写当年中共军队在朝鲜与美军作战的书中也有写过。经历了与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受过严格单兵作战训练的美军官兵，注意到战争初期一些部队的中共士兵不顾美军优势炮火的打击，前仆后继，一波一波地发起冲锋，以致尸横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军队这种战法是“人海战术”。但严格说来，这种“人海战术”的战法并不是中共军队作战的一种范式或主观意图使然，它具有复杂得多的历史背景。从根本上说，这其实是部队装备长期落后，影响到战术落后的一种反映。中共从1927年建军伊始，就是一支典型的农民武装。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部队的主要作战武器都是从各种不同渠道得来或缴获的制式不一的长短步枪，自动火器数量很少，火炮几乎没有，甚至连所有武器使用的火药，都是杀伤力有限的土制黑色炸药。这也是中共为什么始终不打正规战，坚持打游击战的一个原因。
中共靠什么提高部队士气
其实，当我们把当年国共内战中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当成一段历史来研究时，与其笼统地谈论林彪的战术如何“残忍”，不如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一下林彪的军官和士兵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残忍”的命令，一上战场就“疯了”？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说明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但很遗憾，他并没有讨论两党军队之间的差别，以便说明中共为什么只用了3年时间就在军事上由弱变强，一举打败了国民党。
国共两党的军队是存在相当差异的，而黄仁宇先生所经历的内战期间最突出的差异，就是部队的士气和纪律。黄书中提到的张治中是蒋介石的亲信部属之一，1949年率南京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他在谈判期间曾给蒋介石去过一封长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作为长期带兵打仗的将领，他在北平时发现，国共两军的士气和纪律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曾谈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去故宫参观，不留意间从正在行进的士兵行列中穿过，意外发现中共士兵不仅停下来让他通过，还微笑示礼。他为此感慨万千，称：如果这是一队国民党士兵，他即使不挨一枪托，也免不了要被臭骂一顿。由此他明确告诉蒋介石，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无可挽回。
士兵士气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19世纪欧洲人敲鼓排队迎着飞来的枪弹进攻，未必都有军官们拿着手枪在后面顶着。1900年义和团举着大刀长矛，赤膊上阵，与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开战，也没有人在后面施加“残忍不合理”的“严苛纪律”。中共军队从1927年一路打下来，有过许多挫败。但是，它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高，这显然不是军官的威胁或不合理的严苛纪律所能解释的。
中共靠什么来提高部队的士气？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收藏有一套相当宝贵的文献资料，它们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26、27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大量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这些文献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变得服从和效忠的一些证据。
根据缴获资料中几个连队的“政治质量统计表”可知，志愿军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贫苦农民，党团员就占了近1/3，虽然国民党俘虏兵也占到1/3左右，但多数士兵的思想已发生转变。因此，在朝鲜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部队虽有逃亡或临阵脱逃者，但一般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强。
一个15岁就参加国民党军的士兵这样说明自己的转变：“在国民党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志）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在进军西南中，听指导员上课讲，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自想，我家是穷人，以后要分地，我们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叶生明入团志愿书》，见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文献资料，第2卷）
另一个俘虏兵的转变也大致相同：“（在成都被）解放后，不了解共产党，想开小差，恐怕开不脱，后来在壁山经过阶级教育后，始明白了一些，知道了为自己打仗，为人民打仗。在重庆五十厂，看到有人开小差，自己也有动摇，看到又抓回来，自己也就不想开了。但对上级讲的国家胜利的形势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优待军属，人民政府照顾穷人的情形，我们直接帮助了农人翻身，更把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许泗才入团志愿书》，见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文献资料，第2卷）
综合这套资料中的相关材料，不难看出中共确实善于做士兵的工作。其原因概括起来大致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引导和影响：一是当时在解放军里待遇较好，官兵比较平等，鲜有打人骂人现象；二是政工人员，包括老战士，如班长等，大都随时做劝导工作，并现身说法；三是部队里动辄诉苦、阶级教育、全班学习讨论，有很强的政治氛围；四是亲眼见到和从家信中了解到部队、政府确实帮助穷人，分田分地，照顾军属。在这方面，资料中公布的美军缴获的20封来自国内亲属的信件，几乎都在讲共产党如何照顾穷人，鼓励儿子、丈夫或兄弟为国立功，尤能说明问题。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因而追求进步，表现勇敢，这是很自然的事。曾读到钱文忠先生谈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一篇文章，他用了一个很传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识分子都会发生这样的思想变化，农民出身的士兵们会变得服从和效忠，又何足为奇呢？
黄仁宇先生其实也注意到中共善于影响和整合农民的这种能力了。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抗战期间，中共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农民政党，努力制定适应自然经济要求的各项政策，从而使自己成功壮大；国共内战期间，“整个乡间完全被动员整合”，“共产党已经找到使用无尽人力和乡间资源的模式，据以打造新的战争机器”。它甚至能够使农民全力为中共军队提供食物、住处、运输、急救等等后勤服务，并协助设置路障、捕捉国民党军队逃散官兵。
也许读者读到这里，会认为我是在批评黄仁宇先生，其实我的目的并非如此。我所要强调的是，人是感情的动物，人的思想、观念甚至思维模式，不可能不受到家庭、社会、教育以及人生经历等各种特定环境的影响。因此，无论我们如何提倡，也没有人能够完全离开既有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来看历史。主张“大历史”观如黄仁宇先生尚且不能完全“脱俗”，何况那些无此意识之人呢？
如果真的能够像黄仁宇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把一二百年以来的中国视为一个单位，多问些“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充满激愤地质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至少能够少一点偏激与片面，更接近些真实与客观。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佩服黄仁宇先生。事实上，曾经身为国民党的军官，又经历过国共内战，目睹并亲身体验了被共产党赶出大陆的耻辱经过，就感情而言，他完全有权利像其他许多被迫离开大陆的学者一样，利用自己的文字来表达内心强烈的情感与倾向。但是，读过这本书之后，不难发现，除了个别具体事例以外，他在讨论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高度理解的态度。他不仅极力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辩诬，而且明确地肯定毛泽东的成就，并对共产党中国抱以期望。在他看来，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都存在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因而不可避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大历史”观，他没有纠缠于自己的历史情结，而是深入地去探讨发生这一切的深层次历史原因，和它们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他列举的国民党失败的那些内在的社会历史原因，无疑是过去的研究所欠缺和深入不够的问题。同样，他提到共产党成功的原因，虽然尚需深入和具体，但也明显比过去的说法更能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