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
蒋介石替李宗仁拟的“继任文告”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李宗仁在上台之初给了自己三项重大任务：一是和谈；二是谋求“体面的和平”，同时要在内部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三是寻求美国帮助，稳定通货膨胀。但直到他的“代总统”职位结束，这三个愿望一个也没能实现。
对李宗仁而言，1949年的春天是充满希望的新开始。
这一年的1月21日，南京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的声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可是，李宗仁接手的国民党政权危如累卵：东北、华北全境“沦陷”，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占领。长江北岸解放军有320万，其中120 万人组成的东西两大战略集群枕戈待旦。还有，蒋介石虽然自称“下野”，实际上只是退居幕后，一切仍然操控在自己手里。
除了蒋介石，行政院院长孙科也跟他唱反调。早在1月19日，孙科就以行政院的名义给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要他们迁往广州——因为行政院要迁往广州。
这样，国民政府一分为三：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毛泽东撰文嘲笑此为“一国三公”。
李宗仁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承认，他在上台之初给了自己三项重大任务：一是和谈；二是不能让共产党过江，谋求“体面的和平”，同时要在内部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三是寻求美国帮助，稳定通货膨胀。
“李代总统”的如意算盘能够实现吗？
◎ 注定破裂的和谈
与中共谋求和平，是所有计划的立足点。
早在1月1日，蒋介石在新年讲话中发表求和文告。中共回应表示同意和谈，同时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对蒋介石来说，这八项谈判条件就是要他无条件投降，他无从接受。
而李宗仁积极回应了中共的和谈主张。1月27日，李宗仁和白崇禧派遣的和谈密使刘仲容等人到了北京。和谈秘使还反复说，李、白都愿意和谈，但人民解放军不能渡过长江。
但是，毛泽东的想法和李宗仁完全不一样。毛泽东于1月14日正式公布了8项声明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不管和谈结果如何，一定要踏过长江。
为了尽快达到停战目的，李宗仁于2月14日甩开孙科和行政院，派出颜惠庆、章士钊等4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飞北平试探国共和谈的可能性。4月1日，又正式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谈判代表团，抵达北平。
这场“不许讨价还价”的谈判开始了。 北平谈判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战犯和渡江问题上。关于战犯问题，南京方面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坚持必须惩办。关于渡江问题，南京代表希望中共军队不过江或缓过江，中共代表则只答应和谈期间暂不过江，但和谈后无论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
分歧巨大，原定4月5日开始的正式和谈被迫推迟。4月15日，在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须在20日以前表态。中共还带信给李宗仁：无论谈判协定达成与否，人民解放军都要过江。
20日深夜，李宗仁在南京发出卯号复电，拒绝签字。21日，毛泽东、朱德向百万大军发布了渡江命令。
渡江后的解放军势如破竹，李宗仁和共产党平分天下的想法彻底破产。
◎ 改革成了一句空话
国都丢失，李宗仁的心情是黯淡的。更让他介怀的是，从上台开始，任何一项革新措施都未能成功。
1 月24日，上台之初的李宗仁命行政院执行以下指令：1、把全国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2、取消全国戒严令；3、裁撤戡乱建国总队；4、释放政治犯；5、解除报章杂志禁令；6、撤销特种刑事法庭；7、通令停止特务活动。一系列的措施，表明了李宗仁想改变南京政府的形象。然而，他的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大权依然掌握在蒋介石手里。
10月1日，李宗仁守在广播旁边收听了新政权的开国大典。10月14日，广州被人民解放军占领。
11 月20日，李宗仁的飞机到了香港。12月5日，他包机飞往美国。李宗仁的上台是由美国政府扶植的，因此他深信，美国政府会更多地援助他与中共分庭抗礼。可是，没有等到美援遏制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中共的百万大军就已挥师南下，更让李宗仁意外的是，美国人对他的态度会转变得如此之快。
从踏上美国土地开始，李宗仁就没有享受过一个“国家元首”的待遇。一直到1950年3月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设了一顿午宴招待李宗仁。这顿午餐进行得很尴尬，没有谈及任何实质的问题，因为在之前的一天，蒋介石在台北自行宣布“复职”。
美国人的“白皮书”写得很清楚，他们和李宗仁一样，不喜欢蒋介石。但美国人需要蒋介石。而李宗仁则是“落难天子”，真正的孤家寡人一个，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
6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全面爆发。台湾成了“不沉的航空母舰”，李宗仁渴望的军事援助开始源源不断的运往东方，落入蒋介石的手中。
李宗仁剩下的唯一资本，就是他“总统”的头衔，他毕竟还是名誉上的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这一头衔对美国人而言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但却吸引了“第三势力”的注意。1953年，顾孟余、张发奎等人在日本召集“第三势力”集会，邀请李宗仁前往。李宗仁极为心动，只是因为办理出入境手续烦琐，未能成行。在美国的暗地支持下，“第三势力”甚至开始准备在菲律宾筹办基地。但是，这个组织很快就分崩离析。
到了1954年3月，台湾的“国民大会”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顺理成章”通过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为第二任“总统”，李宗仁的“代总统”生涯正式宣告结束。
没有了职位，也没有了政治活动，这对李宗仁而言更像是一个解脱。
蒋介石替李宗仁拟的“继任文告”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李宗仁在上台之初给了自己三项重大任务：一是和谈；二是谋求“体面的和平”，同时要在内部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三是寻求美国帮助，稳定通货膨胀。但直到他的“代总统”职位结束，这三个愿望一个也没能实现。
对李宗仁而言，1949年的春天是充满希望的新开始。
这一年的1月21日，南京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的声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可是，李宗仁接手的国民党政权危如累卵：东北、华北全境“沦陷”，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占领。长江北岸解放军有320万，其中120 万人组成的东西两大战略集群枕戈待旦。还有，蒋介石虽然自称“下野”，实际上只是退居幕后，一切仍然操控在自己手里。
除了蒋介石，行政院院长孙科也跟他唱反调。早在1月19日，孙科就以行政院的名义给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要他们迁往广州——因为行政院要迁往广州。
这样，国民政府一分为三：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毛泽东撰文嘲笑此为“一国三公”。
李宗仁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承认，他在上台之初给了自己三项重大任务：一是和谈；二是不能让共产党过江，谋求“体面的和平”，同时要在内部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三是寻求美国帮助，稳定通货膨胀。
“李代总统”的如意算盘能够实现吗？
◎ 注定破裂的和谈
与中共谋求和平，是所有计划的立足点。
早在1月1日，蒋介石在新年讲话中发表求和文告。中共回应表示同意和谈，同时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对蒋介石来说，这八项谈判条件就是要他无条件投降，他无从接受。
而李宗仁积极回应了中共的和谈主张。1月27日，李宗仁和白崇禧派遣的和谈密使刘仲容等人到了北京。和谈秘使还反复说，李、白都愿意和谈，但人民解放军不能渡过长江。
但是，毛泽东的想法和李宗仁完全不一样。毛泽东于1月14日正式公布了8项声明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不管和谈结果如何，一定要踏过长江。
为了尽快达到停战目的，李宗仁于2月14日甩开孙科和行政院，派出颜惠庆、章士钊等4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飞北平试探国共和谈的可能性。4月1日，又正式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谈判代表团，抵达北平。
这场“不许讨价还价”的谈判开始了。 北平谈判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战犯和渡江问题上。关于战犯问题，南京方面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坚持必须惩办。关于渡江问题，南京代表希望中共军队不过江或缓过江，中共代表则只答应和谈期间暂不过江，但和谈后无论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
分歧巨大，原定4月5日开始的正式和谈被迫推迟。4月15日，在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须在20日以前表态。中共还带信给李宗仁：无论谈判协定达成与否，人民解放军都要过江。
20日深夜，李宗仁在南京发出卯号复电，拒绝签字。21日，毛泽东、朱德向百万大军发布了渡江命令。
渡江后的解放军势如破竹，李宗仁和共产党平分天下的想法彻底破产。
◎ 改革成了一句空话
国都丢失，李宗仁的心情是黯淡的。更让他介怀的是，从上台开始，任何一项革新措施都未能成功。
1 月24日，上台之初的李宗仁命行政院执行以下指令：1、把全国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2、取消全国戒严令；3、裁撤戡乱建国总队；4、释放政治犯；5、解除报章杂志禁令；6、撤销特种刑事法庭；7、通令停止特务活动。一系列的措施，表明了李宗仁想改变南京政府的形象。然而，他的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大权依然掌握在蒋介石手里。
10月1日，李宗仁守在广播旁边收听了新政权的开国大典。10月14日，广州被人民解放军占领。
11 月20日，李宗仁的飞机到了香港。12月5日，他包机飞往美国。李宗仁的上台是由美国政府扶植的，因此他深信，美国政府会更多地援助他与中共分庭抗礼。可是，没有等到美援遏制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中共的百万大军就已挥师南下，更让李宗仁意外的是，美国人对他的态度会转变得如此之快。
从踏上美国土地开始，李宗仁就没有享受过一个“国家元首”的待遇。一直到1950年3月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设了一顿午宴招待李宗仁。这顿午餐进行得很尴尬，没有谈及任何实质的问题，因为在之前的一天，蒋介石在台北自行宣布“复职”。
美国人的“白皮书”写得很清楚，他们和李宗仁一样，不喜欢蒋介石。但美国人需要蒋介石。而李宗仁则是“落难天子”，真正的孤家寡人一个，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
6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全面爆发。台湾成了“不沉的航空母舰”，李宗仁渴望的军事援助开始源源不断的运往东方，落入蒋介石的手中。
李宗仁剩下的唯一资本，就是他“总统”的头衔，他毕竟还是名誉上的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这一头衔对美国人而言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但却吸引了“第三势力”的注意。1953年，顾孟余、张发奎等人在日本召集“第三势力”集会，邀请李宗仁前往。李宗仁极为心动，只是因为办理出入境手续烦琐，未能成行。在美国的暗地支持下，“第三势力”甚至开始准备在菲律宾筹办基地。但是，这个组织很快就分崩离析。
到了1954年3月，台湾的“国民大会”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顺理成章”通过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为第二任“总统”，李宗仁的“代总统”生涯正式宣告结束。
没有了职位，也没有了政治活动，这对李宗仁而言更像是一个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