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手下留情
1949年12月10日，解放军15兵团已接管了广州飞机场，但飞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在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由于他们过去在一个系统，都非常熟悉，广州的机场得知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将在下午三点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北。
白云机场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到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处。广州白云机场解放军接管负责人建议，可以用战斗机把蒋介石座机迫降下来，或者是干脆打下来。
洪学智在了解了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之后，将情况报告给时任15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
叶剑英表示要请示中共中央，但中共中央的指示久久不来，洪学智当时要求“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但叶剑英认为“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
由于没有及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又不同意打蒋介石的座机，于是，蒋介石终于顺利飞过广州，逃到了台湾。（口述：洪学智 来源：金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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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后，150多万吃“皇粮”的人口突然涌入台湾，对于当时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台湾无疑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在这种经济背景下，蒋介石政权居然挺了过来，还使台湾创造出经济增长“奇迹”，这中间有什么秘密呢？
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岌岌可危，退守台湾已势在必行。蒋介石以其“精明”之道，在退守台湾前，将国库中的黄金、美钞、银元偷偷地运到台湾，来个釜底抽薪，使李宗仁的代总统“总而不统”，无法控制国民政权的局面，而且没有与共产党“和谈”的本钱，丢给将来的毛泽东、共产党政权一个烂摊子，使其难以维持大局，并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使他们知道，中国非有蒋介石不可。
1949年2月上旬的一天，曾任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时已去职在香港逗留的蒋介石的亲信俞鸿钧，突然接到蒋介石从溪口拍来的电报，要他想方设法将国库中的黄金提出来秘密送到台湾，并叮嘱再三，“千万要守秘密！”
2月14日下午，一架由香港飞来的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此时上海进入临战状态，机场四周，宪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往来旅客悉数搜查。当头戴一顶黑色礼帽，身穿一袭黑色风衣，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的俞鸿钧一出飞机弦梯口时，立即引起了宪兵们的警惕，他们把俞鸿钧引至候机室，进行了审问。俞鸿钧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但却拿不出任何证件和证明，宪兵们哪里肯信。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宪兵提出和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汤恩伯联系一下，在电话机旁守候多时，终于和汤恩伯接上了话。汤恩伯立即派车到机场迎接。这时，宪兵们才知道他不是冒牌货，而是位大“长官”，立即向他道歉。俞鸿钧摆出“长者风度”，与宪兵们一一握手道别，嘉许了他们“恪尽职守”的精神。
俞鸿钧在汤恩伯的帮助下，撇开了当时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刘泗业，直接与自己原来的旧属取得了联系，转达了蒋介石转运黄金的旨意。这批旧属获知老长官的来头和来意之后，立即采取各种方案，将藏在中央银行的黄金、外币、银元做了明细账，告知了俞鸿钧，并协商了安全、可靠的运出方法。
安排妥当后，俞鸿钧立即告知蒋介石一切安排妥当，只等行动。蒋介石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曾是自己机要秘书、时任联勤总部财务署长的中将吴嵩庆，让他在上海秘密组织运送工作，并指令：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交由蒋介石掌握，吴嵩庆只对蒋个人负责，在上海运送过程中，不得有误。
2月18日黄昏，一艘外表破旧的海军军舰接到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密令后，停泊到了上海外滩中央银行附近的码头旁边。午夜，在一片细雨蒙蒙中，一群由海军士兵化装成的民工进入中央银行，不声不响地将一箱箱黄金运上了军舰。凌晨4时许，装运完毕，这艘军舰驶出吴淞口，以最快的速度向东南方向驶去。
20日中午，这批黄金运抵台湾基隆港，当晚，俞鸿钧接到当时台湾省主席陈诚从台湾打来的电报：货已收到。俞鸿钧放心地舒了口气，随即将这一消息电告蒋介石。
随后几天，还是这条军舰将中央银行的美钞、银元从上海运到厦门，有的放置几天后才运到基隆。（金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