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阀的心目中，我们的长期抗战只是一种姿态，在势不能支持下去的。据敌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的分析：“中国的军队，经过了山西会战、南京会战以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沿；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扫荡的任务。今后中国军队无力作战，只要扫荡扫荡就可以了事了。”他估计中央军队兵源不够，下级干部缺乏，一时不能成军；而地方部队，只要经过“威胁”或“利诱”的手术是可以全部瓦解的。当日本进入山东地区，韩复矩的部队已在动摇。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失去了南京这个政治中心，统治的力量也就解体了；中国依旧恢复到军阀混乱的旧局面，替他们铺平了鲸吞之路。
可是民族意识觉醒了的中国军队，士兵和青年军官的爱国情绪，已经使中上级军官采取坚决的抗日路线。战事进入山东境地，日方便对韩复矩做离间工夫，敌机不轰炸青、济两市，暗示山东可以避免战祸，只要韩复矩军队不参加作战。韩复矩当时犹疑不决，一面虚与日人委蛇，不战而退；一面表示服从中央，想引兵入陕，保全自己的实力。统帅整饬纪纲，对于前线抗战将士，出力的论功行赏，失败者给以严厉的处分。一月十五日，蒋委员长飞抵开封，召集军事会议，当即下令将韩复矩扣押，解送汉口军法审判，二十四日审结，判处死刑，于当晚七时在武昌执行，判决中所举事实如次：
韩复矩，充山东省政府主席及第三路总指挥；去年中日军兴，兼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嗣敌军南犯，为便利起见，复兼充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该被告并不尽守土职责，及抵抗能事；对于本会委员长先后电饬移师应援德州，及进击沧州敌军等五点之命令，均不遵奉；后因敌军渡河，擅先放弃济南，撤退泰安，委长续令该被告坚守鲁南防地，又不奉命，节节退往鲁西济宁，致敌军跟踪侵入，陷军事上重大损失。据该管长官等先后分报检举，并以被告尚有借势勒派烟税、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各情事，一并检报到会，经委长饬将被告拿获讯办。经审理终结，判处死刑。
韩复矩的枪决，使士气民心为之一振。这是南京陷落以后，鞭策军心最重要的措施。(当时失职将士受处分的，尚有一月二十一日及六月十五日所公布的各案。抗战各役中，放弃守土、擅离职守的均受严厉的处分。)敌人所预料的中国军队总瓦解的情势，不但不曾出现，到了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们的军队重新恢复了战斗力，敌军向津浦线猛进之时，便在鲁南遭遇了我军的坚强抵抗。张自忠将军在临沂一线首挫强敌，孙桐萱将军(韩复矩旧部)在鲁西也发挥了英勇的战斗力。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春天，国民政府适于时势需要，重行改组，蒋委员长专主军事，孔祥熙氏出任行政院院长，主政务。又于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务政治改革方案，以及抗战施政方针。会中决定：(一)确立全党领袖制，选蒋中正为总裁，汪兆铭为副总裁；总裁代行党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二)设立青年团。以三民主义训练青年。(三)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有关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各纲领三十一条，使全国力量得以集中团结，实现总动员之效能。
临全大会以后，政治走向更好的路，党派也有进一步的合作。四月间，秦绍禹(王明)、周恩来两氏莅汉，重申国共合作的精神；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氏致书国民党总裁，表示合作；书中有“方今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之语；接着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氏也上书总裁，表示拥护领导，团结建国。谓：“睹目前之巨艰，念来日之大难，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外，他都非所计及；仅知国家不能不团结以求生存，舍此亦无所企图。”南京陷落，更使朝野上下格外团结，这是我们对敌人进一步侵略的最坚强的答复。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曾指出“抗战之胜负不但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民力之发展与民权增进相为因果”。并说明因国民大会不得已延期，为适应战时需要，除就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使之趋于简单化有力化外，“应设置国民参政会机关，以集中全国贤智之士，以参与大计”。《抗战建国纲领》第十二条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根据这纲领，国民政府乃于四月十二日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关于设置国民参政会本旨，第一条规定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关于参政员人选资格，为曾经在公私机关服务三年以上着有声名的人士：各省市共选八十八名，蒙藏选任六名，海外侨胞选任六名，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选任五十名，合共百五十名(后增至二百名)。关于参政会职权，第五条规定：“在抗战时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第六条规定：“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于政府。”第七条规定：“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
六月十六日，国民参政员人选决定，汪兆铭、张伯苓两氏分任正副议长，人选之中，共产党有毛泽东、陈绍禹、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邓颖超诸氏，国社党有张君劢、张东荪诸氏，青年党有左舜生、陈启天、曾琦、李璜、余家菊诸氏，救国会的沈钧儒、王造时、史良诸氏，其他教育文化界的贤达，均与其选，这是各党各派合作的象征，也是中国政治史上集中人才之一页。参政会随于七月六日在汉口举行，参加者百三十余人。会中由陈绍禹等提议一致拥护政府，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关于外交方针，依据抗战建国原则努力推动，健全外交机构，统一国际宣传。会场之中，参政员以国家民族为重，虽常有论辩，而不涉于情感，此为最可宝贵之特色。
在这最艰苦的阶段，我国政治有着最显著的进步：政治机构逐渐适合战时需要，民主政治显见抬头，全国团结，更为巩固；而抗战意志坚决，赏罚渐次严明，一般人心有了依归，消极沮丧活动的倾向也就低伏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