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拉开序幕。
5个月前的5月8日，这一天，清政府宣布裁撤军机处，仿照议会民主制国家设立新内阁。然而，13个内阁大臣中，汉人仅占4席，满人却得了9席。9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7个。因此，时人称之为“皇族内阁”。
君主不负责任，皇族不掌政权，这是君主立宪国的根本原则。清廷玩弄民意的举动，不仅违背了“立宪”的承诺，更使其“保满排汉”之心昭然若揭。用一个徒具虚名的内阁来应付民众对于西方宪政的热切追求，清政府的颟顸无知彻底寒了上至地方督抚下到立宪党人以及所有对改革还抱有一线希望之人的心。改良派旗手梁启超就愤然撰文称，以后的字典上“断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然而，追本溯源，“恶政府”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清廷中央集权留下一个空心的夹层
1860年10月7日，当英法联军的士兵冲进圆明园进行劫掠时，在一处皇家库房里，他们发现了当年英王乔治三世精心挑选、委托马尔嘎尼送给乾隆的礼品：两门先进的榴弹炮、牵引车以及炮弹。乔治三世希望用这种婉转的方式提醒乾隆，英国所具备的军事技术和工业潜力。可惜，乾隆不为所动。
在回程的船上，马尔嘎尼写道：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陈旧的破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得它在近150年的时间里没有沉没。它那庞大的躯体使得邻国望而生畏，假如不幸由一位无能之辈掌舵，那它的厄运就降临了。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一道分水岭。此后，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东亚最典型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治生活以皇帝为中心，完全由一个职业的官僚系统垄断，而这个官僚系统也不过是皇权的附属品。因为，中国皇权的来源是“天命”，具有无可辩驳的合法性（中国“革命”一词的原意，就是一个朝代帝王的“天命”被革），而它的经济，则是马克思所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
传统中央集权的中国官僚制度，并非想象中那样腐朽没落，其实它的精细程度堪比现代官僚制度，具有高度的理性化色彩。可惜在陈旧的“传统”观念下，正是这种具有极强自我修复能力的制度和系统，以其绝对封闭、水泼不进的特质，最终成为僵化帝国向现代化进步的绊脚石。
鸦片战争之前，历代中国政治的变迁，实质上只局限于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变化，而并不是政治秩序的变迁，政治制度一直没有推陈出新的质变过程。
清朝的统治，也是“百代皆行秦制度”的一种翻版，所有的行政权力，最后皆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而清朝地方的省、道、府、县四个级别的官员，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不过，清朝政府对于基层里社、保甲的控制没有那么严密，行政力度基本下延不到基层中去，只是凭借地方士绅和家族控制间接统治。
由此，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清朝的行政控制就留下了一个空心的夹层。这个夹层的作用非常大，它既可以稳定社会基层，又可以在合适的条件下变成反对政府统治权威的力量。由于长期的封闭和僵化，清朝农村基层一直处于停滞、闭塞的状态。
“革命”的呼声替代了“改良”的呼吁
鸦片战争开始后，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摧折了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一切基础，政治、经济、社会、思想，都忽然暴露在凛冽的空气中，在混乱和灾难降临的同时，加速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从此，华夏中心的“天下”概念一去不复返，清朝先前妄自尊大的“朝贡体系”为被迫与洋人定下的“条约体系”所替代。
赔款、割地、开租界、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通商口岸，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新名词，让国人在惊惶中开始对这个全新的世界进行更加认真和实际的思考。
对于晚清政治格局影响最大的，当属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国内战争，使得清王朝元气大伤，统治的根基被严重削弱。地方军事集团，特别是以汉人为主的军事集团由此勃兴，严重影响了清朝的中央集权统治。这种结果，促成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增加了地方的军事迷信程度，使得政治朝军事化的方向发展，原先的文官政治体系出现崩垮的迹象，为日后的军阀统治埋下了深刻的伏笔。
戊戌变法的失败，“六君子”的被杀以及自立军领袖唐才常的被害，是清末改良最终激变为“革命”的关键。孙中山的反清活动虽然比“公车上书”要早，但最初他在国内的影响非常微弱，远远不能同康梁的维新变法相提并论。正是谭嗣同、唐才常的鲜血，最终使得中国的有为青年痛定思痛，认识到改良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转为走上革命一途。
从1901年东京《国民报》创刊开始，革命和仇满，在新青年中成为蔚然时尚的两大宗旨。但在国外华侨界，革命派的影响依旧远逊于改良派，真正主张革命的团体也只有孙中山的兴中会，而康梁的保皇会在美洲、南洋竟然有11个总部、103个支部，势力遍及五大洲170个华埠，会员达十万多人。直到1903年拒俄运动的兴起，改良思想才迅速被革命思想所取代。
由于沙皇俄国步步紧逼，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在东北的留学生组织起“拒俄义勇队”，通电清政府，要求作为前锋军出兵抗俄。如此的爱国行动，短视的清廷竟然认定是“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命令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联手，取缔了学生的爱国组织，并下令各地督抚对于回国表现激进的学生随时可以“就地正法”。如此，昏庸的清政府完全把国内一致对外的矛头转向了自己，使得清廷本身在国人眼中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悲痛之余，中国有识青年中的大部分从此在情感上与清廷完全一刀两断，痛论国事，下决心推翻这个腐朽的朝廷。留日学生本来是愿为满洲政府前驱，挽救国家危亡，此后他们的宗旨却突变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并组织以暗杀破坏为主要手段的“军国民教育会”，纷纷回国从事激进的以刺杀满清大僚为主的革命恐怖活动。
在《苏报》案啼笑皆非的大戏中，清廷竟然作为原告，向租界当局控告自己的国民，虽然最终把邹容、章太炎关进了大牢，却造成了国内人心的完全不可挽回，排满主义已经深入人民脑髓之中。
“革命”的呼声，此后完全替代了“改良”的呼吁。1905年夏天，同盟会在东京的成立，标志着从前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的融合和壮大，“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愈加鲜明无忌，革命风潮已经愈演愈烈，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