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社科院副研究员 胡越英
近代辛亥革命后，中国各地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之中，四川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川内各地军、政、财权完全由大小军阀控制，俨然一个个小小郡国，即处于所谓的防区制状态。各军阀间因防区范围的变化而混战不休，从1921年到1935年，川内至少发生478次混战，平均每月两战，其战乱频度堪称全国之最。
由于长期军阀混战以及鸦片泛滥，川军士兵精神和身体素质都受到严重破坏，整个军队形同散沙。但就是这群“吊儿郎当的双枪将士”为何能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雄壮出川抗日？这种看似幅度很大的转变并非凭借个别英雄人物的英明决策而猛然获得，而是在相应的政治、社会基础上，经过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而产生的必然结果。
所谓的政治基础主要是国共两党最终对国家命运的正确把握。1931年，国民政府面对尚未真正统一的中国，尽管还疲于应付全国各派军事力量的斗争与平衡，但日本入侵东三省这个突然出现的外部力量，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在政党斗争与民族危亡两者之间做出决断。南京国民政府作为当时中国的国家政权，经过艰难的选择，逐渐由消极避让、被动抵抗，逐渐走向了与中共等其他力量合作抗日的道路。
而社会基础主要是全国人民在民族危机面前的同心协力。从九芬话丝迹裰诳谷蘸羯似鸨朔幢憔Щ煺接任ち业乃拇ㄒ渤鱿中谟康木韧鋈褐谠硕绕湓谝环二八淞沪抗战后，这种救亡思潮更激烈了。1932年2月4日成都成立了“国民救国会议四川各界民众促进会”、“反日救国会”；2月15日，重庆召开“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川，要求川军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出川抗日。1932年3月10日，重庆、江北、巴县民众召开“督促川军出川抗日请愿大会”。
此后几年，四川各派军阀虽未能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战斗中去，但仍然能感受到严重的民族危机。
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时，“四川王”刘湘是为数不多明确支持张学良的将领之一，认为张对蒋的行为“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内战必致亡国……速求政治解决”……有了这样的认识境界，我们就不难理解七七事变发生后刘湘毅然率部出川抗日的举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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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与世界
抗战 打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
战后前苏联检察官克伦斯基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曾指出：“如果我们可以指出一定的日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段血腥时期的开端的话，1931年9月18日恐怕是最有根据的。”
著名抗战史专家荣维木在《求是》撰文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最早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是率先高举武力反抗法西斯侵略旗帜的国家。因此，中国的抗日行动一开始就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和组成部分。
1939年德国对于波兰的入侵开启了法西斯国家对欧洲的侵略战争，而1931年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入侵则是法西斯国家开启了对亚洲的侵略。世界局势的变化由此开端。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进军莱茵非武装区。德意日三个法西斯瓜分世界的野心日益膨胀。在英美等国尚对法西斯国家采取绥靖政策的时候，中国人民却高举起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旗帜。中国很快就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周浩波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