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坚城，用大炮”
“红夷大炮”进入明朝人的视野没多久，努尔哈赤在东北建立后金，起兵反明。1619年，分兵四路的明朝征讨大军却在萨尔浒之战一败涂地，令明廷朝野为之震惊。面对后金政权咄咄逼人的攻势，以精通西学的徐光启为首的一些大臣早就意识到，“可以克敌制胜者，唯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而红夷大炮果然也不负众望。
1626年2月，起兵以来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率领麾下13万八旗劲旅抵达宁远城下。此时的宁远守将袁崇焕之前从没有上过战场，手下也只有守军不足2万人。无论是从既往的战绩还是兵力的对比而言，这场战事的结局似乎都不会有什么悬念。但是，宁远城里的袁崇焕却与城外的努尔哈赤一样自信，他的王牌就是宁远城内的“红夷大炮”，不是1门，而是整整11门！胜负的天平就此改变。
当时的后金军队对付明军原有的火器已有了应对之术。在野战中，明军把火炮安排在阵前，后金则采取战车与步骑相结合的“结阵”方法，即阵前布楯车，车前挡以五、六寸厚的木板，再裹上生牛皮。车装有双轮子，可以前后转动。此车专对付明兵的火器。在楯车后一层是弓箭手，再后一层是一排小车，装载泥土，以填塞沟堑，最后一层是铁骑，人马皆穿重铠，号“铁头子”。战斗开始，骑兵并不出击，往往用楯车抵挡一阵，等明兵发完第一次火器，未及续发第二次，它就突然奔骑而出，如一股狂风刮过来，分开两翼，向明兵猛冲，霎时间，就把明兵冲得七零八落。萨尔浒之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619 年（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三月初四日下午，与东路明军协同作战的朝鲜鸟枪兵13000人同满洲八旗兵在富察地方遭遇，据在场的一个朝鲜军官描述：烟尘中敌骑大至，势如风雨，展开两翼，远远围抱而来，夕阳下但见射矢如雨，铁马进退，瞬息之间，两营全遭覆灭，朝鲜军中训练有素的火枪手，在迅疾而至的铁骑冲击下竟丝毫没有发挥威力。
至于后金军队攻城的时候，第一批攻城部队会使用牌（楯）车，后面跟着弓箭手掩护下携带云梯的登城队。利用牌车抵抗住明军的首轮火器的机会，云梯于顷刻间已经架上城头，不等明军第二次开火，后金的先锋已经登上城墙。从辽阳到广宁，在辽东战场上这套战术屡试不爽，但在1626年的宁远城下却遇到了克星。布置在宁远城头的11门“红夷大炮”射界覆盖城池周围所有的地面。大炮“循环飞击，每发糜烂数重”，发射释放的浓烟密布数里，“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 当后金军接近城墙时，又遭到城东南和西南两角铳台火炮的交叉射击，死伤惨重。明军发射一炮可以轰倒一百多人，城外的后金军队尸积如山。按照当时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说法，“（后金军）不清楚这种新的发明，蜂拥而前，遭到铁家伙的重创，登时他们就作鸟兽散”。 双方激战3日，后金军在西洋大炮、中小型火炮及其他火器射击下，伤亡1.7万余人，攻城器械尽成废物。宁远之战令后金遭遇建立以来遭到的第一次重创，努尔哈赤的不败威名竟被“红夷大炮”击得粉碎。努尔哈赤本人对之郁忿成疾，8个月后便死去。
在宁远之役一炮打响的“红夷大炮”令明廷喜出望外，很有时代特色地将一门立功的大炮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红夷大炮”都习惯用各种“将军”命名，“凭坚城，用（红夷）大炮”也成为明军应对后金攻势的不二法门。
天启七年（1627年），新即位的后金大汗皇太极不信西洋大炮之威力，亲率四旗后金军，围攻锦州、宁远，当时有私人著作《辽事述》云：“建洲兵十五万攻锦州，城上炮火矢石，交加如雨，自辰至戌，集尸满城下，至夜，乃退兵五里。……建洲兵不得志于锦州，因而攻宁远，参将彭替古以红夷炮碎其营大帐房一座。”皇太极的攻势再次被明朝眼中“不饷之兵，不秣之马”的无敌神器——红夷大炮所击退，而用红夷大炮装备起来的明军锦（州）宁（远）防线，从此成为终皇太极一世后金军队所无法彻底逾越的天堑。
17世纪的火器竞赛
当时的“红夷大炮”发射速度不快，每分钟虽有可能达到1-2发，但炮管无法承受持续射击，隔一段时间就需休息以冷却，故每小时平均只可发射8发，每天通常不超过100发，且铁炮在射击约600发、铜炮约1000发后，就已不太堪用。也就是说，当时的红夷炮对快速运动的步骑兵而言，仍力有不逮，但对守城而言，则效果显著。面对与明朝军事对峙中所出现“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死守，我国每每弗下”的不利局面，吃到苦头的后金方面也意识到拥有“红夷大炮”的重要性，开始重用被俘的汉人工匠，迅速大量仿制西洋火器。
1631年正月，皇太极命佟养性组织一批汉人军匠仿制成第一门西式火炮，后金“造炮自此始”，满语中的“炮”念做“poo”，显然是从汉语借去的。皇太极将其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由于后金（清）统治者忌讳“夷”字，故将名称改成了“红衣大炮”，并一直沿用了下去。随后，后金组建了一个新的兵种——乌真超哈，汉译为“重兵”，即炮兵部队。同年八月，后金军队在大凌河之战中首次使用“红衣大炮”。在围攻明军坚固要塞于子章台时，6门红衣大炮“击坏台垛，中炮死者五十七人，台内明兵惶扰不能支，乃出降”。后金不但大获全胜，更是发了一笔横财，缴获了3500门各种大小火器。 “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以骑射起家的后金军一时竟有了“大炮百位不多，火药数十万犹少”的感慨。
两年之后，1633年明军中红夷炮最多、炮术最精的孔有德、耿仲明军叛变，作为明军中唯一一支接受完整西式军事训练的部队，孔、耿部的归降使八旗军轻而易举地掌握了重型火炮的操控技术，并提供了一支“对城攻打，准如射的”的炮兵部队和近三十门最先进的红夷炮，极大地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军事技术力量对比。
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军已拥有60门自制的红夷炮，为夺取关外重城、歼灭明军主力做了充分准备。在松锦决战（1642年）中，清军把红夷炮用于大规模的野战和攻坚。清军用数十门“红衣大炮”连续轰击锦州、塔山等明军在松锦防线上的要塞城堡。仅松山一役，就调运了炮弹万颗，红衣炮37门，炸药万斤，到阵前备用。而在轰击塔山城时，清军的炮火“直透坚城，如摧朽物”，将城墙轰塌二十余丈，步兵趁势从缺口杀入，塔山就此失陷。在清军先用重炮扫荡城外的堠台等城防设施，继轰塌城垣，为骑兵强攻开辟通道的战法面前，关外重镇相继失陷，明军一筹莫展。
松锦战败，明军再度失去多达3683件火器，包括16门红夷大炮，火枪1519支。战后山海关外的明军只剩下驻守宁远的吴三桂部还存有十几门“红衣大炮”。反观清军已拥有近百门“红衣大炮”，甚至在很短时间内就铸造出35门堪称当时世界最高品质的铁心铜体的“神威大将军”炮。此炮以铜铸之，前细后粗，长2.83米，隆起四道，重1950公斤，用药2.5公斤、铁子5公斤，安装在四轮炮车上，乃是攻摧坚城的利器。关外清军在火炮的质量和数量上俱己凌驾明军之上。当时尚为明朝服务的汤若望为此惊呼：“目前火器所贵西洋大铳，则敌不但有，而今且广有之矣！”从军力的对比来看，清军已经拥有一支在当时“孰与争锋”的火炮部队，入关逐鹿中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这时，大明朝廷已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岌岌可危，李自成起义军兵围京师时，守城明军已无意抵抗，“施放西洋炮不置铅丸于其中，徒以硝焰震耳。犹挥手向大顺军示意，待其稍退炮乃发”。对此，崇祯皇帝也只能徒然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而已。李自成农民军非常重视骑兵的机动性，共有骑兵五营，每营精骑5000，计2.5万人。骑兵也就成为军队的核心力量。明军对之评论道：“贼骑如云，每至则漫山遍野，尽意驰骤。”相比之下，农民军的火器主要来自缴获的明军火器，自己从未制造过，其对火器的应用水平不高，故三次围攻开封城，皆只能顿兵坚城之下长围久困而已。而在红夷大炮面前，当时的中国传统的城墙构造已不再具备足够的防御能力，用满洲贵族的话说，“将炮一百位摆作一派，凭它哪个城池，怎么当得起三四日狠攻？”正因如此，在明失其鹿群雄逐之的情况下，缺乏火器尤其是先进的“红夷大炮”的农民军与清军较量能力，实是不言而喻。这在之后清军征服中原最为艰难的战斗之一的潼关战役中显露无遗：清军利用“铁子大如斗”的红衣大炮攻破了地势险要，且是“凿重壕，立坚壁”的潼关，迫使“大顺”军退出西北根据地以致最后败亡。大清王朝也成为“红夷大炮”拿来主义的最后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