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会消失，如果这个社会不需要、创新没有价值的话。
中国明末社会是个对引入创新热情洋溢的社会，中国产品与美洲白银嵌入全球贸易链，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数学、天文、军事等获得了长足进展，明清交替之际的战场上，“红夷大炮”起到关键作用。
上海人都知道徐家汇，明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所葬之处，徐光启可以说是睁开眼睛看西方现代文明的代表性人物。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成为挚友，他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为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为熊三拔编著的介绍天文仪器的《简平仪说》等书写了序言。主持修撰了著名的《崇祯历书》，还是兵器与农业实验方面的行家，撰写《农政全书》，如果说中国有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徐光启算是一个。
这股西学热在清初余波未消。
康熙就是其中的传人。据传教士南怀仁记载，康熙日理万机，每天也要学习两三个小时。教授知识的传教士们往往都是天刚亮进宫，下午三四点钟才出宫。他让传教士督造便于南方山地的轻便火炮，绘制全国地图。他抿着葡萄酒，学着拉丁文，经常坐在院子里观察天象，钦天监监正可以是洋传教士。为此还收藏了很多测量仪器，不仅有传教士进贡的纯西方仪器，还有康熙谕令造办处制造的中西合璧的测量仪器。
康熙最喜欢的是数学，包括几何、代数，尤其是喜欢摆弄各种数学测量工具，如半圆仪、圆规、几何多面体模型，还有世界最先进的盘式手摇计算机。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忆，康熙把业余时间全部放在数学上保持了两年时间。当然，也有康熙学不会的。传教士《阿尔热巴拉新法》第一节主要说明了使用符号代数的优点，但康熙跟阿哥们学怎么也学不会，在圣旨中有些恼羞成怒地说：“每日同阿哥等察阿尔热巴拉新法，自难明白。他说比旧法易，看来比旧法愈难。还有言者甲乘甲，乙乘乙，总无数目，即乘出来亦不知多少。看起来想是此人算法平平尔。”这与康熙面对群臣炫耀自己对太阳阴影的计算能力，完全不是一种感受。
康熙的抽象思维还需要提升，但也不至于因为恼羞成怒就把算术、天文、测绘等一笔勾销。巨变是在雍正时期，驱逐传教士，某些士绅对西洋望远镜等“奇技淫巧”的抗议声大片响起，到清末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始终停顿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之中。李鸿章等人到真正看到坚船利炮之后才大吃一惊，陷入苦思之中。
清初就有测绘师、有地球仪，但笔者看到的清末西方人所著的笔记中，普通百姓看到西方测绘师新鲜不已，当时民间对于西方人、对于地球仪一窍不通，还是看作“奇技淫巧”，在废除八股时如丧考妣。
明末好不容易得到的创新失去了，自然科学断档，中国成为“没有数目字管理的社会”，是中国人特别愚昧?不是。
在著名的人类学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作者举出了相同的创新丧失的例子。公元前3400年左右在黑海附近出现了轮子，此后几百年迅速传播到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在遥远的美洲大陆上，墨西哥土著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也发明出了轮子，并且发明了带车轴和轮子的==陶瓷玩具车。但那是作为玩具用的，从来没有被用于农耕与交通，在欧亚大陆轮子则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如果大家记得可爱的美洲羊驼的话，那是在公元前3000年在安第斯山脉中部驯化的，过了5000年，轮子和羊驼还没有碰头，而且，羊驼不可能像牛一样被拉上套，所以在牲畜引入之前，墨西哥羊驼除了当玩具没有其他用处。
需要才成就创新，制度才能扶持创新，创新是会消失的，如果社会不需要。
从康熙开始，就不愿意推广西学，他似乎具备一种天生的嗅觉，知道自己学学是可以的，但在社会上推广就会要了命，康熙之后，不愿意学也不敢学成为主流。既然财富主要来自于土地、经商与科举，为什么要在家里摆个谁也不认识炫耀都无法炫耀的地球仪？抽疯了吗？
康熙时不需要创新就能过得很好。经历残酷的战争、旱灾、瘟疫，明清之际人口锐减，据六卷本的《中国人口史》，清兵入关前北方人口(含四川)非正常死亡共4000万人，入口后非正常死亡共700万人，三藩之乱导致1000多万人口死亡。中国人口一度下降到1.4亿多，康熙中期起回升到1.6亿，并由此开始稳步增长。
人口减少使得土地得以重新分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照样可以使边际效率大大提升。生产方式走入死胡同，既可以通过创新、技术改革解决，也可以通过战争，中国历史上大多通过战争消灭人口来解决。到乾隆后期，小规模的农民军再起，人口与生产效率再次发生尖锐冲突。而整个社会制度一直停留在管理小农经济的制度层面，根本无法应对商业、创新的需要，直到清末慈禧时期才出台了一系列法律。
英国工业革命是个正面例子，18世纪为防止工业技术外泄，英国政府严厉限制某些人移民美国，明确禁止工匠移民美洲，严厉禁止纺织业主和熟练工人，后来进一步拓展到禁止钢铁业和煤业工人离岸。现象的反面就是，技术与创新对英国经济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英国工业革命创新与技术才能创造财富。需求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