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蒲臣晚年询问张冠夫有关军统十人团的信函。
台北花园公墓内与王蒲臣墓比邻的张冠夫墓
1902年，王蒲臣出生于浙江江山县城内一个行医家庭。1912年，王蒲臣进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等小学读书，在这里结识了一位比他大五岁的高年级同学戴春风。作为新生，王蒲臣经常被老生欺负，戴同学知道后，出面怒斥老生，主持公道。同学们以为王蒲臣和戴春风是亲戚，于是以后再也没有人欺负他了。和王蒲臣一起读书的同学中，还有一位被王蒲臣称作“五哥”的远亲毛善馀。戴春风和毛善馀后来分别改名为戴笠和毛人凤。在这个小学里，王蒲臣还结识了一位比他大四岁的高年级同学张冠夫，后来张冠夫成了军统局少将处长。
1935年12月5日，王蒲臣被昔日学长戴同学好说歹说，辞去位于南京的江苏省民众教育馆馆长的职务，进入军统局前身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甲室(机要室)工作，成为戴笠的左膀右臂。
据王蒲臣九十岁时回忆，在这个甲室工作期间，只有十位同事不分昼夜，随到随办，以“不令文电有丝毫积压为原则”，因此每天晚上都要到深夜二三点才能睡觉，办公时间在十八个小时左右。他们经常在处理的文稿上，写上“急急急，十万火急，片刻不得停留，停留便要杀头”的字眼，同时写明日期时间，以示层层负责，尤其督促接到这个电报经办人员不得延误。对此王蒲臣非常自豪：这是抗战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啊！
也就是在一年前，“五哥”毛同学在戴同学的劝说下，进入军事委员会特务处下属的浙江警官学校出任上尉军官。而张冠夫从1932年起已在南京的特务处工作。他们四人，可谓中国传统社会中最为典型、最铁的社会关系：同乡 同学 同事。他们的交往友情，一直分别延续到1946年(戴笠去世)、1956年(毛人凤去世)、2000年(张冠夫去世)。
从1935年为戴笠掌管文书和翻译电稿做起，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十年中，作为一个普通书生，王蒲臣在军统系统中从底层做起，跟随戴笠摸爬滚打，西安、汉口、无锡、长沙、衡阳、上海、贵阳和重庆等地，到处留下他的足迹，包括协助戴笠参与西安事变的解决，以及事后囚禁杨虎城等。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8月14日王蒲臣和戴笠坐火车抵达上海。为避人耳目，他们住在两个地方，同时以王蒲臣的住所为联系中心。9月初的一天，戴笠告诉王蒲臣：“我用了一个化名张复中的日本人，他在这里成长，会一口很纯正的国语，我约定了一个地方，明天由你去和他见面，要始终保持我昨天告诉你的原则，此后凡是他送来的文件，都由你收转。每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也都由你决定，见面时之谈话要点必须记下。你只要告诉他你姓林就是，其余的不必多言。”
第二天，王蒲臣和这位化名为张先生的日本人见面。王蒲臣记得这位日本人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有神，一口非常流利的国语，根本看不出是日本人！随后王蒲臣和他每十天见面一次，时间和地点随时变动。王蒲臣回忆，这位日本人提供的文件，对随后国民党的“八一三”抗战时期的军事行动，“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戴笠手下做特务工作的这段日子里，给王蒲臣印象深刻的是戴笠的工作态度。戴笠有时电话王蒲臣，故意询问某人的电话号码，同时不准他翻看记录本。他还时常考验王蒲臣，说很多话但是不许王蒲臣用笔记录：“身为情报工作人员，一切都要放在脑子里，不容许翻本子的，一要保密，二是省时。”“一张纸和一支笔，固然对工作帮助很大，但有时会得相反的效果。所以革命工作者，是不能完全依赖笔墨的，要把脑子训练成照相机一样，一看就照进去，用到时马上就可以洗出来。”在戴笠的影响下，王蒲臣把上海常用的电话号码，几乎能够记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他升任军统局驻平津总督察兼理肃奸工作，同时兼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少将参议。而他独当一面有所“作为”则在1946-1949年，在此时期，王蒲臣一口气担任本兼各职好几个，达到了他特务生涯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