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们即将举行新一届的总统大选，在换届之前，我怕是不能指望你们的政府当局修改法案了。但我知道，报纸在你们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我希望你们这些媒体能够为我们国家发声，推动法案的修订甚至是废除。”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有竞争的市场才有活力，而竞争不仅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排华法案》的出台，背后是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野心。我们清国人是他们害怕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把我们华人排除出去。如果我们大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不要把我当成大清国的高官，我是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大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介平民。我不禁要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正是廉价劳工的存在，顾客才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你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感到自豪。你们的国家是现代文明的典范，你们为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不让他们在工厂和农场里干活。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这是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所表明的。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想方设法的发展制造业。从事农业的人在农业之外，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在了一起。你们不像英国，虽然他们是世界的工厂。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
“但你们还是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成本太高，以致生产的产品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正是因为你们排挤华工、歧视华人。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群体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工。”
“我相信美国报业能对华人劳工施以援手，取消排华法案。”
纽约时报的记者写道，李鸿章在大多数时候都有着一副职业外交家的面庞：神情淡然甚至是面无表情，只有在谈到《排华法案》时，李鸿章开始情绪激动，甚至一度面庞抽搐。
记者随后询问了李鸿章为什么选择从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这是否与当时美国西部各州对华人的不友善态度有关。
李鸿章答道，自己的选择是基于两重理由：“第一，在我自己当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时候，听到了很多在加州的大清国侨民对自身境遇的抱怨。这些抱怨表明，清国人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排华法案》颁布后，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的合法权利不仅没有被承认，反而遭到了更多的歧视，因此我不希望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
另一个理由则是出行舒适的考虑。李鸿章说道，当他还是一个年轻水手的时候，就知道必须自己照顾好自己。从温哥华到横滨的行程比从旧金山到横滨的行程要更短些，而“中国皇后号”船体宽大，乘坐舒适，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难以找到比这更好的远洋客船。
美加边境的大桥，李鸿章当年离开美国的地方。
“欢迎来华投资建厂”
“您怎么看美国资本在大清国的投资？”记者问道。
“只有将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结合起来，财富才会产生。大清国政府欢迎全世界的资本来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前任总统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大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帮助大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该掌握在我国政府手中，资金和技术工人可以由你们提供。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必须由我们自己控制。这涉及到国家主权，是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我一直记着格兰特将军的话，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的来华投资和建厂。
《纽约时报》的报道登出后，一时洛阳纸贵。记者的采访手记中，也对李鸿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为人亲和，举止优雅，回答问题时的坦诚一度让记者觉得自己的采访对象是一位和善的东方来客而非一位大权在握、高高在上的帝国重臣。早在访美的前一年，李鸿章因为甲午战争的惨败，政治地位风雨飘摇，随后更是因签订《马关条约》，背负了“汉奸”的骂名，为千夫所指。在国内灰头土脸的李鸿章，在美国却受到了媒体和民众的热捧，这也算是某种吊轨的“东方不亮西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