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恋爱是一种人性呼唤
对话者：钱江晚报VS余华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自由恋爱，体现在民国的社会现实中是如何表现的？
余华林（以下简称“余”）：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非婚同居的风潮；逃婚与抗婚现象也十分普遍；此外，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式妾”。而在艺术创作中，也出现了大量自由恋爱主题的作品。
记：自由恋爱的观念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被中国人接受的？
余：在辛亥革命后，尤其是五四时期，男女平等问题成为社会人士聚焦的问题。与此前的女权理论不同，五四时期人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娜拉”，将男女平等放在个性解放的角度来论证，发出“女人是人”的呼声。这种女权观念或许可以用女作家庐隐的一句话来予以说明：“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有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
记：当时年轻人爱情观点是怎样的呢？
余：当时人们对爱情的普遍观点是：首先承认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这种爱情在婚前是可以随意变迁的，婚后则不能再有变迁；其次也认为男女间也有性的自由，但须以双方产生爱情为前提，换言之，男女间只要发生了恋爱，就有性的自由。
记：那时的婚恋观念好像一放开，倒有点显出乱象了？
余：虽然五四以后的许多知识青年，从整体上接受了恋爱自由、婚姻须以恋爱为原则的观念，但是由于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过渡的阶段，所以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爱情的认识还相当模糊。
直到1923年1月，中国的报刊上发生了一次关于爱情的全民大辩论，如果从今天的眼光看，它几乎就是个娱乐八卦。然而在当时，却成为时代进步的标志。这场辩论的主角之一，是民国史上最富争议的文化名人，北大哲学系教授，出版《性史第一集》的张竞生，他提出了惊世骇俗的“爱情四定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的观点，一时舆论大哗，引发中国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公开讨论，这次讨论是对封建意识与传统礼教的一次正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