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对群体极端行为有过一则论断：“随着外界刺激因素的变化，群体的兴奋方式和兴奋程度不断发生着变化，它们会服从种种原始的冲动，诸如豪爽的、残忍的、勇猛的或是懦弱的。所有的这些冲动总是趋于一个极端，表现得极为强烈”，而这种极端，促使“群体很容易做出即使连刽子手也会心有不忍的残忍行为”。天津教案中，百姓们之极端举动，不啻是许久淤积的愤怒情绪，突然得以释放而演变成的一场血腥狂欢！面对这群失控的“乌合之众”，崇厚也已乱了脚步、没了方寸，被恐惧与胆怯重重包裹的他，此刻唯一想做的，便是如何逃离这是非之地。
风中之烛
若想金蝉脱壳，就必须找人分担责任。崇厚脑海中立即闪过了一个人的名字：曾国藩。
次日，崇氏便给总理衙门写了一份报告，交代事变原委经过，同时说明自己的尴尬之处，虽身为钦差处理外交，但军权在直隶总督手中，行政权在道台、知府、知县那里，因此“负责管理通商事务，并无维持治安之责”，必须请直隶一把手曾国藩来主持大局。恭王心领神会，23日便命“曾国藩着前赴天津查办案件”。于是崇厚身上的担子轻了一半。紧接着，崇氏又上折请求朝廷治罪。然这篇折子的内容却着实巧妙，对于己之罪状，崇厚仅用“有负天恩”四字带过，而其余几位当地官员，下笔不可谓不狠，“天津道周家勋有表率之责，能先事豫防；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于办理拐案，操之过急，以致民情浮动，聚众滋事，均属咎无可辞”。按责任之轻重，“相应请旨将奴才治罪，天津府、道、县分别严议革职”。说白了，自己应当挨个行政处分，周、张、刘三人则必须丢掉饭碗。对于崇厚的请求，恭王诸人再度顺水推舟，“着曾国藩会同崇厚，彻底根究，秉公办理。毋稍偏徇。寻吏部议、崇厚应降一级留任”。所谓惩罚，不过轻降一级而已。所谓留任，实为重用，只要案件处理得不太糟糕，崇厚便可安全着陆。
崇厚挖了个大坑，自然是要埋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近况堪称极其不佳。就在当月，沉疴新疾一并而至，曾氏脾胃亏弱，一目失明，且伴有眩晕之症，进出皆需人扶持，否则一跌便有半身不遂之可能。故收到朝廷谕旨，曾踌躇不决，毕竟“目下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即使如此，曾还是体现出名臣之担当，他致函崇厚，提出委曲求全的处理建议，即使“曲在洋人，而外国既毙多命，吾辈亦宜浑含出之，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指出坐实挖眼剖心谣言之虚实，实乃“此案枢纽”。同时曾表明自己仅是会办的角色，愿协助崇厚，与其“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不敢有所诿耳”。另外赴津之前，曾还纷纷致函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希望他们这些平日与洋人交涉甚多的疆吏给自己出出主意，“凡鄙人思患所不到，为卓见所筹及者，尚求见示一二，匡我不逮”。
不及曾国藩筹备停当，28日朝廷又下一折，命崇厚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这意味着会办升格为总办，教案之重任完全压在曾一人肩上。曾听闻此事，第一反应是“焦虑无已”，此去“恐有不测”。于是他将手头暂置一旁，用两天时间给曾纪泽、纪鸿二子写了一份遗书。此信开篇一段文字，便透出来一股老臣赴难的浓浓无奈和悲凉：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之后曾将身后之事详做交待，并嘱咐兄弟二人“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
显然，在曾国藩心中，由保定赴天津，路途上虽为一路向东，而仕途上则是一路向西，这根风中之烛，随时都有可能在津门熄灭。
同床异梦
7月8日，曾国藩抵天津，当即发布告示，晓谕士民查拿凶犯，修葺教堂。与此同时，在崇厚的几番劝说下，曾氏勉强答应将天津道周家勋撤职，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二员即行革职，请旨饬交刑部治罪，以示惩儆。如此，除了崇厚，天津的领导班子被一撸到底，悉数落马。依照曾的本意，张、刘二人平时公正清廉，算是良吏，如此以替罪羊的方式来向洋人示好，实在有辱斯文。再者若真正逐一问责，彼时教案的最高责任者毫无疑问是崇厚，绝非道、府、县三级官员，倘秉公处置，崇氏须负主要责任，地方官吏顶多算协从之罪。然而崇厚头顶有恭王这层保护伞，且又肩负赴法之命，曾也奈他不何，唯有哑巴吃黄连，默默生闷气。
也正因是非对错念头于心中不断交战，奏折刚一发出，曾即后悔了。他对幕僚吐槽：“崇厚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事变之后，崇公出示解散，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由是怨声载道”。而自己心头一软，答应处置本地官吏，“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不出所料，据说“清议方面，则深病国藩不能一味强硬，完全拒绝法人要求。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国藩官爵匾额，本湘人视为与有荣焉者，悉被击毁。知交中腾书责难者甚伙”。最最爱惜羽毛之人，却执行最最容易玷污清誉之事，似再没有比这更大的讽刺与悖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