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火器发展的这种自我停顿现象，用反曲弓的压制来解释，恐怕简单化了，也说不太通。明末清初引进的西洋大炮，其威力早已远超反曲弓；当时欧洲燧发枪也已传入中国，但清人根本不加以发展推广，而欧洲正是通过不断改良推广火炮和燧发枪，在十七世纪末彻底淘汰了弓箭手长矛手。为什么中国不进一步发展推广西洋大炮和燧发枪？在康熙、乾隆的心目中，显然是有点西洋大炮和鸟铳（火绳枪）就足矣。对此，我深感有必要从古代中国的文明特性来分析探讨深层次的根源，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学术课题。
澎湃新闻：古代制造兵器离不开钢铁冶炼技术。现在有些军事爱好者对中国古代的铸铁技术推崇备至，对西方古代主要的冶炼产物熟铁非常不屑。对这种技术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不知您怎么看？
钟少异：中国古代钢铁冶炼技术的突出特点是形成了以生铁冶炼为主的技术路线，这与欧洲长期沿用块炼法冶锻熟铁的技术路线相比，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冶炼液态生铁显著扩大了炼铁规模，能够获得大量铁原料；二是用液态生铁进行铸造适于大批量生产铁器。但生铁质脆，生铁冶铸不适于制造兵器，所以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生铁治铸已有规模化发展，但主要是生产农具，这个时期的铁兵器仍然主要用块炼法冶锻熟铁的方法制造。之后，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将生铁炒炼脱碳以获得熟铁或钢的技术（对这项技术，以往都沿用现代术语称之为“炒钢”，华觉明先生认为，中国古人炒炼生铁基本上是对含碳量不加控制地一炒到底，获得的大多是含碳很低的熟铁，更宜称之为“炒铁技术”），才从根本上克服了生铁不宜制造武器的难关。这项技术在西汉时期迅速推广，才使铁兵器淘汰了青铜兵器，由此也确立了中国古代铁兵器的基本制造方法：即炒炼生铁获得熟铁，用熟铁增碳折叠锻打制成兵器。这个方法，可以说继承、融合、升华了早期冶锻块炼法熟铁的技术；不仅用于制造兵器，也广泛用于制造优质的农具和手工生产工具。
因此，我认为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特点不能仅仅概括为生铁铸造或生铁冶铸，而应概括为，以生铁冶炼为基础，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冶炼液态生铁，用生铁进行铸造；炒炼生铁成熟铁，用熟铁进行锻造。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这两个方面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我们研究探讨问题时不可偏废。
澎湃新闻：有人认为，在马镫出现之后，骑兵才能成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那么，除了自幼生长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农耕民族的骑兵是不是直到马镫出现后才能获得决定性的地位呢？杨泓先生说，“人们对于完备马具的需求情况是：过着游牧生活的骑马民族并不迫切，而非骑马民族为了掌握骑术，自然更迫切地求助于完备的马具。”也就是说，他认为，农耕民族的需求更为迫切，科技水平更高，于是率先研发出了马镫。对此您怎么看？
钟少异：关于马镫发明的意义，我觉得需从三点来看：第一，评价马镫的意义，首先要看到在马镫出现之前，骑兵已经有较长的历史，并且已经在世界战争舞台上创造了壮观的业绩。发生在东亚的汉匈战争，其决定性的作战方式就是在广阔草原上进行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对抗，这些骑兵都是无镫骑兵。第二，要看到发明马镫的四世纪，正当欧亚大陆上开始形成骑兵重装化的发展浪潮，其表现是骑兵和战马都披上铠甲，骑兵铠甲更趋完备，由防护严密但机动性较差的重装骑兵（“甲骑具装”，即后世所谓“拐子马”）组成严整的阵形互相碰撞厮杀。对重装骑兵来说，马镫是上马时登踏借力和骑乘时稳控战马的急需之物，如果没有马镫的借助，穿着笨重的骑兵要爬上同样穿着笨重的战马会非常困难，而要想在马背上骑稳当就会更加困难。因此，马镫的发明与中古时代的骑兵重装化趋势密切相关，其最直接的重大作用就是解决了重装骑兵的骑乘问题，由此促成了欧亚大陆骑兵重装化浪潮的到来。第三，有了马镫，骑马更加安稳，训练骑兵更加容易，骑兵也能更好地发挥战斗效能，因此马镫的出现标志着骑乘马具的完善，也标志着骑兵装备的完善。七世纪后重装骑兵在欧亚大陆上逐渐退潮，骑兵的主体恢复了轻捷快速的传统——人着甲马不披甲，但鞍镫齐备，组训和作战更加便利有效。这时，习惯了鞍镫齐备的骑乘者，要他们再像老祖先那样去骑无镫马，势必困难重重了。
杨泓先生是国内最早关注马镫发明问题的学者，他的观点很有道理。目前在中国东部的农耕地区发现了马镫发明的完整证据链，即从单镫到双镫的较丰富的实物和图像资料。这些资料说明，古人先是在马的一侧装一个小镫，仅供上马登踏，骑好后就不再使用；之后才发展为在马的两侧都安装上镫，供骑乘时双脚踩踏。从出现单镫到形成双镫，在不长的时段内就完成了，根据中国的资料，这个发明过程发生于公元300年前后，至迟四世纪初已有双镫（参见拙着《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上古至五代卷，497-500页）。其时中国正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骑兵重装化的浪潮迅速兴起，铠马骑士成为战场上的主力，也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标志（时人将着甲的战马称为“铠马”，据《晋书》记载，石勒大败姬澹时俘获铠马万匹，姚兴击败乞伏干归，收铠马六万匹）。
澎湃新闻：您自己写过一篇《6-8世纪中国武器中的外来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关键性的外来影响呢？举个例子来说，元代的襄樊之战，元军使用了“回回炮”来攻打樊城、襄阳城，而这种兵器是由回族学者发明的。套用时髦的说法，我们是不是可以称之为中国兵器发展的“内亚性”？
钟少异：古代兵器的传播交流及其影响，是技术史、军事史也是文明史研究应关注的重要内容，但目前各方面对这个内容都还注意不够，研究非常有限。除了少数问题，如对火药西传和早期火器东西互渐的研究较充分外，大量问题都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我自己对这个方面也缺乏研究，知之甚少。当初写《6-8世纪中国武器中的外来影响》一文，主要是因为读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觉得书中有关唐朝武器中外来物的论述过于薄弱且不够准确，于是略述个人所见，实在也是很没有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