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日话”的危害，作为主管教育的朝廷重臣，张之洞对日本名词的泛滥忧心忡忡，1903年，他以卫道士的口气警告称：“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辟之士。文化既坏，士风因之。……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新语探源》）在其位谋其政。张之洞的着眼点自然放在“日话”之于中国“学术风教”之危害。
《东方杂志》就不同了，它是社会公器，就要对社会负责任。1906年，该杂志刊文指责新名词导致了国民精神之堕落：“‘自由’为天赋之权，而今之所谓‘自由’则肆无忌惮，乃古人所谓放纵也。且世有‘平等’之说出，而后狂妄之民以之助自傲自骄之习。……有‘共产’之说出，而后无赖之民恃为欺压银财之用。”在这里，该文仅以“自由”“平等”“共产”诸例，论述其对民众道德之戕害。它进一步阐述道，“自新名词输入，……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堕遂有不可胜穷者矣！”
严复早于王国维，但看法与之不同。他认为，语言文字不过“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严复集》第三册）。意思是说，承载“理想”的“羽翼”不等于“理想”，表达“情感”的“音声”不等于“情感”，“载体”不是“本体”，“花轿”并非“新娘”，不必刻意拔高“语言文字”的实际地位。晚清国粹派人士邓实却不这样认为，他将语言文字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来认识，“一国有一国之语言之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今之灭人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不战而已堙人国、圮人种矣……”（《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
早期的洋务派官员，早期的拳民化文章，早期的民粹派人士，从学术风教、国民道德、亡国灭种的角度论述了“日话”的重大危害。其实，文化的交流、互补是很正常的事情。倘若全盘抵制“日话”，岂非要从《国语》《尚书》中寻找替代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