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罗珀所说，莫理循在政治上是个“积极的帝国主义者”，他相信英国的权力是仁慈的，是能够管理世界并使其走向现代的。为了推动英国的在华利益，他将俄国作为最危险的敌人，在1897年俄国强占旅顺、大连之后，就开始积极鼓动英国政府进行强硬的对抗。随后，他又积极推动英国“联日抗俄”，鼓吹英日联盟，利用报刊大肆鼓动仇俄情绪，并给予日本以舆论上的巨大支持。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被西方称为“莫理循的战争”，莫理循至今仍被日本人看做推动日本登上国际舞台的重要人物。
有趣的是，当日本人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莫理循却失望地发现，“所有以前俄国所犯下、遭到我们谴责的罪恶现都在我们同意下被日本人重复了，这真是个奇怪的世界”。他开始成为一个抗日分子，这令英国外交界与读者都大惑不解。莫理循解释道：“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我倾向这个国家，或者反对那个国家时，我很气愤。我是一个英国人，我所想的和我所希望贡献的是我自己祖国的利益”。日俄战争后，莫理循将报道的重点转回中国内政。在清末新政中，大多数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对中国前途十分悲观，莫理循与他们不同，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正在觉醒，中国的前景十分光明。而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是有利于英国的根本利益的。他认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人民，而在于政府，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只有引进英国的治理模式，才能有效地改造中国，而这需要一个清政府强大的“新权威”——只有袁世凯才能救中国。
中国希望？
没有足够清晰的史料，可以证明莫理循究竟何时开始与袁世凯交往，但在日俄战争后不久，他们的关系就已十分密切。1908年年底，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1天内先后病逝，年仅3岁的溥仪即位，其父、26岁的醇亲王载沣摄政。不久，袁世凯以“足疾”的理由被“开缺回籍养疴”。
国际舆论普遍将此看做是中国政府的一种倒退，是对改革派的一种打击。当时的大清朝野，改革早已成为主流。袁世凯与满清亲贵的矛盾，并非改革与保守的矛盾，只是改革派中的利益之争而已（参阅雪珥著作《国运1909》之“袁世凯冬眠”）。当《泰晤士报》总部因此批评莫理循对中国前途的乐观论调时，莫理循并不认同，他坚信袁世凯必将东山再起，带领中国走出困境。
1911年，莫理循正在筹划撰写一部袁世凯的传记，积极为袁进行国际形象推广。而这一年的中国政局，波云诡谲，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主，日渐动荡。莫理循敏锐地认识到：“我深信，袁重新掌权已为期不远。我斗胆揣测，袁将接替荫昌掌管陆军部，其后升为内阁协理大臣，以接替即将退休之那桐……我还冒昧预测，上述变动将在10月间资政院再次举行会议之前实现。”
不必等到资政院开会，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就宣告了袁世凯时代的提前到来。莫理循为武昌暴动而欢呼，认为这是一场“广泛的反对腐败政治的起义”。当《泰晤士报》总部认为，武昌暴动还不能使用“革命”这个单词时，莫理循对此毫不理会，依然大量使用“革命”之词。
尽管因为政府军拒绝提供任何保护，莫理循无法前往武汉交战前线实地采访，但他依然发回了大量报道。在10月11日到11月24日，莫理循给《泰晤士报》发回了8000多单词的电报，《泰晤士报》在为巨额电报费用心疼的同时，也高兴地看到了自己在全球新闻界再度遥遥领先。《泰晤士报》主编白克尔致信莫理循：“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关于这场革命的极好的电讯。全世界都从《泰晤士报》上了解到中国真正发生什么。你的工作得到普遍的称赞，你的文章被广泛引用……”
莫理循告诉西方的读者们：“我遇到的所有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诉我他们希望革命成功。”“清朝危在旦夕，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皆同情革命党。很少有人怜惜这个使用太监、因循守旧、腐败没落的朝廷。”
莫理循对袁世凯的大力推崇，也得到了大多数列强政府的支持。英国人认为：“我们一向对袁世凯极为尊敬，并怀有非常友好的情感。我们愿意在中国看到一个十分坚强的政府。”各国政府纷纷发表正式或非正式的表态，相信只有袁世凯才能救中国，才能避免中国遭遇一场极大破坏的大内战，并推动中国的继续改革。
10月27日，在写给《泰晤士报》总编的信中，莫理循转述了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的评论：“如果这场革命或许不是清王朝的结束的话，它肯定是中国长期为之受苦的无道的暴政的结束。袁世凯的权力时时刻刻在增长。他会拥有独裁权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条件。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他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
11月7日，袁世凯抵达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莫理循表示：“政府变得更有希望了”。他在写给伦敦的信中说：“袁世凯到北京以来表现十分好。他显示出上乘的政治家品质，并且逐渐成为局势的主宰者。所有的事情均取决于他。万一他被暗杀，则将出现混乱。然而他被刺的危险总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