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惨案”中经过激烈打斗后的以色列运动员房间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李宏伟，原题为：《慕尼黑惨案的真实故事》
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新片《慕尼黑》26日(2006年——编者按)在以色列公映。人们迫不及待地想通过它了解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杀惨剧真相如何。但电影毕竟是电影，关于此案的真实情况以及对当今世界造成的影响，知名作家西蒙·里夫在《九月的一天》这部书中的描述更为精准。1月22日出版的英国《独立报》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
血染的黑色记忆
1972年9月5日凌晨，8名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成员翻过奥运村大门，进入以色列代表队驻地，劫持了9名运动员和两名官员。以色列人奋起反击，恐怖分子打死了两人，然后要求以色列释放在押的230多名巴勒斯坦犯人，并要求德国允许他们安全离境。经过谈判，恐怖分子同意押着人质飞往开罗。德国用两架直升机将他们运往一个空军基地，准备转机离境。同时，德国政府决心在机场解决问题。
此时，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埋伏在空军基地。摩萨德第三任局长扎米尔接受里夫采访时抱怨说：“我们到达空军基地时，那里漆黑一片，我简直无法相信。机场应该到处都是灯光才对。我想，是不是有很多德国狙击手掩藏在黑暗中，但其实没有。德国人真没用。”两架直升机在机场降落，恐怖分子准备押着人质登上一架波音727飞机，但飞机上的德国警察突然离岗，只留下5名狙击手应对恐怖分子。狙击手向恐怖分子开枪，却没有击中目标。“黑九月”头目惊觉是个骗局，开始还击。后来，德国的援兵赶来。一个士兵的枪莫名其妙走火伤了自己人，恐怖分子听到枪声，打死所在直升机上的4名人质，另一人引爆了手榴弹，直升机起火。另一架直升机上也响起了枪声，里面的5名以色列人全部遇难。
“上帝之怒”影响深远
很快，巴勒斯坦的军事基地遭到报复性轰炸，不少武装分子被打死。德国政府释放制造慕尼黑事件的3名恐怖分子后，以色列启动了一项名为“上帝之怒”的秘密行动，即定点暗杀慕尼黑惨案的肇事者。第一个被杀的是旅居罗马的巴勒斯坦人茨维特。1972年10月16日晚，茨维特回到公寓大厅，以色列特工出现在他面前，顶着他的胸膛开了12枪。然后，摩萨德瞄上了“黑九月”在法国的头目哈姆沙里。1972年12月初，以色列特工假装意大利记者在巴黎一家咖啡馆约见哈姆沙里，爆炸专家则潜入了他的公寓，在电话里安了炸弹。第二天，“意大利记者”往家里给哈姆沙里打电话，刚说了一句话，炸弹就引爆了。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巴拉克参与了“上帝之怒”。他男扮女装去贝鲁特刺杀了3名巴勒斯坦人。他对里夫说：“我化了浓妆，戴着假发，当时穿的是裤子，因为那时流行的裙子太短太紧，没法穿。我把手榴弹塞在胸罩里，还提着一个时髦的大手袋，里面装着很多炸药。”
“上帝之怒”是国家批准的暗杀行动，持续了20多年。里夫认为，这对中东局势乃至世界恐怖活动与反恐形势有着深远影响。慕尼黑惨案后，在政治解决方案无效的情况下，暗杀成为以色列人应对恐怖活动的唯一方法。尽管以色列称，德国释放的3名慕尼黑惨案凶手中，有两人已被定点清除，但有不少无辜的巴勒斯坦人赔上了性命。不少摩萨德高官后来私下承认，定点暗杀没起什么作用。“上帝之怒”行动后，加入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人大幅增加。起初定点暗杀基本是由一两个特工秘密执行，后来以色列开始使用导弹和大型炮弹轰炸目标所在地，经常造成无辜平民死亡，犯了众怒。慕尼黑惨案逼着以色列搞定点清除，但定点清除带来更多的“慕尼黑惨案”。
暗杀无法遏制恐怖
直到2001年9月11日前，以色列是西方国家里唯一公开实施暗杀的国家。
“9·11”事件前两个月，布什政府还批评过定点暗杀。但“9·11”后，美国人的态度变了，中央情报局很快列出一个暗杀名单，美国人也开始向以色列学习，从“上帝之怒”中吸取经验。2002年11月，美国无人机在也门向“基地”组织一名高官的汽车发射了导弹，该高官当场毙命。这标志着美国成为第二个实施定点暗杀的西方国家。此后，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国家进行了很多定点暗杀行动。美国甚至提议在伊拉克组建专门的暗杀别动队。
斯皮尔伯格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我喜欢以色列受到严重威胁时做出强烈的反应。但我认为以‘反应’来对抗‘反应’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只是造成了一种‘永动’的报复机制。”尽管斯皮尔伯格不是要通过电影重述历史，看过该片的记者也认为，《慕尼黑》不可能对巴以关系带来任何影响，但它和《九月的一天》这部纪实作品一样，都能让人们了解，国家命令的暗杀运动无法遏制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