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级恩怨
原来，阿贝尔1948年来到纽约后，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情报搜集任务。苏联内务部给他的指令是当一个坐探，并有条件地发展间谍网络。一等美国和苏联开战，这个间谍网可以立即派上用场，如搜集情报、在美国国内搞破坏、制造混乱、干扰美国的战争措施等。内务部是把这个间谍网当作一枚定时炸弹使用的，不到时机，不会轻易引爆。
但这样的潜伏在1952年发生了改变。那一年，阿贝尔告诉莫斯科，他已经定居下来，可以开展工作了，但需要一名助手。而被克格勃选中的海哈南，在芬兰干过间谍，也得到过组织的赏识，不过事后证明，海哈南的履历有可能全是伪造的，只是他如何骗过了精明的克格勃审查人员的眼睛，至今还是个谜。
1952年10月，海哈南原来的妻子作为人质留在了苏联，组织安排了一个女人当他的“妻子”，跟他一起来到纽约，掩护他的行动。
10月22日，海哈南到纽约中央公园散步，准备与他的上司联系。他在格林餐厅的酒店旁边找到了一个路标，又在栏杆上按上了一个不显眼的红色图钉，这是莫斯科给他规定的联络信号。一个多月后，阿贝尔在指定的地点给他投下了第一封指示信，祝贺他的到达。不过说来奇怪，海哈南始终没有收到这封信。藏信的镍币也没有回到阿贝尔那儿，而是不知怎么搞的当真钱花了出去。要不是纽约的报童发现了它并辗转交到联邦调查局，恐怕它还会一直流通下去。
第一次接头就不成功，似乎预示着海哈南与阿贝尔的倒霉命运。事实上，直到1954年8月的一个晚上，两人才头一次见面，海哈南给阿贝尔的感觉和几年后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一样：五短身材，醉醺醺的，说话吐词不清。海哈南也从阿贝尔的眼神中看出了一切，他有点自卑，但更多是恼怒。
这种感觉在以后的工作中越来越强烈。1954年夏天，阿贝尔命令海哈南将潜伏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位苏联间谍的报告放进死信箱，以便克格勃驻纽约的公开情报站能取走这份报告。但这项任务竟然没有完成，报告没有送到！这是一起严重的安全事故，那位间谍向克格勃提出要求，请求与克格勃脱离关系。这让克格勃总部大为震惊。
即使这样，阿贝尔还是以为，既然海哈南是莫斯科派来的，总该值得信任吧，他努力把海哈南培养成一个可造之材。阿贝尔让海哈南在新泽西开一家照相馆，不能整天在街上游荡。当时阿贝尔在法尔顿街的公寓已建设得相当完善，除了平常的无线电联系外，等他身份曝光后，FBI还在他的公寓屋顶发现了秘密架设的天线，其信号能覆盖整个北美地区，证明这里是苏联在美间谍的情报交换据点。
打算让海哈南开照相馆一方面是帮他找到合适的身份做掩护，另外还有为自己分担情报信息量的意思。但阿贝尔没想到，海哈南的照相技术太差，他那种烂手艺是不会有顾客上门的。事已至此，阿贝尔只好帮助海哈南租店铺，还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住处，去取照相器材，准备手把手教他。
到目前为止，阿贝尔的潜伏还是成功的，他的尾巴没有露出来。但这次，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般说来，间谍与间谍之间多是单线联系，下级间谍不会也不能知道上级的姓名和住址。作为一个受过严格训练和有过实战经验的高级特工，阿贝尔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这一次他却忘记了谍报工作的首要信条，也许是太想把海哈南培养成才了。
阿贝尔尽力帮助海哈南掌握摄影的专门技术，从选购器材到如何制作胶片，这一切一直忙了一个多月才完成。这时，阿贝尔获准回国探亲半年，海哈南干脆落得清闲，一点没有把照相馆开张的意思，继续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海哈南是个酒鬼，喝醉了就打骂妻子。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和妻子打架，邻居赶来一看，海哈南的脚正在流血，就赶紧喊来了警察。这让海哈南总算清醒了一点。一个本应避人耳目的间谍因生活不检点在警察局挂了号，简直是巨大的讽刺。
1956年初，阿贝尔从莫斯科回到纽约，发现海哈南在半年前就该开张的照相馆还不见踪影。海哈南搪塞说：“新泽西太潮湿了，不适于开照相馆。”阿贝尔把他臭骂一顿，终于明白海哈南朽木不可雕也，还是让他回莫斯科去，让老板收拾他吧！几个月后，莫斯科来电，同意海哈南回国休假，同时将其军衔晋升为中校。
海哈南不是傻子，他觉得自己在纽约没立什么功，上下级关系又搞得很僵，认定是阿贝尔在背后说了自己什么坏话，回去之后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海哈南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搞拖延战术，但阿贝尔坚持让他立即回国。
1957年4月24日，海哈南终于登上了开往巴黎的“自由”号轮船。到了法国的勒阿弗尔，海哈南明白，他不能再向前走了，前面就是鬼门关啊。如果他回了莫斯科，等待他的，绝不会是鲜花、奖金，而极可能是监狱和子弹。他决定干脆到美国大使馆自首，连同阿贝尔一起告了，反正是你先不仁，可怪不得我不义了。
“受难的耶稣”
1957年6月21日，三名FBI特工来到了纽约市东28街4号雷瑟姆大酒店第8层。他们在839号房间门前停了下来。一个特工叩响了房门。一会儿，里面有人答应：“等一等。”门随即露出一条缝隙，三名特工就迫不及待地挤了进去。他们意外地发现，要找的那个人正在洗脸，一丝不挂。
“穿上短裤，马丁middot;科林斯先生！”一个特工命令道，“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希望你同我们合作，上校。”特工似乎不经意地加上了这一称谓，但“科林斯”反应非常平静，好像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似的。
“科林斯”是阿贝尔伪造的另一个身份，也是他在这家酒店登记的名字。海哈南未按计划回莫斯科，阿贝尔也猜到了什么，就把这里当成暂时的窝。此时阿贝尔仍沉默不语，只有他这样的超级间谍才有这么好的定力，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毫不失态。FBI想利用阿贝尔充当双重间谍，并不想把此事弄得满城风雨，因此以非法入境这个微不足道的罪名找他的麻烦。
特工开始搜查房间。由于事发突然，阿贝尔来不及进行任何处理，联邦调查局此行收获颇丰。他们找到了密码本，并从一支空心铅笔里找到了18卷缩微胶卷，里面有阿贝尔的妻子从莫斯科写来的信件，还有一卷是他与莫斯科联系的时间表。这些证据，加上海哈南的证词，已够判他几十年了。
阿贝尔先被FBI安排到移民局受审，这么做也是为了掩人耳目，指望阿贝尔接受“招安”。FBI不忘给阿贝尔指点迷津：若与联邦调查局合作，不仅可以免于起诉，还可在局里任职，拿到1万美元的年薪。这可是一个大价钱，当时一个在FBI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的特工，也未必能拿到1万美元的年薪。可惜阿贝尔拒绝了FBI的好意，他愿意以间谍罪论处，哪怕处死也行。
1957年10月14日，法院开庭审判阿贝尔间谍案。主要证人海哈南出庭作证。他戴了一副黑眼镜，头发染了一下，看上去很像个侦探片里的反派角色。他鬼鬼祟祟，显得非常紧张，似乎受审的不是阿贝尔，而是他自己。他再次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叙述了阿贝尔的间谍活动。
海哈南同阿贝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们一下子把法庭上的阿贝尔与受难的耶稣联系在一起，而海哈南毫无疑问就是那个畏畏缩缩、出卖耶稣的犹大。确实，在人们心中，受审的应该是海哈南，而不应该是阿贝尔。
有意思的是，尽管世界媒体大肆报道此事，但阿贝尔一案在苏联未引起任何反响。一直到11月14日，即阿贝尔被判刑那一天，苏联《文学报》才用“欺骗”这个字眼提到了这次审判，同时否认阿贝尔是苏联公民。该报这样写道：“联邦调查局气势汹汹地在阿贝尔的画室找到了密码报告和其他一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侦探小说就不值得一读。这篇犯罪小说的作者把那位摄影师变成了一个间谍的首脑，而这个间谍集团自然又是依靠莫斯科的黄金而存在的。”
交换人质
经过审判，大陪审团对阿贝尔间谍罪的指控成立，但阿贝尔没有被判处死刑，也没有被驱逐出境，而是被判了30年监禁。
阿贝尔开始了他的铁窗生活。在狱中，阿贝尔情绪冷静，积极锻炼身体，他相信，一有机会，苏联会营救他的。果然，不久机会就来了。
1960年5月5日，美苏英法四国领导人在联合国会晤期间，赫鲁晓夫宣布了一条消息，一架美国的U-2侦察飞机在苏联领空执行间谍任务时被击落，飞行员鲍尔斯被俘。第二天，苏联《劳动报》上发表了被击落的飞机的照片。当时在场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十分尴尬，他当然知道U-2的飞行任务。5月1日这架飞机与后方失去联系，美国正在尽全力搜寻它的行踪，没想到出了这种岔子。由于飞行员被活捉，华盛顿方面“死无对证”的计划落空，最后被迫承认U-2飞机是从事间谍飞行的。
1960年5月，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四国领导人会晤期间，透露了军方击落进入苏联领空的美国间谍飞机的消息，立刻引来世界媒体的 “狂轰乱炸”
赫鲁晓夫心里打着算盘，要用鲍尔斯换回三年前被美国关押的阿贝尔。华盛顿对是否同意交换争论不休，联邦调查局寄希望于阿贝尔最终会同美国合作，因此反对交换；中央情报局则想把自己的驾驶员要回来，以便了解1960年5月1日在苏联上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苏联人到底凭什么秘密武器击落当时世界上飞得最快、最高的间谍飞机。
经过长久的交涉，1962年2月，阿贝尔被FBI转押到联邦德国西柏林的监狱。12日，是双方最后商定的交换人质的日子，临行前，跟阿贝尔一起从美国来的 FBI官员再次提出一个问题：“上校，难道你不担心他们会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阿贝尔笑着说：“为什么?我问心无愧。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美国人还不死心，仍在争取阿贝尔的合作。
这一天清晨，美苏双方车辆来到连接西柏林与波茨坦的格林尼克大桥。苏联代表大声用俄语和英语喊着“交换”，美国人出示了由肯尼迪总统签署的阿贝尔特赦令，阿贝尔回到了莫斯科。
为了表彰阿贝尔的卓越功绩，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阿贝尔一枚列宁勋章，并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阿贝尔从秘密战场的第一线退下来后，没有在家里休养，而是积极从事间谍的培训工作，把自己几十年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传授给新人。
1971年，阿贝尔病逝于莫斯科。史上最传奇的间谍，走完了他惊险、刺激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