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白居易诗词在日本盛行的缘由，白诗的诗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苏轼曾评价白居易和他的好朋友元稹的诗风为“元轻白俗”，认为元稹的诗风轻佻而白居易的诗风俚俗，但恰恰正是由于白居易的诗词较为通俗易懂，即使是老人和小孩子都可以口口相传，才能在日本流传开来。虽然当时的日本崇尚中文，很多贵族都以会说中文而自豪，但中文对于日本人而言毕竟还是一门晦涩的外语，想要完全理解诗人诗词所表达的意境是很有难度的。对于日本贵族而言，想要看懂李白那飘逸狂放却内藏锦绣的诗句已经很是困难，华丽不羁的词藻，再经过一层语言的转换，想要理解诗人的本意对于日本人而言更是难上加难了。而白诗的特点是“平易浅切”，“欲使老妪都解”。曾有一个笑谈，传说白居易在作诗之后会先读给身边不识字的老妇人听，如果有不理解或者听不懂的地方白居易便会仔细的修改，直到老妇人都能理解为止。所以白居易通俗易懂的诗词特点反而更有利于在日本的传诵了。
另一方面，日本人对白诗的喜爱还源自于他们民族一直以来的审美观。古代的日本作为一个封闭的岛国,景色秀美，山河俊丽，没有中国山水的大开大合，处处透着精致细腻，但或许是因为环境的限制，资源的匮乏，大和民族一向对于自然有着更纤细的体悟，而且有着深刻悲观情绪。面对自然的四季轮回，也常常会感到伤感，在欣赏自然美的时候,多愁善感的日本人就会产生诸多的伤叹。日本古代文学的主旋律便是体现人世的无常，追求那种超脱于世的凄凉的美感。因此正是白居易的闲适诗和感伤诗诗中那份追求自然之美的超脱宁和的心境，引起了日本人内心深处的共鸣。在中国白居易的讽喻诗更为出名，但自从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那一曲凄哀婉转的《琵琶行》之后，白居易的诗作风格发生了转变，创作了大量闲适诗与感伤诗，尽管他依然仍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关心百姓疾苦,但仕途上的坎坷令他渐渐收敛了早期的锋芒,逐渐转变为随遇而安、息事宁人的生活态度,创作也由针砭时弊向追求表现自然美感倾斜，也正是这些体现自然之美人生感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打动了日本人的心弦。
村上天皇曾经命当时平安时代的著名诗人大江唯时把白居易的诗集整理成《白氏文集》，后来大江唯时又进一步把唐代各诗人的金句整理成了《千载佳句》，里面总共收集唐代153位诗人的1083首诗作，而其中白居易的诗作就占了507首，几乎达到半数之多，足可以见到白居易在当时日本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天皇的推崇也使得白居易的诗作迅速在各个阶层流传开来。平安时代的皇室虽然手中已经没有什么实权了，但作为一国名义上最尊贵的存在，皇室的一举一动都会引领日本的文化风潮。皇室对于白居易的推崇也就造就了民间大众都以“读白诗”为骄傲的现象。
一件事情一旦蔚然成风，就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白居易对于平安时代的文学发展的贡献也不可小视。在日本有文圣称号的菅原道真是最早进行白诗排律模仿的诗人，对白居易的诗词非常推崇。在他的《菅家文草》中引用以及化用白居易诗词多达500多首。而日本汉诗集《扶桑集》的风格，受到白居易诗作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平安时代的日本知识女性，比如当时日本文坛上最著名的两位女作家紫式部和清少纳言更是对白诗造诣颇深，日本古典巨著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以及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也都与《白氏文集》有着密切的联系。《源氏物语》中引用化用的白居易诗词多达百余首，紫式部还曾作为后宫女官为一条彰子皇后讲解《白氏文集》，并总结出“凡人总须以学问为本，再具备和魂而见用于世，终是强者”。这里的学问指的便是中国的“汉才”。
而清少纳言是平安时代日本“后宫文学”中享有盛名的女才子,她的雅号“草庵”,就出自白诗“庐山夜雨草庵中”一句。有这样一个场景流传甚广，也能侧面体现出白居易在日本的影响之大。清少纳言入宫后，在一个雪天里，中宫定子和服侍她的女官们围炉闲话，中宫问左右侍从：“香炉峰雪今如何”，清少纳言便当即起身将殿前的帘子掀起，请中宫凭栏远眺，定子与女官们都盛赞清少纳言的博学机敏。因为白居易曾有诗云“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整个贵族阶层对于白居易诗作的推崇和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