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的三玉兹,作为哈萨克汗国受游牧经济的分散性影响,而形成的迥异的地理单元,本来是一个历史概念的划分,如大玉兹(即乌鲁玉兹)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七河地区、中玉兹(奥尔塔玉兹)在哈萨克丘陵和锡尔河中游部分、小玉兹(基希玉兹)游牧于里海—咸海沿岸低地。但是随着哈萨克民族的观念的成型,由三玉兹组成的哈萨克内部的地缘板块,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后,如今已成为影响哈萨克斯坦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这其中既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也有现实的利益纠葛。
实际上,玉兹在哈萨克语中的原意是部分或地区,其基础是个别氏族和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指哈萨克民族相对独立发展的三个部分,是哈萨克汗国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是当崛起于东欧森林中的斯拉夫人,凭借着火器装备和迥异于中亚突厥化的认同,成功南下实现了对南俄草原的扩张之后,与之接壤的小玉兹便成了下一步扩张的目标。于是在1723年准噶尔汗国攻占哈萨克大玉兹和中玉兹东部领地后,惶恐中的小玉兹于1731年成为俄国人的保护国,七年后被完全兼并。1792年俄国以武力对中玉兹实行占领,不久大玉兹也沦为俄国的殖民地。自此哈萨克三玉兹也进入近代史的资本主义时期,俄国的军政管理体制也彻底替代哈萨克汗国的传统制度。
但所谓“祸兮福之所倚”,在沙俄殖民统治和苏联时期,哈萨克人逐步强化了民族内部的统一性,三玉兹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在面对共同的外来威胁时,哈萨克人在观念上对三玉兹之间的区分在弱化,离心力在减小。如1916年沙俄对哈萨克人的野蛮统治就激起了哈萨克民族大起义,三玉兹团结一心反对沙俄的暴政,结果起义失败,约30%的哈萨克人被沙俄屠杀,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沉重的民族苦难面前,三玉兹部族的界限被淡化,民族的整体意识在觉醒。所以当三玉兹不再过度强调各自独特性时,其民族凝聚力空前提高。在随后长达74年的苏联时期,在哈萨克社会整体稳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在这一和平的环境中,哈萨克人逐渐实现了民族一体化。
当然苏联期间,哈萨克民族凝聚力增强的同时,对三玉兹的区分观念又有所强化。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执政的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哈萨克由来自大玉兹的库纳耶夫执掌,而位于哈萨克东南部的大玉兹相比哈萨克北部的中玉兹和西部小玉兹而言,是以哈萨克人为主体(注:到1981年哈萨克人口1505.3万中,哈萨克族有528.9万人,而俄罗斯族有599.1万人),而中玉兹和小玉兹北部与俄罗斯临近的地方,则截然相反,所以传统上由中、小玉兹政治精英把持的政治权柄发生了转移:大玉兹出身的干部被提拔走上关键性领导岗位。
而且为了与影响力一直很大的中玉兹政治精英相抗衡,库纳耶夫有意建立了大玉兹和小玉兹间的政治联盟,以抵抗中玉兹势力的东山再起。随着来自北部、中部的中玉兹部势力被逐步清除出权力中心,经济和文化管理岗位基本由大玉兹和小玉兹主导。由此也造成了在哈萨克内部权力结构中,形成的一种不言而喻的潜在部族体系,其表现就是以大玉兹为主,小玉兹为盟友,中玉兹为对手的结构体系,部族关系成了影响干部仕途的重要因素。
随着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获得独立,但所谓的潜在三玉兹部族体系也遗留了下来。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原有的三玉兹结构也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源就在于哈萨克斯坦为了“去俄化”,而大力推动的哈萨克传统文化复兴运动,进而复兴民族文化便给了中玉兹成为哈萨克民族文化中心的机会。因为从历史角度而言,1723年准噶尔汗国攻占哈萨克大玉兹和中玉兹东部领地后,惶恐中的小玉兹便于1731年归顺了沙俄。在如此情况下,哈萨克汗国仅剩下中玉兹作为汗国的重心,也代表了哈萨克历史文化的主流;另一方面,从哈萨克斯坦内部地缘板块的角度而言,小玉兹位于西部,大玉兹偏居东南部一隅,居其中间的便是占据整个哈萨克丘陵板块的中玉兹,是广义的传统游牧文化的集中地。其特征便是哈萨克历史上诸多知名的学者、知识分子多数出自中玉兹,而且沙俄殖民统治和苏联时期的官僚阶层也集中在中玉兹。不过以勃列日涅夫亲信上位的库纳耶夫,还是在当权二十余年里,为大玉兹谋得了显著的政治优势。
伴随着哈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中玉兹在哈萨克斯坦权力舞台上逐步壮大。作为独立后首任总统的纳扎尔巴耶夫(后称老纳),在哈萨克斯坦即维持了一种苏维埃式的平等、宽容和进步,也保留了苏维埃式的威权、裙带与限制。在“强人”总统的标签下,以强力手段,实现了经济发展和国家稳定,而且还在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令人拍案称奇。人们对强人总统的矛盾心态,正如人们对苏联时代的矛盾记忆。
在针对三玉兹的内部竞争和矛盾上,哈萨克掌舵人也试图维持之间的力量平衡。首先是小玉兹与大玉兹之间的宗教文化矛盾。因为小玉兹在地缘位置上临近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而且历史上小玉兹也较早归顺沙俄,所以较早受到工业文明和俄东正教文化洗礼,伊斯兰教对小玉兹部族的影响较小,且存在分立倾向;而大玉兹截然相反,因为大玉兹是沙俄在征服中亚的过程中,强迫清朝割让所得(清灭准噶尔所得),属于农牧混合型文明,而且宗教文化方面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根深蒂固,俄化较浅,这使得大玉兹与小玉兹之间存在一种深层次的宗教文化矛盾。对此通过移民政策,调整哈族与俄族人口比例,并且通过一些技术性措施任用哈族人担任军政要职,调整小玉兹的工业布局,增强与中玉兹、大玉兹的政经联系。
然后是中玉兹与大玉兹之间的内部权力竞争,以及发展方式上的矛盾。地理位置上介于大、小玉兹之间的中玉兹,代表着南北融合的哈萨克本土文化,并且因为历史因素,在19世纪末沙俄殖民统治期间,掌控哈萨克的政治经济的精英阶层大多数均出自中玉兹部族,只是在苏联时期,经过大玉兹在哈萨克政治舞台上的崛起,而使得影响力趋弱罢了,不过随着“去俄化”和哈萨克民族文化复兴的开展,中玉兹开始重新崛起。而且随着小玉兹成为油气能源区(即里海石油产区)、中玉兹北部工业区和东北部采矿区的深度发展,以农牧业为基础的大玉兹,在经济潜力上被日益拉大,这也使得在苏联解体前占据优势地位的大玉兹精英阶层的根基日益衰落,于是增加对大玉兹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成了必要选择。所以中玉兹与大玉兹之间存在一种现代化工业生产与传统农牧业生活之间的纠葛。
最后还有中玉兹与小玉兹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因为小玉兹拥有里海沿岸的丰富油气资源和矿藏储量,而且与俄罗斯存在密切的经济联系,工业基础较好,民众生活富足。而以哈萨克丘陵为核心的大玉兹,荒漠和草原广布,虽然临近俄罗斯的北部三州经济基础也不算差,但是中玉兹还有贫弱的中南部,整体上便不如小玉兹了,而且中玉兹较长时间掌舵哈萨克,于是在哈国实施的财政转移政策,有利于中玉兹在国民经济分配中获得有利的地位,此举也遭致小玉兹的不满,不过这种矛盾更多属于更具现实意义的财政分配矛盾,协调起来较好处理。
当然崛起的中玉兹也确有力量为自身争取更多,借着哈萨克民族文化复兴,中玉兹最终确立作为哈国的中心地位。其表现就是哈萨克斯坦将首都从大玉兹的阿拉木图,迁往1300公里以外属于中玉兹区域的阿斯塔纳(现改名努尔苏丹)。当然如果站在维护国家稳定的大局下,这不是三玉兹间势力均衡的问题,毕竟努尔苏丹所在的哈萨克丘陵北部,正是处于俄罗斯裔居多数的北部地区和哈萨克人为主的南部地区的分界线上,但新都的建设需要调集全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这无疑会成为三玉兹相互制约、争夺的焦点。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对新都建设持反对意见的,主要是原首都阿拉木图所在的大玉兹地区,为此哈萨克掌舵者不得不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政府机关的北迁,但也为了安抚大玉兹,将科学技术部等政府部门永久留在了阿拉木图。
总体而言,哈萨克斯坦三玉兹之间的内部地缘竞争,基本处于可控的范围内,还没有达到影响社会稳定的程度,并且哈实施的一些列合理决策,保持了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使得哈萨克成为了中亚地区的“定海神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