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1届年会于当地时间11月4日至7日在俄南部城市索契举办。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阐述了俄对外政策和国际热点问题。
观察者网全文翻译普京演讲；之后还会刊载更为精彩的讨论环节内容，敬请期待。
【演讲/ 普京，翻译/ 薛凯桓】
下午好，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
非常高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传统会议，我想在此感谢大家参与瓦尔代俱乐部的深入而有意义的讨论。我们在11月7日相聚，这个日子对我们的国家，甚至可以说对全世界都有着重大意义——1917年的俄国革命，就像当年的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伟大的法国革命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人类发展的里程碑，极大地决定了历史的走向、政治的性质、外交、经济和社会结构。
我们也有幸生活在一个发生根本性、本质上是革命性变革的时代，我们不仅理解这些变革，还是21世纪头25年最复杂政治进程的直接参与者。瓦尔代俱乐部几乎与我们的世纪同龄，已经走过了20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常说时间飞逝，但当下我们却不能这么说。这20年充满了极其重要、有时甚至是戏剧性的历史性事件，我们眼前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不同于我们从过去所了解的，比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或雅尔塔体系。
新的力量正在崛起。各民族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自我价值、独特性和身份，并且越来越坚持实现发展和正义的目标。同时，社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挑战：从激动人心的技术变革到灾难性的自然灾害，从公然的社会分裂到大规模移民浪潮和严峻的经济危机。
专家们谈到了新地区冲突、全球流行病、人与人工智能互动中复杂且模糊的伦理问题，以及传统与进步如何融合等威胁。当我们早些时候会面时，我们已经预见到了这些问题，甚至在瓦尔代俱乐部会面时详细讨论过它们，而我们只是凭直觉感知到了一些问题，我们抱有希望，但也不排除最坏的情况。
相反，有些事情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确实，变化的动力非常强大。现代世界是不可预测的，这是肯定的。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评估变化的规模，然后将这些变化投射到未来几年，我们可以假设接下来的20年将同样甚至更加艰难。而变化的程度将取决于很多很多因素。为了分析这些因素，尝试预测一些事情，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你们之所以会聚集在瓦尔代俱乐部的原因。
11月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举办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发表讲话。 图源：新华社
从某种意义上说，关键时刻即将到来。旧的世界秩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以说已经消失了，而一场严肃且不可调和的斗争正在为新世界秩序的形成而展开。
说它不可调和，主要是因为这甚至不是一场对权力或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争夺。这是关于将如何在下一个历史阶段构建国家和人民间关系的根本原则的冲突。其结果将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允许所有人发展、在相互尊重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上解决新兴矛盾、没有强权和使用武力的世界。最后我们会触及到最本质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能够保持其伦理人文原则，人是否能够坚持为人的本心？
乍一看，这似乎别无选择。但不幸的是，确实有第二条道路。那就是人类陷入侵略性无政府状态的深渊，陷入内外分裂、丢掉传统价值观的深渊，以及出现新的暴政形式，出现对古典民主原则、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际否定。民主越来越被解读为少数人的权力，而不是多数人的权利，而传统的民主和人民政治甚至与某些抽象的“自由”相对立，为了这种自由，一些人认为可以忽视甚至牺牲民主程序、选举、多数意见、言论自由和媒体的公正性。
这种威胁在于将本质上具有极权性质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并将其转变为常态，我们从西方自由主义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今天的西方自由主义已经退化，我认为，它已经演变成对任何替代方案、对任何主权和独立思想的极端不容忍和侵略，甚至为新纳粹主义、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和对平民的大规模种族灭绝辩护。
最后，这些国际冲突与对抗都充满了相互毁灭的风险。毕竟，能够造成这种破坏的武器已经存在，并且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改进，呈现出新的形态。而拥有这类武器的国家俱乐部正在扩大，无人能保证在威胁如雪崩般增加、法律与道德准则最终被摧毁的情况下，这些武器不会被使用。
我已说过，我们已逼近一条危险的界线。西方呼吁给拥有最大核武库的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展现了西方政客极端的冒险主义，至少其中一些人是这样的。这种对自身能够免受惩罚的独特地位的盲目信仰，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全球悲剧。
同时，自殖民时代以来就习惯于指挥世界的昔日霸权国家，越来越惊讶地发现人们不再听从他们。试图通过武力维持难以捉摸的权力，只会导致普遍的不稳定和紧张局势加剧，导致伤亡和破坏。但这种尝试仍然无法为那些想要保持其绝对、不可分割权力的人带来他们所追求的结果。因为历史的进程无法被阻挡。
一些西方精英没有意识到自身愿望的徒劳无功以及变革的客观性，反而似乎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符合全球大多数人利益的新国际体系的出现。例如，近年来美国和其盟友的政策中，“不让任何人拥有它”，“不与我们为伍，便是与我们为敌”的原则愈发不加掩饰。听着，这种思维定式非常危险。因为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有一句谚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试图推行这种政策、宣称自己具有独特性、秉持自由全球主义救世主心态、追求意识形态和军事政治垄断的国家，其自身已经陷入了混乱和系统性危机之中，这种危机日益消耗着这些国家的力量，将世界推向衰退，并且与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各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明显相悖。
我相信，西方迟早会明白这一点。毕竟，其过去的伟大成就始终建立在务实、冷静的基础上，建立在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和自身能力的非常严厉、有时甚至是愤世嫉俗但理性的评估之上。
在这方面，我想再次强调：与我们的对手不同，俄罗斯并不将西方文明视为敌人，并不进行“我们或他们”的区别划分。我再重复一遍：“不与我们为伍，便是与我们为敌”，我们从未这样说过。我们不想教导任何人，也不想将我们的世界观强加给任何人。我们的立场是开放的。
西方积累了巨量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文化资源和物质资源，这些资源使其能够成功发展，并继续作为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确切地说，他们只是“其中之一”，与其他积极发展的国家和国家集团并驾齐驱。在新的国际环境中，我们不能向往任何霸权。当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理解并承认这一不可辩驳、不容置疑的事实时，构建能够迎接未来挑战的世界体系的过程将最终进入真正的形成阶段。愿上帝保佑，这一切能尽快发生。这符合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当然，首先且最重要的是符合西方本身的利益。
与此同时，我们以及所有对建立公正、持久和平感兴趣的人，都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来克服对手为维持自身垄断而采取的破坏性行为。显然，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无论西方、东方、南方，到处都有人看到这种现象。他们正在试图维持权力和垄断，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这些努力本可以更有成效、更有影响力地投入到解决真正影响每个人的普遍性问题上去，这些问题可以包括人口问题、社会不平等、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医学和新技术等。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个人真正需要努力的方向，即我们到底该做什么。
今天，请允许我做一些哲学上的离题发挥。我们现在聚集于一个辩论俱乐部，所以，我希望我接下来的发言与这里迄今为止的辩论主题是一致的。
我已经说过：世界正在发生根本性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它与以往世界体系结构的不同之处在于，两种看似相互排斥的现象并存：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法律领域的冲突迅速加剧且碎片化；另一方面是整个世界空间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悖论。毕竟，我们习惯于认为这些趋势通常是可以相互交替、相互取代的。几个世纪以来，冲突和关系破裂频发的时代与更流行友好互动的时期交替出现。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事实证明，如今这种规律不再奏效。那么，让我们试着就这个话题进行一些推理。激烈、顽固、情绪化的冲突当然会极大地复杂化全球的发展前景，但并不会中断它。政治决策甚至军事手段所摧毁的互动链条，会有其他链条取而代之。是的，这些新链条会更加复杂，有时甚至会令人摸不着头脑，但它们会保持世界各地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
我们从近几年的经验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不久前，所谓的集体西方世界前所未有地试图将俄罗斯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之外。对我国实施的制裁和惩罚性措施的规模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的对手以为他们会给予俄罗斯毁灭性的打击，让俄罗斯无法恢复元气，不再是国际生活中的关键成员之一。
我想我无需提醒你们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仅从瓦尔代论坛周年庆典吸引了如此多重量级听众这一点来看，便足以说明问题。但重点当然不是瓦尔代论坛本身。重点是我们所经历生活的现实，是俄罗斯所处的环境。世界需要俄罗斯，华盛顿或布鲁塞尔那些所谓的他国主宰者的决定无法改变这一点。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问题。即使是训练有素的游泳者也无法逆流而上，无论他使用什么技巧乃至兴奋剂。而世界政治的主流、大势正与西方的愿望相反，是从日薄西山的霸权世界转向冉冉升起的多极化世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让我们回到历史辩证法，回到冲突与合作时代的更迭上来。世界真的已经变得让这种理论、这种实践不再适用了吗？让我们试着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冲突究竟是什么，今天是谁正在参与这场冲突？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当我们的努力和巨大牺牲终于击败纳粹主义——这一20世纪上半叶最恶毒、最具侵略性的意识形态产物之后，人类便面临着避免这种现象死灰复燃、避免世界大战重演的任务。尽管过程中充满了曲折和局部冲突，但当时的总体方向是确定的，那就是彻底摒弃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摧毁古典殖民体系，增加国际政治中全权参与者的数量，国际体系对开放和民主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
不同国家和地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新的技术和社会经济理论不断涌现，旨在寻找发展机遇、提高社会福祉水平。当然，像任何历史进程一样，这也引发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但我要重申，在各个方面追求和谐与发展的总体愿望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的国家，也就是当时的苏联，为加强这些趋势作出了巨大贡献。苏联愿意帮助那些摆脱了殖民或新殖民主义的国家，无论它是非洲、东南亚、中东还是拉丁美洲国家。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正是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出了结束意识形态对抗、克服冷战遗留问题并采取行动结束冷战，然后克服其遗留问题，消除那些阻碍世界统一和全面发展障碍的倡议。
确实，考虑到当时国家政治领导层的决策最终所招致的后果，我们对那个时代有着复杂的情感。我们不得不应对一些悲剧性的后果，并且至今仍在与之斗争。但我想强调的是，那股冲劲本身值得肯定，尽管我们的领导层和人民在当时表现得有些不切实际地理想化，甚至如我们今天所见，有些天真，但它无疑是出于对世界和平与普遍福祉的真诚愿望。这种愿望事实上历来就植根于我们人民的性格、传统、价值体系以及精神和道德坐标之中。
然而，为什么这样的愿望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呢？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知道答案，我已经不止一次以不同方式提到过。因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另一方并没有将当时的历史事件视为一个以新的、公正的原则重建世界的机会，而是视为自己的胜利，视为我国的屈服，因此也视为确立自己作为胜利者的完全统治地位的机会。
我之前已经谈过这个问题，现在只是顺便提及，我不会点名道姓。在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一位当时的美国政客曾说：“现在要把俄罗斯当作我们手中的一个钝器，而不是被打败的敌人”。这就是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他们缺乏广阔视野、共同文化和政治文化。他们对事情的变化发展一无所知，也不了解俄罗斯。西方为了自己的利益曲解了冷战结果，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世界。
他们那种无耻且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贪婪，这些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冲突的真正根源，从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的悲剧，到今天的乌克兰和中东冲突，莫不如此。一些西方精英认为，他们已经获得的垄断地位，即在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甚至部分军事战略意义上的单极时刻就是终点。他们觉得：“到了，就是这里！停下，这一刻多美好！”当时他们多么自以为是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
我已经无需向在座的各位解释这一判断是多么的短视和荒谬。历史并未终结，相反，它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一些“恶意的敌人、竞争对手或破坏分子”阻止了西方建立其世界权力体系。说实话，在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第二条道路”消失后，世界上许多人起初认为，西方垄断体系将长期存在，甚至几乎永远存在，他们只需要适应它即可。但这个体系在西方精英的野心和贪婪的重压下开始动摇。
当他们看到，即便是在他们自己创建的体系框架内（当然，必须承认的是，二战后，胜利者为自己创建了雅尔塔体系，然后，冷战结束后，冷战中的所谓胜利者又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调整雅尔塔体系，这就是问题所在），由他们自己亲手创建的体系中，开始有其他与他们不同的人取得成功并担任领导角色（他们看到的是：他们创建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内又突然出现了其他领导者），他们当然会立即开始调整这个已经为自己创建好的体系，开始违反他们昨天还在鼓吹的规则，并改变这些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冲突呢？
我坚信，这根本不是西方经常告诉我们的，由于偏离了某些规则而导致的“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霍布斯社会哲学中的一个概念，描述了“社会契约”缔结和国家形成之前社会的自然冲突形态，通常被用于形容社会的无序状态）。
我们看到的是，地球上绝大多数想要在一个充满巨大机遇的互联互通的世界中生活和发展的人，与全球少数只关心一件事，即维持其统治地位的群体之间的冲突。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这个少数群体愿意摧毁长期以来世界朝着普世体系发展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但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做法徒劳无功，未来也必将如此。
同时，西方本身却虚伪地试图说服我们所有人，说服我们认同一件事：自二战以来人类一直努力追求的东西正受到威胁。根本不是这样，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俄罗斯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努力加快对国际进步精神和持久和平的追求步伐，这是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时代发展的主题。
但实际上，受到威胁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受到威胁的正是苏联解体后西方所获得的、在20世纪末一度拥有的垄断地位。但我想再次强调，在座的各位也都明白：从历史中我们知道，任何垄断迟早都会终结。在这方面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而且，垄断对于垄断者自身来说也是一件有害的事情。
集体西方的精英政策确实有影响力，但是，从这个非常有限的俱乐部（西方集团）的参与者的数量来看，它的目标不是向前看，不是创造，而是向后看，是维持现状。任何体育迷，包括足球、冰球或任何武术项目的专业人士，都知道：一场以维持现状为目标的比赛几乎总是会以失败告终。
回到历史辩证法上，我们可以说，冲突与和谐并存的状况当然是不稳定的。这个时代的矛盾迟早且必须通过综合多种方法的方式得到解决，过渡到一种不同的状态。在进入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构建新的世界架构时，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重复上个世纪末的错误，当时，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西方试图将这个在我看来是极其恶劣的“冷战结束模式”强加给所有人，从而引发了新的冲突。
在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中，不应该有失败的国家和人民，任何人都不应感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或遭到羞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存在真正的普遍、公平和安全发展的长期条件。毫无疑问，合作与互动的强烈愿望已经占据上风，我们正在克服最严峻的局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也是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当然，我们处于由世界体系深刻变化所引起的地壳变动的中心，因此我们很难预测未来。既然我们知道变化的大致方向：从霸权主义的世界走向复杂的多极合作世界，我们就可以尝试至少勾勒出即将到来的一些轮廓。
去年在瓦尔代论坛上发言时，我概述了我认为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应构成两国关系基础的六项原则。在我看来，已经发生的事件和时间只是进一步证实了我所提出的建议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我将尝试对它们进行阐述。
首先，开放交流是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核心价值观。
试图人为设置障碍是恶毒的，这不仅因为这会阻碍正常且互利的经济发展，更因为在自然灾害和社会政治动荡的背景下各国断绝联系尤为危险。不幸的是，这些已成为国际常态。
例如，去年小亚细亚发生灾难性地震后的情况就令人难以接受。出于纯粹的政治原因，对叙利亚人民的援助被阻断，一些地区因此遭受了自然灾害的严重冲击。而这类自私、机会主义的利益考量阻碍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例子并不罕见。
我去年谈到的无障碍环境，不仅是经济繁荣的保障，也是满足紧急人道主义需求的保障。面对包括快速技术发展后果在内的新挑战，人类智慧、努力的团结一致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反对开放的主要力量正是那些不久前还高举开放大旗的人。如今，同样的势力和人试图利用限制手段作为向异见者施压的工具。这同样不会奏效，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去政治化的开放环境。
其次，我们一直认为世界的多样性是其可持续性的前提。
这看似矛盾，因为多样性越丰富，构建统一图景就越难。当然，普遍性的规范应该会有所作用。它们能做到这一点吗？无疑，这很难，绝非易事。但首先，不应出现一种情况，即某个国家或相对较小的人类群体的模式被当作普遍模式强加给所有人。其次，任何传统的、甚至是在完全民主的前提下制定的法则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被当作指令，或被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强加于人。
国际社会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其价值和独特性在于其文明的多样性。国际法是国家间，甚至是人民间协议的产物，因为法律意识是每种文化、每种文明不可或缺且独特的组成部分。当前讨论的国际法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成长的危机。
此前因种种原因处于政治边缘的民族和文化的崛起意味着，他们关于法律和正义的独特观念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观念各不相同，可能会给人一种不和谐、嘈杂的印象，但这只是形成的初级阶段。我坚信，只有基于多声部的原则，即所有音乐主题的和谐共鸣，才有可能建立新的世界架构。如果说得形象一点，我们正在走向一个不是多中心，而是多声部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所有声音都能被听见，而且必须被听见。那些习惯于并想要独唱的人将不得不适应新的世界乐章。
我已说过二战后国际法的情况。国际法的基础是《联合国宪章》，它由战胜国撰写。但世界在变化，新的权力中心正在崛起，强大的经济体正在发展并逐步走向前台。当然，法律规制也必须随之改变。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但这一进程不可避免。法律反映生活，而非反过来。
第三，我们多次说过，新世界只有在其原则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基础上才能成功发展。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篡夺他人权利、个别人人想要代表他人发言和行动的做法会带来什么后果。那些通常被称为大国的国家已经习惯并自认为有权决定他人的利益，这是多么荒谬、多么不切实际！这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人的国家利益之上。这不仅违反了民主和正义原则，更糟糕的是，它从根本上阻碍了我们去真正解决最紧迫的问题。
未来的世界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其多样性。参与进程的人越多，当然就越难找到适合每个人的最佳方案。但一旦找到，就有希望找到可持续且持久的方案。这也使我们得以摆脱暴政和冲动行事，反过来让政治进程变得有意义且理性，且遵循合理自足的原则。
总的来说，这一原则已载入《联合国宪章》，并且也体现在安全理事会中。否决权是什么？否决权是为了什么而设立的？就是为了让不符合国际舞台上各方利益的决定无法通过。这到底是好是坏？对于某些人而言，某一方在决策时被设置障碍可能是坏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有好处，那就是不符合某一方利益的决定无法通过。这一规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分歧和矛盾就必须去谈判室谈判，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然而，由于世界正日益走向多极化，我们必须找到能够扩散此类实践和机制的工具。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解决方案不仅应是集体的，还应包括那些能够为解决问题作出重大且有意义贡献的参与者。首先，这些参与者应是那些对找到解决方案直接感兴趣的人，因为他们的未来、安全，乃至繁荣，实际上都取决于此。
有无数例子表明，原本复杂但实际上可解决的邻国和民族间的矛盾，由于外部势力的阴谋和粗暴干涉，变成了不可调和的长期冲突。这些外部势力原则上并不关心冲突各方的命运，不在乎将流多少血、会产生多少受害者。他们只是被自私的利益所驱使，而不想承担任何责任。
我还认为，区域组织将在未来发挥特殊作用，因为无论邻国之间的关系多么困难，它们总是因对稳定和安全的共同利益需求而团结在一起。妥协是它们建成对自身发展有利环境的重要手段。
接下来的第四点，我要说的是人人无例外的安全原则。一些人的安全不能以牺牲另一些人的安全为代价来获得保障。
我在这里并没有说什么新东西。这些都已在欧安组织文件中明确阐述。现在只需要付诸实践。
集团对抗的做法是冷战殖民时代的遗留产物，与新国际体系开放、灵活的性质相悖。如今，世界上只剩下一个集团，它靠所谓的“义务”、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和陈词滥调凝聚在一起，它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该组织不断向东欧扩张，现在还试图将其做法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这种做法甚至违反了其自身的法律文件。这简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时代谬误。
我们曾多次谈到北约持续扮演的破坏性角色，特别是在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后，当时似乎这个联盟已经失去了其此前所宣称的存在理由和意义。在我看来，美国明白这个工具正在变得不具吸引力、不再必要，但他们当时需要、现在也需要它来管理其势力范围。这就是冲突必然会爆发的原因所在。
你知道吗，甚至在今天所有激烈冲突爆发之前，许多欧洲领导人都曾对我说过：他们（美国）拿你们（俄罗斯）来吓唬我们，但我们并不害怕，我们看不到任何威胁。这是他们的原话，你明白吗？我认为美国方面对此非常清楚，他们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自己已经把北约视为某种次要的组织。相信我，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过，那里的专家仍然认为北约是必要的。但如何保持其价值、吸引力呢？必须适当地制造恐慌，必须让俄罗斯与欧洲，尤其是俄罗斯与德国、法国之间产生冲突。这就是他们在乌克兰发动政变和在东南部顿巴斯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原因。他们只是迫使我们做出回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达到了目的。我认为，同样的事情也正发生在亚洲，发生在朝鲜半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