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实质究竟是伙伴还是敌手？未来一个时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将去向何处？
力量的上升足以让人吃惊
此番俄西关系恶化的根本症结在于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而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更大的作用。
在经历了１５年的艰苦转型后，俄罗斯从去年开始呈现出强势复兴势头。
在经济上，俄罗斯逐步探索出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核心理念的经济发展战略，彻底扭转了经济颓势，加速向经济大国迈进。１９９９年以来，俄经济已连续七年高速增长，ＧＤＰ累计增幅达４６．５％。２００６年俄ＧＤＰ超过９０００亿美元，人均ＧＤＰ超过７０００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今年７月，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公布了国家长期社会经济发展构想，确定了２０２０年俄ＧＤＰ进入世界前五强、人均ＧＤＰ将达到３万美元的战略目标。这种景象与苏联刚刚解体时俄罗斯经济衰败、为争取西方贷款不得不仰人鼻息的景象真是天壤之别。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必然导致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而经济崛起又为普京推行“主权民主”提供了可靠资本。今天的俄罗斯在政治上已不再是唯西方马首是瞻，它已经走上了一条独立的政治发展道路。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也迅速提升，军费开支连年以两位数增长，新装备不断充实部队，军事体制进行了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需要的重大改革。
经济自主、政治独立、军力走强使俄罗斯重新以强国的面目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这让十多年来习惯了俄罗斯混乱衰败、已经将俄视为“二流”或“三流”国家的西方大吃一惊。就像６０多年前西方惊讶于苏联在二战后的强盛一样，俄罗斯国力发展的这种强烈的反差使西方不得不重新打量俄罗斯，重新思考着应对之策。乔治・凯南“Ｘ先生报告”的警示似乎又在西方战略家的脑海里盘旋。
“认清了自己的能力”
与实力对比紧密相连的是“身份”定位的变化。如果说，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的国际战略取向是“融入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其身份定位是“西方民主社会的一员”、甚至是西方的“小伙伴”的话，那么今天，俄罗斯对自身的国际定位已经是“能源超级大国”、“世界经济强国”和“独立的政治大国”。用普京更加委婉的话讲，就是“俄认清了自己的能力，致力于与各国发展平等关系，坚持本国的经济利益，利用本国的竞争优势”。
“身份”的变化必然导致政策的更改。近两年来，俄罗斯与乌克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的能源纠纷已经使欧洲体验到了俄罗斯“能源武器”的威力。而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一系列举措也使西方惊呼俄罗斯“帝国野心”重现。
“身份”的变化也导致了俄罗斯“认同”的重塑。可以说，在几百年的历史上，“西化”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然而历史的合力并未使俄罗斯的“西化”进程取得预期效果，而是使俄罗斯处于一种“东西两难”的尴尬境地，“融入西方”始终只是俄罗斯主观上强烈的历史夙愿而已。
与俄罗斯“融入西方”的迫切心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并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从古至今，西方人始终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深深的蔑视。基辛格认为，“俄罗斯有史以来一直是个特例，她从来不是欧洲人观念中的民族国家”。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所推行的西化政策也同样没有赢得西方的信任。在叶利钦单纯而又热烈地向西方“示爱”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却不无嘲讽地说：“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俄罗斯新领导人有意作出的友好姿态，使他们很容易自欺欺人地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当美国人提出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时，在俄罗斯人看来，似乎这就认可了由一种新的美俄民主共同统治来取代原来的美苏争夺。”之后，布热津斯基坚决地说：“美国既不愿意也不能够与俄罗斯分享全球性力量……新俄罗斯的国力虚弱不堪，社会极其落后，已不能充当美国真正的全球性伙伴。”
苏联解体后在与西方交往中所受到的屈辱使俄罗斯政界与学界大多数精英体会到，西方不会将俄罗斯认作“自己人”。因而，当今的俄罗斯的决策层更多的强调的是“欧亚”认同，是要在世界新旧秩序的交替过程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究竟是谁开的玩笑
“身份”与“认同”差异也导致了俄罗斯与西方战略观的不同。在西方，“历史的终结”、“民主和平论”已经成为主流的国际战略观，是决定西方政策取向的根本基轴。而在俄罗斯，多元发展与“多极世界”已成为大多数精英的国际战略共识。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有时确实很大：在国内推崇“自由民主”、“多元社会”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上推行的是“单极世界”、“唯我独尊”；而不断被西方指责“大踏步迈向错误方向”的俄罗斯在国际上倡导的却是“文明对话”与“多元共存”。这究竟是谁开的玩笑？
当前，俄罗斯的战略精英判定：“在俄罗斯复兴的同时，欧洲大国的分量正在变轻，美国因陷入伊拉克冒险的泥潭而使其力量遭到削弱，其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他们认为，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正在进入新时代（后冷战时代），其特征不仅是语言对抗加剧，还逐渐转入实际行动对抗。俄罗斯已经处于两场新竞争的中心，即欧美和能源生产国抢夺能源控制权之争，以及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和专制资本主义之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世界的未来。当前的事实表明，自由民主模式胜利的原因可能不是民主，而只是资本主义，民主在残酷的竞赛中，特别是在战争中，可能会失败；专制资本主义则可以确保大多数人的福利增长，并且保障个人自由处于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水平。模式竞赛不仅是精神优越感之争，还意味着资源在各国间重新分配。在这种战略观的支配下，普京“强调国家的作用、加强国家的实力”无疑被大多数俄罗斯人所认同，就连戈尔巴乔夫也坚决支持普京，认为他是以“一种使大多数俄罗斯人受益并确保国家稳定的方式改变着俄罗斯政治”。
马克思在《１８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曾精辟地指出，俄罗斯迅速崛起和西方人对俄的固有成见给了西方人双重感觉，一方面，他们激烈地断言俄罗斯“威胁着世界”，另一方面，他们又“愤怒地否认这种威胁的存在”。当前，历史似乎又进入了新一轮轮回。在笔者看来，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实力对比的改变、身份与认同的落差、文明属性的不同以及国际战略观的差异决定了双方的政策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在短期内难以迅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