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没有人知道，林则徐经历了怎样一番痛苦难熬的精神苦旅。
禁烟以来，最难琢磨的是皇上的心思。想当初，他深受道光帝器重，以汉人身份被破格封为钦差大臣，皇上八次召见，嘱托殷殷。隆遇之盛，实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道光明确表示一切由他全权处置，“断不遥制”。面对皇上如此的重托殷望，他热血沸腾，宵衣旰食，掷地有声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
后来才知道，鸦片“绝不绝”，自己“回不回”，不是他说了算，是皇上说了算。而皇上内心究竟作何打算，他似乎从未真正弄明白过。当他虎门销烟初战告捷时，道光帝大喜过望，在他的奏折上朱批大加褒奖：“卿之忠心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而当战端突起，定海失守，道光又在上谕中怒骂林则徐：“不但终无实际，反而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皇上的心思就是六月的天气，“忽剿忽抚，总无定见”。最终道光还是归罪于林则徐处置失当，开罪英国，才导致后果不可收拾。捉鬼的是钟馗，放鬼的也是钟馗，总之天子圣明，臣罪当诛。到头来，他这个坚决执行圣意的耿耿臣子，反倒成了有罪之人，“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以平息英人怒火。
尤其令人寒心的是，就在林赴疆就罪的途中，黄河泛滥，在军机大臣王鼎的保荐下，林则徐被派赴黄河戴罪治水。他尽心尽力苦干半年，满心希望会免于暮年戍边之苦，谁知等到东河河工告竣，所有人都论功行赏，唯独他得到的是一道“仍往伊犁”的冰冷谕旨。众情难平之时，须发皆白的王鼎伤心得泪如滂沱，深觉有负于林则徐。
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之下，西出玉门关的林则徐的心境，正和北宋遭贬的陆游一样——“许国虽坚，朝天无路，万里凄凉谁寄音”。他的意志变得消沉起来。到了伊犁后，他开始变得只关心京城的人事变动和自己复出的可能。在西域的冰天雪地中，林则徐四处写信、寄诗，向毫不相干的人们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艰难处境，而对于东南时局，则三缄其口。
林则徐毕竟是标准的封建儒臣，他这种当时官场的职业通病也许无可厚非。然而令人难于理解的是，这样一位在中国人心中不避艰险、力主改革的中坚人物，在复出之后手握重权时，却如同完全变了一个人，将中国当时最紧迫的救亡图存任务放到一边，只一意埋首于剿匪平叛、维护大清统治的传统事务，做起了一个中规中矩的大清官僚。林则徐为何没能走得更远，难道真如蒋廷黻所说的那样，完全出于明哲保身、装聋作哑不成？
评估问题的焦点，便是关于林则徐由来已久的一种争议：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到底有没有存在失误，应该承担何种责任？
有人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结局，是以穆彰阿为首的主和派妥协投降所致，也有人认为是清廷战略模糊指挥无方所致。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林则徐操之过急，把原本可以避免的战火，从南中国点燃延烧到南京，才使清军与洋人打了一场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的不对称战争，最终迫使清廷五口通商门户洞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历史不能假设，事后诸葛亮的判断更无以服人。腐败衰弱的清王朝当时最为明智的策略，当然是尽量避免与强大的英国轻开战端。即使一战，最好也应该是在整顿军备、充实武力以后。清王朝当时也确实希望避免“衅端”，道光皇帝给林则徐明确的训令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
林则徐何尝不想尽量采取和平方式禁绝鸦片？道光十九年，林则徐会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在《会奏夷人趸船尽数呈缴烟土折》中，还向道光皇帝建议，鉴于“英夷” 远隔重洋，可能并不知悉天朝法令，现在既然遵谕全部上缴走私鸦片，即与自首无异，因此仰求皇上，法外施恩，免追既往，并对上缴鸦片的洋人进行奖励，“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而坚其改悔自新之念。”
查禁鸦片原本为大清堂堂正正的国家执法行动，林则徐还想到给主动缴出鸦片的英国商人以“奖励”，如此做法，难道“天朝”还不够温和仁慈？
然而，只有当老虎和狮子相遇时，才可能维持和平相处的均势。当雄壮的英国老虎遇到的是一瘦弱的大清黔驴，老虎又怎么可能放弃到口的鲜肉呢？对此，蒋廷黻一针见血地指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林则徐）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美国学者张馨保则明确地指出鸦片战争的实质：“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当两种各有其特殊体制、风格和价值观念的成熟的文化相接触时，必然会发生某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