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究竟应该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负什么责任?

来源:人民网 日期:2016-09-17

  

   今天看来,这些充满错觉甚至荒谬的见解,如果放在其他蒙昧的大清官员身上尚可理解,可对于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公认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来说,无疑让人匪夷所思。他在当时的政界声望甚高,士大夫阶层对他寄望尤重。林则徐本人也对办理洋务自信十足。由于从小在福州生长,又在厦门做过事,所以他充满信心地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赴任广州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压力,林则徐夜以继日地研究探求西方世界,“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利用身为封疆大吏的有利条件,广泛招揽人才,“所得夷书,就地翻译”,并将部分内容附呈于奏折中,供道光皇帝参考。已经55岁的林则徐在极其紧张的禁烟斗争中,还亲自学习英语。当时不可能用音标的方式牢记单词的发音,林则徐就用汉字在英文单词旁写上近似的发音,如把China记为“柴诺”。他还经常向外国传教士索要地理书籍,请教国际公法。1840年,他组织人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一书,命名为《四洲志》,成为后来魏源撰写《海国图志》的珍贵底本。

   但是作为孜孜不倦、独具慧眼的时代先行者,林则徐对于当时中西关系的许多判断,为何存在那么多错误狭隘之处?他对西方世界,到底了解多少?

   事实上,苛刻的历史老人并未给林则徐从容细致研究西方的机会。与日本明治维新的“黑船开国”不同,美国人最先开进日本的是商船,英国人隆隆驶进中国的却是战舰;美国人递给日本幕府的是文质彬彬的照会请求,英国人在大清海岸架起的却是黑洞洞的钢铁炮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林则徐完全没有预感到中国即将遭受一场灾难深重的持久侵略。他没有足够的缓冲时间,将昏睡中的统治者猛然摇醒,告之即将到来的千年大变局。

   对此,林则徐不得不以急功近利的态度,抓紧时间从西方文化中攫取几味灵丹妙药,以救危局。由于军情危急,他只好从西学中主要拣取最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直接应用于“驭夷”大计。他在虎门设置13座炮台,秘密购进西洋大铜炮,组织摘译有关欧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督促训练军尽快学会使用发射。外国的帆船无法引进,他便绞尽脑汁通过美国商人之手购买两只商船,千方百计进行改装,以尽快提高清军的战斗力,以对付游弋在家门口的强敌。这些短期行为,使林则徐的西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无法自成系统,大大妨碍了他学习认识西方的广度和深度。

   然而,忠心耿耿的臣子林则徐,不知道悲风骤至、日之将夕的末世清廷,已是腐朽不堪,纵使他有三头六臂,也难力挽狂澜。林则徐的西学实践只能就事论事,无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他为眼前“制夷”需要而被动学习西方的狭窄动机,注定无法解决晚清社会全面爆发的社会危机。尽管他呕心沥血,亦仅收开风气先河之功,得器物皮毛之实,不能撼醒天朝迷梦,挽救这个落日残照下的王朝。诚如蒋廷黻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但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

  

   林则徐的西学研究未能站得更高、走得更远,首当其咎的,实则是中国历史悠久的锁国传统。自十八世纪后半期起,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中断。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事情及其变化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当“英夷”来袭之际,“沿海文武员并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

   在清朝官方“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政策束缚之下,中国人无法准确理解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西方书籍在中国更是凤毛麟角。在这样闭塞落伍的环境下,作为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林则徐也不可能完全摆脱高高在上的“华夷”观念,承认中华文化已落后于西方的残酷现实。在他的奏章、笔记中到处可见对洋人“夷”、“奸夷”、“逆夷”的种种称谓,将其比作“犬羊”、“鸡狗”一类,蔑称为“异种”。他在称呼“英吉利”、“米利坚”的国名时,一定要在每一字前冠一“口”字,以视警告与轻蔑。林则徐只承认西方的坚船利炮比中国的优越,从不认为他们的文明也比中国先进。他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毫无兴趣,不屑地认为:“美利坚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碍难遍行传檄”。美国独立自主的各州州长,在他眼里犹如蛮夷之地的土司头人。

   在“天朝上国”心态的支配下,林则徐轻敌思想在所难免。他看不到英国为了满足本国资产阶级扩大远东贸易市场的要求,将要发动对中国战争的可能性,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然而,这笔账又岂能都记在林则徐一人头上?天下虽云大,同声有几人?包括道光帝在内的统治者又有几人足够清醒?当鸦片战争已经打响,被俘虏的英国兵被押解到北京,道光皇帝还迷惑不解地讯问道:“英吉利与俄罗斯是否接壤?”“英吉利与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而这样可笑的问题,在康熙年间早已是常识。可到了道光皇帝这里,居然不知道英吉利到底在地球的哪一端。清代康雍干三朝,外国使者来中国者甚多,教皇也数次遣使来华,然而在长达一百三十多年中,清廷竟一次都未派遣使者考察西欧,采风问俗。自大无知的谬论让中国人画地为牢,自欺欺人,习惯了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沉酣不醒。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履,显得无比艰难沉重。

   英雄都付浪淘沙,逝者如斯总不归。苍凉的历史帷幕缓缓落下,林则徐再也不用为生前身后的宠辱悲欢而纠缠。很难想象,一个刚刚放眼天下的旧式知识分子,要扒开一间千年的铁屋,让外面照进一丝微弱的亮光,该有多么痛苦艰难。但值得欣慰的是,他终于从荆棘蛮荒之地,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在他身后,无边的暗夜中正逐渐响起后来者的脚步声,大地召唤着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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