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演说踏入世界范围内关于革命道路争论的“雷区”
如上述，孙中山与列宁并未曾谋面，然而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踏入了关于革命道路争论的“雷区”。
本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对于中国的辛亥革命采取的是支持的立场。1910 年2 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合法报纸《星报》 在彼得堡创刊时，就嗅到中国革命的气息，开始系统报道中国情况。1911 年，中华大地骤起狂飚，清王朝覆灭。《星报》开辟了“中国革命”专栏，有人以《龙抬头》为题大做宣传，讴歌中国的新生。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不想建都于“宫殿巍峨，每足引起执政者帝王痴梦，官僚遗毒，深植社会人心”的北京。他定都南京，1912 年元旦在那里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 天之后，即1912年1 月5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大会上通过的那个《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是列宁及其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对孙中山的声援，我们不清楚当时孙中山是否知道。无论如何，与沙皇的侵略相比，列宁“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侵略政策的行径”，为中国开始“共和”而“表示全心全意的同情，”毕竟是一个正义的声音。
孙中山和列宁如何同时亮相呢？事情确实蹊跷，耐人寻味。孙中山的讲演《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是他卸任临时大总统前夕于1912 年3 月31 日在南京同盟会成员的饯别会上发表的。3 个多月后（1912 年7 月12 日） 便被译为法语发表在比利时的《人民报》上。
孙中山上述讲话，重点谈的是社会革命和各国特别是英美等国革命道路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他的“思患预防”，指的是不能等到资本家大量出现，才不得已“再杀人流血去争”，“重罹其祸”，要预防用激烈手段进行暴力革命。通过流血和暴力完成社会革命，不是他的选择，他开出的良方是实行“平均地权”，使中国农民问题在发展中逐渐解决，“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则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
他认为实施这个土地纲领的具体办法是国家按地价收税，“贵地收税多，贱地收税少。
贵地必在繁盛之处，其地多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为虐。贱地必在穷乡僻壤，多为穷人所有，故非轻取不可”。他追求的是社会公正，立足于土地资源不可再生，地价必涨，国家按地价收税便可以积累财富用于发展生产，在建设过程中调节贫富差距。这样“ 中国五十年后应造成数十上海”。 孙中山认为这样“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而随自然必至之趋势，以为适宜之进步，所谓国利民福莫不逾此”。
孙中山不赞成另外一条道路，即立即由国家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的道路，他在文章中明确表达称国家“恐无此等力量”。他不止一次向报界表述，清王朝灭亡后“政治革命今已告成，余更拟发起一更巨之社会革命，此社会革命不用兵力，而用和平方法”。据上述，可把孙中山的期望归结为：兵不血刃，通过和平建设而非暴力革命途径图国家发展，造成数十个上海。不采用暴力手段，和平建设，逐步发展构成了孙中山讲话中的闪光点。
列宁批评孙中山“和平建设”发展道路
孰知恰恰是因为这一点，孙中山居然触上了“雷区”，列宁强烈关注孙中山的观点，立即与之互动，孙中山在比利时《人民报》上的文章发表后仅仅三天，便被翻译为俄文， 于1912 年7 月15日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涅瓦明星报》上。所谓两人同时“亮相”，指的便是列宁在这天的报上发表了其著名的评论孙中山及其政治主张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份报纸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列宁档案中。当时没有电子邮件，信息传递和通讯条件远非今日可比。列宁的反应可谓神速，确是相当奇特的现象。
列宁在文中也引述了孙中山说到的“数十上海”，但是他极其严厉地批评了孙中山的主张。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关于革命道路的分歧与中国联系起来。他认为孙中山是远离俄国的情况下提出了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类似的主张。列宁的确抓住了孙中山的思想的核心：追求社会主义，说孙“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和有力量的”。但是他为孙的理论定性：“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因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 列宁遵循的基本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通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观点。他借用孙中山关于数十个先进的上海的提法，说要达到这个目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必须“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以保证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至于中国的前途，列宁认为必须“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同时保留他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综观孙中山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主张的造成数十个先进上海的道路，就其本质而言，是养鸡生蛋，它没有高倡激烈革命的口号，看似缓慢，但毕竟是可持续的和平建设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