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断定蒋介石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按照他的设想，用五年左右彻底消灭国民党军。五年时间，对于人生来讲，不短；但对于建国来讲，又太短。中共中央的首脑们不能不考虑加快建国的准备工作。因此，毛泽东在部署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进攻后，就开始考虑如何取得苏联的理解与支持，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便有了亲自到苏联并赴东欧国家考察各新建人民民主国家的有关情况的心愿。
该苏的要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该苏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向“老大哥”学习。苏联也在关注中国革命的进程。
斯大林也在关心毛泽东的安全。
当西方通讯社报道，国民党军于1947年3月21日占领延安，俘虏大批中共将领时，斯大林为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安全担忧，他急电毛泽东，表示可以派专机来陕北地区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暂避苏联。
到苏联去避难，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的，但是到苏联去访问倒是可以考虑的。
毛泽东通过当时苏方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阿洛夫医生致电斯大林，提出了希望访问莫斯科的明确要求。6月15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并说明：“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
斯大林希望毛泽东访苏不要声张。
这一考虑有从毛泽东的安全考虑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从苏联的国家利益考虑。
斯大林还是从国家利益考虑的，两个星期后，斯大林来电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出行为宜。”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推迟访苏的理由是，中国的国内战争需要毛泽东，毛泽东离开岗位对中国革命不利。
毛泽东也觉得斯大林的考虑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推迟了访苏。
时间到了1948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已经离开陕北，到达河北境内。这时，陕北的局势已定，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共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已经会合。这时，毛泽东访苏的心情变得迫切起来。本来，中共中央已经与苏共中央商定，毛泽东在7月访问莫斯科。但是，4月2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
我决定提前到苏联，拟5月初从河北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出发，在军队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
毛泽东打算带任弼时、陈云同行，另带两个秘书和几个译电员。为了表示访苏的决心，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此计划，那我们就照此办理；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往。”
毛泽东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斯大林也不可谓不痛快。三天后，他就给毛泽东回电说：“您4月26日的函收悉。偕行者和人数请视必要自定。两个俄国医生应与您同行。我们同意把一部电台留在哈尔滨。其他事待面议。”
毛泽东访苏似乎成了定局。
但是，斯大林再次从苏联国家利益考虑推迟毛泽东访苏，正当的理由还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5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都是火线上。我们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您若决定不推迟动身，请通告我们并告知如何向何处派飞机接迎。盼复。”
斯大林出尔反尔。
已经作好准备的毛泽东心中虽然也有些不快，但还是复电给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今天收到尊函。非常感谢。鉴于目前局势，我的出访贵国以稍做推迟为宜……我需要略加休息，尔后方可乘坐飞机。机场和空港容查清情况后奉告。”
毛泽东离开了城南庄附近的花村，到达西柏坡，与中央书记处其他书记会合。
两个月后，毛泽东再也沉不住气了。
7月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告之：“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海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务必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潍县……如果您决定接我们走海路，望本月派船到指定的港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乘船，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党情报局刚刚开除了南斯拉夫，苏联又因德国问题与美、英等闹得不可开交，斯大林当然认为这不是接待毛泽东的最好时候。在实在找不到借口的情况下，斯大林干脆告诉毛泽东说：“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
这当然不是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毛泽东一直在思考。
所以，接到电报后，毛泽东心中充满着困惑。他一面平静地回答斯大林同意访问推迟到10月底或者11月初，一面毫不掩饰地对身边的人说：“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面出动?”
后来才知道，斯大林不欢迎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访问莫斯科，是斯大林怕得罪美、英，担心中共与苏共关系太密切会授人以柄。而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出了一个铁托，铁托的最大特点就是独立性比较强。
毛泽东也是一个独立性极强的人。
投鼠忌器。
开除铁托，可能会影响毛泽东。
当然，斯大林最大的难言之隐是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在抗日战争前期，苏联曾经给中国提供了一些援助。但是，苏联的援助给了国民党政府，而很少给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胜利前夕，苏联从自身利益考虑，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作了悲观消极的估计，另一方面又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虽然他在意识形态上同情中国共产党，但在行动上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认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他劝中共放下武器，参加国民党政府。而且，苏联不断调整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据印度驻日大使可拉瓦蒂称，1947年2月，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后来为驻华大使)对他说：“苏联并不愿意中共成功，对于在边界出现一个庞大的共产党中国表示忧虑。”可拉瓦蒂的话的可信程度比较高。我们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中可以找到佐证。也可以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中找到蛛丝马迹。因此，斯大林采取拖延的办法来推迟毛泽东访问苏联就比较好理解了。1949年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都留在南京，只有苏联大使罗申随同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毛泽东所以急于访苏，是因为他有许多重大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并向他请教。他对苏共驻中共联络员阿洛夫说，如果在1947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到了1948年，形势变化了，他想尽快到莫斯科。有许多事要在那里讨论，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是涉及到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
毛泽东要向经验丰富的斯大林学习，但是斯大林迟迟不理会，使毛泽东很难成行。
毛泽东这次访苏，涉及的内容是重大的，心情也是迫切的。担负毛泽东与斯大林联络任务的苏联医生阿洛夫说：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回答”，“毛泽东的箱里已经装放东西了，甚至还买了皮鞋(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他平时穿的是布鞋)，缝制了一件厚呢子大衣。事情不仅仅在于出行本身，连行期他都决定了，剩下的只是怎么样走”。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内称：
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为得到)指示，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从头指示。
按照新的约定，毛泽东应于11月下旬动身前往莫斯科。但是，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顺利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平津战役又在部署中。这就决定毛泽东无法按时动身。所以，他致电斯大林，请求把访问的时间推迟到12月底。
没想到斯大林再次婉拒。斯大林说，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您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延一段时间，因为您现在到莫斯科来，会被敌人利用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无论对中共还是对苏联，都没有好处。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再次来电提出：“我们还是主张您暂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国。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议。”
这次，毛泽东算是服了斯大林，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没有提访苏的问题。
不过，斯大林也还算比较实事求是。1949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
斯大林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和中共领导人。他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它在斗争中成长、成熟起来了!看来，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苏联在帮助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既有很大贡献，也有严重失误。对于失误，斯大林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斯大林在这里所讲的，不知他是否认识到他迟迟不接受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请求给中国党带来的伤害。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讲出这一番话来，也是需要勇气、值得称道的。他告诉刘少奇，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局甫定，毛泽东又急切地提出了访苏的问题。
经过反复交涉，苏联方面同意毛泽东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前往苏联访问。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访问苏联。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这次访问的主要成果是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访苏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无不与斯大林多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有关。毛泽东见到斯大林说：“我是一个有话无处说的人。”斯大林赶紧说：“胜利者是不能受指责的。”
(摘自《历史选择了西柏坡》，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