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东方历史学会会长/沈志华
经过五年的准备，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终于在今年春节前对外开放了。这个消息首先吸引的是国内外新闻界，当我在开馆的第一天赶到位于外交部附楼七层的“档案利用处”时，那里已经云集了一大批中外记者。中国外交档案解密，是中国改革开放花园里的一枝鲜花，也是中国档案事业改进的一件大事，当然是值得加以报道的。不过，真正从中受益的，应该是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者，以及他们在国外的同行。
中国外交档案的开放，的确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我本人就接到了来自美国、韩国、日本许多学者的询问电话和电子邮件，我也介绍了几批国外同行到档案馆去参观和查阅文献。但是，作为学者，在我看来目前有两种反应多少有些偏颇。其一，认为这批外交档案解密的数量太少──只是1949─1955年馆藏文献的30%(约万余件)，层次较低──缺乏有关外交决策过程的文件。这主要是学术界的反应，例如，当我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介绍中国外交档案开放的情况时，有一些学者对此似乎就不以为然。殊不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对外开放目前迈出的虽然还只是一小步，但这对于推动中国档案管理工作的改革开放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步。国家部委一级档案的首次对外开放，不是在文化部门、经济部门或其他行政部门，而是在最具敏感性的外交部门，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其二，认为外交档案解密本身就可以揭开历史谜团，似乎多年封闭的保密文件一旦开放，许多历史真相就会立即大白于天下了。这主要是新闻界的反应，这里包含了人们良好的愿望，也存在着极大的误会。殊不知，历史文献本身是不会说话的，且不说要在浩瀚的故纸堆中寻觅可以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如同大海捞针──这需要历史学家事先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付出辛勤的劳动，就是真找到了几件核心史料，也还需要研究者参照和对比其他已有的史料，进行认真梳理，缜密考证，如此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面对中国外交档案的开放，作为学者，我们在兴奋和庆贺之余，应该做的是静下心来，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去阅读这些珍贵的文献，寻找研究相关课题所必需的史料，然后经过研究者对文献的解读，经过深入的考察和探讨，把历史的真相告诉读者。
档案解密中苏国际政治合作细节
1950年2月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以后，特别是朝鲜(专题，图库)战争爆发，中国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毅然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以后，中苏两国便开始了紧密的全方位的合作。这种合作既有军事的──如苏联派空军部队帮助中国沿海城市进行空防，苏联空军在朝鲜上空作战掩护志愿军后勤补给线等；也有经济的──如中国向苏联提供西方禁运的橡胶和稀有金属，苏联大规模向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等；更有外交方面的。由于新中国当时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又缺乏在国际舞台上开展工作的经验，苏联在这方面给予了十分重要的帮助。例如在联合国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时，在伍修权副外长到联合国讲坛参加关于美国侵略行为的辩论时，在旧金山会议讨论签署战后对日和约的问题上，苏联都想方设法配合中国采取行动，在外交领域充分体现出中苏的同盟关系。
这次，笔者在外交部档案馆又发现了中苏外交合作的新的例证。
苏联力争让中国参加1954年柏林会议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以后，根据联合国的安排和事先的约定，应该召开一次政治会议解决签订和约、彻底结束战争的问题。为此，在1954年1─2月召开的英、美、法、苏四国外长柏林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应召开有中国外长参加的国际会议，以制定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的措施，签订朝鲜战争和约及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经过激烈的争论，达成了在日内瓦召开有中国代表参加的五国外长会议的协议。由于事关中国的重大利益，在柏林会议期间及其前后，苏方积极向中方传达苏联的意图和设想，传递会谈的情况和消息，并通过中国向越南转达意见，同时，还详细地向中国外交人员讲述国际会议的惯例，以及参加会议的注意事项。这些情况，在中国开放的外交解密档案中均有所反映。
1954年1月23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转交给中国外交部一份苏联政府关于柏林会议的通报材料。这份文件告知中国，苏联代表团受命在柏林会议上提出召开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国外长会议的问题，并争取将这一问题列为柏林会议的第一项议程。苏联代表团认为鉴于巩固各国人民间普遍和平和安全，以及解除新战争威胁的必要性，并鉴于为发展各国间政治、经济关系而创造有利条件的必要性，有必要在1954年五六月间召开法、英、美、苏、中五国外长会议，以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刻不容缓的措施。同时希望在1954年召开全世界普遍裁军会议。
1954年2月4日，尤金大使又向中共中央转交了一份关于柏林会议的材料。在这个材料中，苏联告知中国政府，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虽然反对苏联的建议(指召开五国外长会议)，但他却间接地确认，美国不得不估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解决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同时杜勒斯也曾表示，为了讨论朝鲜问题和其他亚洲问题他们可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会晤。
在同苏联代表的私人谈话中，杜勒斯在答复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时说，美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是一个对美国采取敌对态度的国家，美国并且认为不能以提高这个国家的国际威信的办法去加强这个国家。杜勒斯又说，美国只容许事情按这样一个程序发展，即开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要有一定的行动，然后是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意它进入联合国。同时，苏联也表示：“西方国家虽然仍然不同意苏联关于召开五大国会议的建议，但同时他们也认为，干脆拒绝这个建议在政治上和策略上都是于他们不利的。这个问题本身还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是大大加强了，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如今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这一点。”
在朝鲜问题方面，苏联则简要地阐述了一下美、法、英的各自态度：
谈到朝鲜政治会议问题时，杜勒斯说，他的意见是，与其开这样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会议，反而不如根本就不开它。他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朝鲜问题，因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容许在北朝鲜存在敌对势力，而美国同样也不会容许在南朝鲜存在敌对势力。杜勒斯曾关心到，我们是否期待朝鲜政治会议会有什么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对他说，政治会议周围的空气最近时期以来紧张起来了，很难说事情将如何发展，但是必须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也许这种途径可以被找到。同时还说过，美国现在不愿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建立一种或可有助于解决问题的联系。同时也提到，五大国外长会议对在较高级的水准上解决这些争端或许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
法国代表团对讨论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问题的立场，在极大程度上是由法国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上所表现的关心来决定的。辩论这个问题时比杜尔称，尽管柏林会议的参加者抱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但是不应该认为对某些问题的观点的接近是不可能的。比杜尔说，法国政府准备利用一切机会以在可为各有关方面共同接受的条件上停止军事行动的办法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比杜尔曾含糊不清地表示过，与其开五大国会议，不如开一个更多国家参加的(连印度支那的法属“国家”也包括在内)所谓“亚洲问题”会议。在私人谈话中，比杜尔曾试探过苏联有无可能出面调解印度支那停战问题。我们承认了这种调解的可能，但指出，最好还是由五大国会议本身去调解。
英国代表团立场的特点是艾登极想造成英国的“温和的角色”的样子。艾登一方面反对五大国会议，一方面又主张必须解决像朝鲜和印度支那这些对柏林会议与会各国最有兴趣的亚洲政治问题。他也指出，寻求“有助于切实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十分必要的。艾登同意比杜尔这样一种说法，即如果“把问题好好考虑一下，那么会议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会得出某些实际的贡献”。
苏共中央的文件还特别指出了美、英、法三国之间的不同态度：“我们从来也未指望过西方三国外长会同意召开五大国会议，但是现在有利的就是，我们代表团已经作到了把三个西方外长拖进了这个问题的辩论，并且还暴露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是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的”，“在美国立场和法国立场以及英国立场之间，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也有着相当的意见分歧”。
正是由于苏联向中国提供了这些重要的政治信息，中国政府才能够及时地制定出针对这些国家的方案，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解密档案中还有一个文件可以进一步说明中苏之间在外交领域的分工合作情况。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曾提出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有所分工，即苏联党负责欧洲地区革命，而中国党负责亚洲地区的革命。在俄国档案中有一个文件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0年3月17日曾作出一个决议(第73号记录)，“采纳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在苏联可以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我在中国外交档案中则发现了这样一份文件，1954年2月26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电报(109-00396-01／26)，请中共中央将柏林会议上讨论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经过告知胡志明，并且表示，希望中国党向莫斯科转达“越南朋友”对于“如何利用这次会议使之有利于越南人民”的意见。这个情况说明，直到此时，苏联与越南之间还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中国在其间往来传递消息和意见的。
传授参加国际会议须注意的细节
其中还有一些档案也很有意思，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凸现出苏联在政治上对我国的帮助，就是苏联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在日内瓦会议前夕向中国外交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一般情况、柏林会议期间对这次会谈的有关规定，以及在国际交往中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在这个手记的葛罗米柯谈话综合记录(109-00496-02／1-9)中，记载了如下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如关于会议主席问题，葛罗米柯介绍说，在柏林会议上比较简单，由四国外长轮流作主席，但日内瓦会议将有18个国家参加，如轮流当主席，由于国家太多，无法实行，如仍由四国轮流，则降低了中国的地位。因此，这一问题还有待寻求另外的解决办法。苏联的建议是“由西方当一次主席，再由我们方面当一次主席。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四国还要会谈”。
关于会议发言，葛罗米柯说，在柏林会议以及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上，一般不限制发言时间，但在讨论个别问题时，可经会议决定对发言时间有所限制。小组委员会向联大作报告，有时规定时间限制。在日内瓦会议上，估计不会提出发言时间限制的问题。在他人发言时，一般不插话提问或反驳，不过在联合国会议中，主席可以打断发言人的讲话。发言稿可以事先准备好，按稿宣读，然后进行翻译，也可以即席发言，均由代表团团长自己决定，也可与身边顾问专家略事咨询。对别人的提问和意见，如当时不能答复，可以不理，或声明在下一次发言时再答复。鉴于中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葛罗米柯根据苏联的经验建议中方应做好准备，发言要论据充分，文字明了，尤其重要的是，不管对方使用什么挑衅或刺激言辞，在回答时都要坚持原则但态度平静。
关于发言时的翻译问题，葛罗米柯介绍说，在柏林会议上主要使用英文，由发言方自己解决。联合国翻译人员一般质量不错，过去还未曾发生过对苏联发言有意曲解的事情。因为一旦提出这样的问题，译员就有可能丢掉饭碗。这次会议有中文语言，对联合国的中文翻译不可全信，因此苏联答复三国照会中不同意用联合国翻译人员。日内瓦会议上的翻译问题还会具体商谈。
关于交通工具问题──苏联用自己的汽车，由苏联运去一部分，另由苏驻欧使馆调用一部分，团长是否用保险车，尚待研究。即使不用保险车，团长的汽车及司机必须绝对可靠。此外，为了辅助之用，可用本地及联合国的汽车。用这种汽车时，应注意车上有收音装置。如需要就地购买汽车，不要买美国汽车。
关于保卫工作──首先要与驻在国当局取得联系，在柏林会议时苏联代表团到西柏林开会，其保卫问题，苏方即向英美占领当局提出；中国代表团的保卫问题，可向日内瓦当局提出，关于国民党可能派人去日内瓦捣乱，也可向瑞士方面提出，请其注意，并采取办法以免发生不愉快事件。 关于保密工作──苏联代表团通常有一特殊房间，作为代表团的保密室，地点要离团长较近，避免楼下没有警卫人员，代表团一般人员亦不得入内，如住房邻街有窗，要注意敌人照相。苏联代表团人员得自带厨师做饭。代表团人员不要单独外出，无事不外出，外出时则必须二人同行，并要请假。室内谈话要低声，并采用无线电干扰，重要的内容可用笔谈，也可在郊外空旷之地，远离建筑物进行谈话。代表团彼此之间有机密事相商时，避免使用电话。
关于会外活动──代表团的会外活动自始至终会很多，团长之间彼此要拜访，也可举行招待会。代表团顾问也可以彼此拜访，苏联在柏林会议时除宴会外，还举行过音乐会和电影会。在日内瓦组织音乐会可能有困难，但放映电影是可以的。此外，中国代表还可考虑会外报告、广播等事，以扩大对外宣传。
关于对未建交国家人员的态度──苏联的做法是，如对方主动，则不拒绝。近年来在联大避免与美国握手的情形也有，但遇到面对面的情况时，也得打招呼。杜勒斯是否会向中国代表先伸出手来，估计他本人也会考虑此问题，届时看他如何表示再说。
关于记者的活动──记者能否参加会议由大会决定，但团长可以让记者作为顾问身份参加会议，日内瓦会议记者能否参加，尚待具体商定。参加与不参加，双方机会一样，西方国家不一定坚持非要记者参加会议不可。照相问题，也要大会决定，柏林会议只允许记者照过三次相，每次五分钟，在联合国大会上可以在会前及会后照相，在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指定较高地点进行照相，如影响会议进行，会受到制止。会场上一般无录音设备，在联合国有单独录音室，代表可以要求录音。
了解和掌握以上情况，对于第一次参加重大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来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本报实习记者 朱贻军 杨阳 对本文亦有贡献)
苏联归还中国旅顺口史实解密
笔者在最近解密的这批外交档案中找到了一份鲜为人知的文件，即1955年2月2日苏联大使馆代办罗迈进向中国外交部递交的一份文件《旅顺口海军根据地苏军指挥部提出的关于苏军自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和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政府的计划》。
一 自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三十一日：向中国指挥部代表介绍辽东半岛条约地区的防御体系，并协助他们组织半岛的设防。
二 自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将部分中国部队运进辽东半岛条约地区，并训练他们掌握移交给中国的武器和作战技术器材。
三 自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将中国指挥部拒绝接收的大约达一百五十列车的武器和作战技术器材运输到苏联境内。
四 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至三月十二日：将第十七近卫步兵师全部人员带全部编制器材自条约地区撤至远东军区。
五 自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将中国指挥部指定担任辽东半岛条约地区防务的中国部队运入这个地区。将迁入的中国部队安置在野营和空出来的营房中。
六 自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向中国部队移交辽东半岛条约地区的防务，以及留给中国指挥部支配的武器、作战技术器材和全部军事目标。
自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五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根据另一单独计划将全部苏军部队自辽东半岛撤至苏联。
七 自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五日至五月三十一日：为今后训练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将按照以后附上的单子派出我们的军事顾问：地面部队七十六人，海军一百零六人。
从这个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苏方对撤出和移交旅顺基地做出了详细的安排，而且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对照实际发生的情况可知，后来苏军撤出、中方进驻以及移交和培训的程序基本上是依此进行的；第二，中苏交接联合委员会2月16日举行会谈，并通过《苏军自辽东半岛撤离与中国军队进驻的计划》、《防务移交与中苏军队同驻期间保持备战实施的计划》和《技术装备交接计划》，都是以此计划为基础的；第三，除移交时培训中国官兵熟悉和掌握武器装备外，苏军撤出后还派出了大量军事顾问(地面部队76人，海军106人)，以训练中国部队。
2月16日，中苏交接联合委员会举行会谈，通过了《苏军自辽东半岛撤离与中国军队进驻的计划》、《防务移交与中苏军队同驻期间保持备战实施的计划》和《技术装备交接计划》。为预防交接期间突然事件的发生，双方还共同拟定了《中苏两国军队共同作战方案》。其中规定，4月16日零时为防务交接时间，此前两国军队统由苏方指挥，此后统由中方指挥。4月15日13时，举行交接签字仪式。中方代表是第三兵团副司令曾绍山、海军旅顺口基地司令罗华生、空军第三军军长刘丰；苏方代表是第39集团军司令什维佐夫、海军基地司令古德利切夫、空军第55军军长切德利克。4月16日零时以后，旅大地区一切防务由中方接管。
交接工作全部完成以后，5月24日下午4时，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举行会议，签署了最后议定书，确定驻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队将在1955年5月31日以前全部撤退回国。自5月25日至27日，苏联驻军指挥机关及陆、海、空三军约12万人分批撤离。从此，旅大地区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由外国人统治和管辖的历史。
苏联军队实际占有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前后达10年之久，这也算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苏联来说，控制旅顺口确实有其安全利益和军事战略的考虑，但客观地讲，对于中共并无不利。苏军占据和控制旅顺地区，在1949年以前有助于中共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军队，夺取全国政权；在1949年以后则有利于中共巩固政权，保障其远东地区的安全。惟其如此，中共对此始终持赞同和理解的立场。不过，从民族感情和权利的角度看，允许在本国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毕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为了加强中苏友谊，巩固中苏同盟，苏联才主动提出提前归还旅顺基地。(本报实习记者朱贻军朱晓晓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曾请苏联帮助印制人民币
我在外交部档案馆中还看到一份有趣的文件。1952年12月18日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请他把下面的文字打印成照会形式，于12月29日交给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或参赞顾德夫(109-00195-01／)：
……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分批交货的大致期限。至于货币的各种票面的具体张数、交货期限及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将由张闻天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财政部负责洽商，并加以说明。三元券和五元券图案即派人送去。由于改变订货而使苏联政府遭受的损失费，完全由中国政府负责偿还。
这个文件告诉我们，人民币最初是由苏联帮助中国印制的。由于缺乏其他的相关材料，我们无法描述出苏联帮助印制人民币的详细情况，但是可以知道新中国建立之初贫穷落后的程度，就连印制货币这样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工作，也不得不委托苏联帮助完成。同时，这个情况也表明了那时中苏关系的紧密性以及中国对苏联的信任程度。
中苏关于出兵朝鲜和停战的秘密文件
关于1951年6月由苏联提议的朝鲜停战谈判开始的过程，以前有美国方面的大批史料，近年由于俄国档案解密又出现了苏联方面的材料，但是中国方面的文献证据很少为研究者所见。这次外交档案解密，1951年6月26日《外交部国际司关于苏联提议停战谈判情况的报告》作为一个宝贵的文件终于公之于世(113-00105-01／1-8)。该报告的一个重要之处是表明了中国外交部对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所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建议的看法。
评估苏联停战提议
1951年6月23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发表广播演说，再次建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提出第一个步骤：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并把双方军队撤离出三八线。苏联这次建议与以前历次建议的精神是一致的。苏联历次建议都是没有把台湾问题和我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及朝鲜问题并提。在解决办法上苏联过去亦曾提出：“由交战双方立即停战。”
当时我国外交部认为，苏联的这次建议具体提出了和平解决的一个步骤：交战双方应谈判与休战。并明确地把三八线提为双方军队撤退的界线。苏联正式提及三八线尚属首次，但是和平解决的方式没有肯定是否要经过联合国。
此外，报告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将苏联、中国及其他国家有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历次方案以及对三八线问题的历次提法做了简要的对比和论述。回顾苏联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历次主张，可以发现：自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以来，苏联曾四次正式建议在联合国范围内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第一次为1950年7月15日斯大林致尼赫鲁复电，同年8月4日苏联代表在安理会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提案，10月2日及12月9日又在大会两次提出。自十二国提案提出以后，到马立克在1951年6月23日广播以前，苏联本身未提出议案，主要是支持我国的建议。
我国外交部认为，在这四次建议提法当中，苏联始终是就朝鲜论朝鲜问题，从未把台湾问题及我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提出。只有在1950年7月斯大林复尼赫鲁电及8月安理会提案内，由于朝鲜问题的解决牵涉到在安理会机构中的处理，苏联两次表示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安理会。苏联在8月4日提案中称：“停止朝鲜境内战事”，10月2日提案中称：“交战双方立即休战”。此外，12月9日驳六国提案之提案的基本内容也为自朝鲜境内撤出外军与朝鲜人民自决朝鲜问题。然而综观苏方提案，苏联都是向联合国机构提出，对于停战也只是笼统提及(8月4日提案中称：“停止朝鲜境内战事”，10月2日提案中称：“交战双方立即休战”。)
台湾问题和联合国席位的解决契机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这个报告，中国出兵朝鲜以后，在外交上一直没有提出台湾问题和联合国席位问题。但随着军事态势越来越有利于中朝方面，情况有了变化。1950年12月12日亚洲十三国提出组织三人委员会在朝鲜安排停火建议的同时，有人提出了召开七国会议，制定关于和平解决远东现存各种分歧的建议。12月22日周恩来发表声明，第一次明确提出把中国台湾问题和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联系在一起解决。随即中朝联军便突破三八线，占领了汉城。于是，在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的有关解决朝鲜及其他远东问题的五项原则意见的报告，其主要内容为：在朝鲜立即安排停火；停火实现以后，一切非朝鲜军队将按适当阶段撤出朝鲜，并以各种措施实现联合国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政府的决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代表讨论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联合国席位问题。这个议案立即被转交给中国。1月17日周恩来答复联合国时，正式主张把这三个问题合并解决。
3月18日美联社透露赖伊曾与美、英、法代表以及“斡旋委员会”三个委员讨论关于不涉及远东其他问题而在朝鲜谋求停火的计划。此后美英方面传出的和谈中，仅仅提到有关朝鲜停火等问题。档案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把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与朝鲜战争捆绑在一起是有原因的。从历史进程看，朝鲜战争与台湾地位和联合国席位问题本来是互不相干的，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由此在客观上把这些事情搅在一起了。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正如报告指出的，在苏联的四次提案或声明中，“始终是就朝鲜论朝鲜问题”，除两次提到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外，“从未把台湾问题及我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相关提出”。看起来，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斯大林就缄口不提台湾问题了，尽管他曾以此为由力劝中国出兵朝鲜。而到1951年6月23日马立克发表苏联关于和谈的建议时，提出台湾和联合国席位问题的机会和条件早已烟消云散了。
斯大林的劝战电报
事实上，1950年10月上旬斯大林鼓动中国立即出兵朝鲜时，的确曾提出了令中国人动心的台湾问题，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л。65-67)中指出：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企图。
由此想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毛泽东决心派遣志愿军赴朝鲜作战，未必就是斯大林这番劝告起了作用，但此时台湾问题肯定是毛泽东思考的因素之一。既然美国借口朝鲜战争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激发了中国人的革命斗志和民族感情，那么想利用朝鲜战争在军事和外交上的某个有利时机解决这个问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本报实习记者祁兴烨肖赛男对本文亦有贡献)
1951年初，中国为何拒绝朝鲜战场停战提案
半个世纪以前爆发的朝鲜战争，以美国最终妥协而告终。中国也以军事强国的姿态成为世界的焦点。然而，如果将这段历史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回放，其实在1953年7月的那次停战和谈前，1951年初就曾有一次停战机会。随着外交部档案馆1949年至1955年间一批机密档案的公开 中国为何拒绝那次和谈的谜底也终于揭开。
联合国欲扮“和事佬”，
中国拒绝提案
第三次战役以后，联合国接受了印度等十三国的提案，希望中美双方立即停战。
停战提案在事先几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立刻使美国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的多数支持”。但是美国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个提案。
解密档案重演事件操作过程
在这次外交档案解密之前，有关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的具体史料非常有限，主要是刊登在1951年1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周恩来的声明。
外交部的解密档案却将曾经封锁的细节一一再现，这里开放的档案有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的谈话记录(113-00068-01／26-34)，1月18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接见英国谈判代表胡阶森的谈话记录(113-00068-01／35-37)，以及同日外交部欧非司宦司长接见瑞典大使阿马斯顿的谈话记录(113-00068-01／38-40)和章汉夫接见丹麦公使穆克的谈话记录(113-00068-01／41-45)。通过这些文献，可以获知一些有关联合国提案以及中国对此表示拒绝的有趣和有研究价值的细节：
中国在向有关国家驻华使节递交周恩来给联合国第一委员会的回电时，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有先后次序的安排，其递交时间表如下：“19点亚洲司谢爽秋专员接见朝鲜大使馆崔英参赞；20点苏欧司徐副司长接见苏联大使馆贾丕才秘书；21点周外长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21点30分章副部长接见英国谈判代表胡阶森；22点30分欧非司宦司长接见瑞典大使阿马斯顿。”这种安排仅仅是礼节性的，还是有什么更深层的考虑？值得进一步考察。
潘尼迦在谈话中说道：“美国是同意这一建议的，但却是非常勉强地同意的。据印度政府的了解，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这一建议，是因为它预料中国政府会拒绝这一建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此前人们只是通过国务卿艾奇逊的回忆录知道美国当时的尴尬处境，现在有了更进一步的证明。特别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印度大使把美国面对联合国提案的这种左右为难的状况告诉中国后，周恩来回答说：“事情并不是常常合乎美国的设想的。”
事实上，当时中国领导与几个外交使节的谈话记录都表明，中国方面所强调的反对联合国提案的理由，重点就在于“先停战后谈判”的方式。中方认为，这样做一是很可能导致谈判久拖不决的后果，二是美国会利用这种情况再次发动战争。因此，中方的建议是“先谈判后停战”，即首先就停战条件达成协议，再结束战争。对此，潘尼迦提出了一个想法：“第一委员会的建议在文字上可能给人一个印象，那就是先停战后谈判。但这不是印度政府对这一建议的解释，也不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对这一建议的解释。除了上面所说该建议可能在文字上给人的印象，我们的解释是先在原则上同意停战，然后在谈判中具体规定停战条件以结束战事。”
当时，周恩来坚持：“在谈判中必须谈到停战的条件，甚至在谈判过程中就停战。这就是我们对谈判的全盘见解。”潘尼迦再次表示，“经我刚才大略地读过中文的复文后觉得关于停战这一点说得不够明确。刚才阁下说谈判的目的在于停战，结束朝鲜战事，保障远东和平，因此谈判也就是假定了停战的原则，这是很重要的。我一定报告政府并敦促全力支持，但是其他的人没有我如此的机会与阁下面谈，可能因为中国复文在这一点上说得不明确而得到误解。”
中国反建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停战谈判的地点必须设在中国，对此潘尼迦一再提出“必须选择一个有中立性的地点，使与会者自在而不感觉到为难”，其中提到了开罗和印度等地。而周恩来坚持“在中国最为适合”。
英国代表胡阶森在谈话中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对于中国文件中提出的指责，即“先停战是美国政府为取得喘息时间”，胡阶森解释说，“据我所知，如此表示是中国一向的态度，但是英国政府并不认为是如此的。英国政府认为停战并不会造成联合国军队再行战争的条件，英外交部曾有许多电报向我谈到此事”。英国当时的说法是，即使美国真想获得“一个喘息的时间”，一旦联合国的提案获得通过，美国再想发动进攻，也确实不易，须知美国指挥的是“联合国军”，其行动必须得到联合国的批准。可以说，面对已经通过的联合国决议案，美国若想再次挑起战端所遭遇的困境必然远远大于它面对联合国建议时的困境。
说到中国在战争最后结局中的得失，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33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在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上“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来又在不久后召开的象征“亚洲和非洲复兴”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主角”，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本报实习生 朱晓晓 对本文亦有贡献。)
沈志华：档案立史，事实说话
本报记者 周益
在开放外交档案首日，沈志华是第一个到那查阅档案的学者。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两个多月以来，他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几位学生先后去了五六次，在那里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在本报的热情邀请下，沈志华把他的研究发现逐一在本报发表，用解密的档案来讲述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
沈志华说，自从1984年被迫南下投身商海之后，对学术研究的追求和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两者之间的矛盾无时不在煎熬着他的内心。要研究学问，就得说真话；要想赚钱，有时又不得不说假话。1990年，沈志华利用一次回北方谈生意的机会，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民间研究机构──华夏文化研究所。此时的沈志华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他说，之前的那些经历为他明确学术研究之路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多有不堪回首之处。
学生─商人─学人
1950年4月，沈志华在新中国首都北京出生。初中毕业后应征入伍，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北京石景山发电厂。1976年春，因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言论，沈志华被公安局拘捕，罪名是“传播分裂党中央的重大政治谣言”。后来虽然打倒了“四人帮”，但由于他的事情当时被张春桥列入重点政治案件，卷宗收藏在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的私人档案柜中，无人知晓，也未平反，所以出狱后一直在煤厂下放劳动。甚至到1977年大学招生时，还有人以此不允许沈志华报考。直到刘传新畏罪自杀后，他的卷宗才被发现。
1977年11月，得到平反的沈志华被调到北京电业管理局政治部宣传处，负责出版《北京电力报》(现《中国电力报》)。他说，在狱中除了通读唯一可以看到的书──《资本论》外，还认真思考了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得出的结论是，就性格和个人爱好而言，我是不适合在国家机关工作的。
于是，工作一年后，沈志华参加了新华社北京分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聘社会人才的考试，并双双获得通过。经过选择，1978年12月他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979年5月，沈志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学专业世界现代史，导师是所学术委员、首都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齐世荣。3年中沈志华刻苦学习，他的毕业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被作为世界历史所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论文答辩的示范作品。 上世纪80年代，国家的改革开放在社会上掀起了下海经商热。沈志华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继续学术研究，也就随了这股大潮。他笑着说，在北京大街上推车卖过梨，也在河北霸县开办过机械加工厂，还在天津大邱庄经营过生态农业农场。1985年沈志华到了南方，先后在海南经济贸易发展公司深圳经营公司、深圳蛇口利宝贸易投资公司海南江海贸易总公司工作。
虽然自己的研究所是用经商赚得的钱开的，但个中辛苦，却只有他自己知晓：“最难的一次是从云南贩辣椒干去日本，收割的时候吃饭喝水都用山里的水，吃苦我倒不怕，可辣椒干从香港地区中转运到日本后，我竟然一分钱都没赚到，全叫人给坑了。那时候真是难过啊。” 回北京后，沈志华通过投资和组织编写文白对照全译系列通俗历史著作《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使他的资金有了较大增长。于是，沈志华在1993年完全放弃经商，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专业──世界现代史，特别是苏联史研究。与此同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他成立了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挂靠在中国史学会(后因1998─1999年国家整顿社团，该中心重新登记为独立社团组织，改名为北京东城东方历史学会)。沈志华感叹道：“转了整整10年以后，我终于又坐在了日思夜想的书桌前。”
民间筹资、国家立项、多方合作
在个人学术简历中，沈志华没有一项官方专职头衔：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沈志华说，我的经历和秉性决定了我不会进入体制内的学术机构。
他说，我一直在努力探索一条现行科研体制外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即采取“民间筹资、国家立项、多方合作”的方式从事史学研究。我以为，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国家尚无法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而经济的发展则使社会和企业有可能拿出部分资金用于扶持和资助学术研究。因此，至少在国民收入的分配能够满足社会科学发展需要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充分利用社会和企业资金促进史学发展是一种重要的和可行的科研组织方式。我本人有志于这方面的探索，于是决定将自己多年经营所得用于资助史学研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于1993年成立了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并在中国史学会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1998年国家对社团进行整顿，中心改为“北京东城东方历史学会”，成为独立的社团组织。 研究所不断更名的同时，沈志华对于“民间筹资、国家立项、多方合作”这条科研道路的探索也渐渐有了眉目。
史学著作出版难是多年来困扰学者的严重问题之一，沈志华本人也深有体会。他觉得如能有人资助研究成果的出版，对于许多甘于清贫、苦于伏案的研究人员来说，确有雪中送炭之功效。为此，沈志华主编了《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丛书。在社会上公开征集高水平的史学专着，每年一批，聘请周一良、戴逸、齐世荣、金冲及等史学前辈及专家进行投票评审，入选者由“基金”给以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后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出版(或在印)的共有10批64部专着，其中有许多著作获得了国家或院校的奖项。通过这种方式既帮助了一批中青年学者进步，亦为推动学术发展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同时，在目前科研经费紧张的条件下，沈志华想办法与国家研究机构和专业学术团体合作，共同选定专题，利用“基金”和社会资助，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有条件的还出版了论文集。
一个时期以来，史学著作的出版存在着一种为追求商业利益而胡编滥造的不良倾向。许多学人为此焦虑不安。在《历史研究》等杂志的朋友建议下，沈志华决定对史学评论工作给以资助。经商议，他组织首都七家史学核心刊物开展史学联合书评活动，以端正学风，鼓励先进，批驳谬误。此外，他们还进行了史学学术论文技术规范的讨论和编撰。 1990年苏联档案陆续开放，引起各国学者的极大关注。沈志华通过观察发现，我国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限于资料来源等方面的原因，多年来步苏联和西方学者的后尘，难有建树。他认为，在新开放的档案面前，我们完全可以与国外学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为此，通过与世界史所、欧亚所及近代史所一些专家学者反复商议，并向社科院领导建议，于1995年成立了《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负责收集、翻译、整理、出版俄国解密档案文献。此项目立为社科院的九五重点科研课题，由院有关机构协调指导，并被中宣部批准列为国家九五出版计划重点图书。经过7年的努力，《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36册)终于出版了。此外，沈志华本人还与中央编译局合作，组织编写9卷本《苏联通史》，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合作开展冷战国际史系列研究。
三国档案馆比较
为了收集相关文献，十几年来，沈志华自费奔波于华盛顿，莫斯科，汉城，我国台湾、香港以及内地各城市之间，据粗略估算，他在路费以及资料费上的开支达150万元以上，其中中国、俄罗斯、美国的各家档案馆跑得最多。
“苏共中央的档案馆要价最高了，复印一页档案要2.8美元。”沈志华说，“到俄罗斯查档案的时候最麻烦，最便宜的还要一页1美元，而且档案馆里大都官僚做派很足，让人受不了。他们可能是缺钱吧。好像也没有统一的管理，感觉有一种无序状态。”
“美国的档案管理显得很现代化，它专门有一个解密委员会，档案解密后交给档案馆保管，而档案馆就是专门给别人看档案的，没有保密的任务。你去看它还很欢迎。”沈志华笑着说，“他们档案馆只要你出研究成果以后，说明所查资料是从他们那边得来的，就很高兴。因为各家档案馆申请资金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它的利用率。我去美国一次，就弄回八箱档案。去了两个月，复印回八纸箱子，也不限量，你印得越多他越高兴。”
“如果你做这个项目是他非常关心，非常感兴趣的。你可以提出申请，得到批准，你来往的机票、吃住和所有的费用他都给你包干，我那次去查档就是这样，八箱没花钱，他们甚至帮你打包，帮你运走。”
谈到国内的档案馆，沈志华觉得还有待改进，认为现在档案馆的权利和责任安排还有点不合理，国内的档案馆身兼解密和保管两大责任。中国虽然有档案法，却没有实施细则，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得一般档案馆对可公开可不公开的都采取不公开的态度。
沈志华说：“比如我为了写中苏关系这本书，沿着中苏边界所有的省级档案馆和一些大企业，比如包钢、大连造船厂档案馆我全去了，有的档案馆连门都不让你进，在一家钢铁公司的一个档案馆，你只能看，不许抄，不许复印。我说你们公司的档案馆有什么秘密，成天不就是那些报告和年终总结吗，我想了解一下苏联专家的一些工作情况，他说这不行，这都是机密。”
“扎实地掌握档案是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和世界历史的基础。”沈志华说，“中国档案解密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