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档案史料的逐渐公开，冷战时期中苏关系中的方方面面也日益清晰起来。但是中苏关系中的蒙古问题尚是一个例外。虽然来自俄国、蒙古档案馆的史料披露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和苏联政府在外蒙独立问题上的一些龃龉，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档案史料和回忆材料对这个问题鲜有涉及。外蒙问题典型地反映了发生在上世纪中期的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一个困难的转型过程。这是一个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府转型的过程。前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革命原理从事夺权斗争，而后者必须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前提制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国近代民族问题的一个突出事例，外蒙独立不但对中共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挑战，也是中共在处理同自己的主要盟友苏联的关系时的一个难点。到一九五零年中苏同盟条约成立时为止，对中共领导来说外蒙问题的结局不尽人意。但囿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共又有难于启齿的种种原因。结果是毛泽东一代的中共领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扭捏的“蒙古情结”。
据笔者了解，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对这个问题的专门探讨。一九四九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与毛泽东在外蒙问题上的一番对话，已为来自俄国的史料所披露。有关的学术研究对这个问题的一般处理是指出中共领导对外蒙独立的无奈，而对中共“蒙古情结”的化解与否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然而，中苏交恶以后，中共又在不同的场合重提外蒙问题，可见对此依然耿耿。另一方面，以前的研究虽然论及蒙古缓冲国在苏联的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意义，但对蒙古在中苏同盟中的战略地位却语焉不详。本文试图根据现有史料中的蛛丝马迹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蒙古问题和中苏同盟条约的关系。由于史料不足，也因为本文的分析和以前的有关研究有很大的区别，文中的推断和结论最多只能构成一个“乌兰巴托猜想”。笔者认为，根据目前史料公布的情况，有关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学术探讨还没有到写下句号的时候。因此，从一种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对引起争论、澄清疑点应该是有益的。
从“兄弟党”到“自家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八年抗战胜利。这个胜利不但是以千百万中国人民惨烈的牺牲换取的，在战争的最后关头中华民族还不得不接受强国外交在雅尔塔和莫斯科锁定的高昂代价。然而，中国在雅尔塔─莫斯科外交中的损失对于当时国内两大党派有着不同的含义。外蒙古最终以合法方式取得独立。历史无可改变地将这一事件记到国民党政府的帐上。国民党外交对苏联在东北特权的让步也在某种程度上步过去中国屈辱外交的后尘。但是，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这些外交让步可以换取一个对“党国”有利的战后国际环境，即苏联领导承诺在物质和道义上只支持国民党。有论者由此认为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签订的条约“与最为中共珍视的某些信条相冲突”；由于毛泽东曾在一九三六年向埃德加.斯诺预言蒙古人民共和国将最终回归中国，中苏条约有关外蒙的协定更是直接损害了毛泽东的声誉。
这种对历史的解读强调了中共领导的民族主义情感，可是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当时中共对国民党与苏联谈判的细节并不了解。中苏条约的签订并没有打碎中共当时对苏联的信任感。通过多年以自力更生求生存和对苏联多变的国际行为的观察，中共领导者已学会了“辩证”地理解莫斯科的国际交易。
这种理解准确与否姑且不论，他们往往相信，莫斯科的一些令人意外的短期策略最终将和它支持中国革命的长远目标相一致。历史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最终将反目成仇，摒弃在相互关系中奉行的“国际主义”。但是，一九四五年尚不是这种历史时刻。实际上，国民党的莫斯科外交给中共造成了某种机会。国民党政府在外蒙、东北问题上对苏联的让步不仅在一般公众中甚至在国民党内部都引起了舆论震动，这使国民党指责中共是苏联政策工具的一贯宣传大打折扣。与此同时，苏蒙军队进驻东北、华北，至少在中共看来，在这些地区开展政治军事斗争的条件随之大大改善了。当然，在以后几年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犹疑态度，尤其是在战后最初几个月在中国东北的摇摆政策，使中共就像被上了紧箍咒的孙悟空，无法施展。但是中共对苏联战后的对华政策的了解需要一个过程。在开始时，即使苏联已与中共的宿敌订立条约，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依然寄希望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伟大之同情”，认为“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材料证明当时中共领导究竟是否了解，国民党在外蒙问题上的让步是和苏联支持国民党的许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战后时期伊始，以冷战为特征的国际集团政治愈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因素，此时中国共产党自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加重视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虎踞陕北的中共一贯视外蒙为革命“兄弟”，是连接中共与苏联的重要通道。现在苏联外交成功地解除了国民党政府对外蒙的空洞主权，这可以被中共理解为革命集团力量的强化。从长远看，外蒙在一九四五年正式独立也不意味着在打败国民党以后，中共就没有机会争取外蒙回归中国。正如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向斯诺预言的那样，外蒙将回归到一个“新中国”。这一预言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内战期间依然有效。其原因就在于中共领导相信，一九四五年的莫斯科外交仅仅完成了一个苏联和旧中国之间的条约。一旦新中国诞生，这个条约就会变成昨日黄花。
这种对苏联盟友的期望既支持了中共领导对于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念，也造成了胜利到来时中共领袖们对苏联的失望。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时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完成了从一个革命运动到国家执政者的龙门一跃，而恰于此时，苏联政策却阻止中共和外蒙的“兄弟”关系向国家统一转变。结果，外蒙从一个沟通中国革命和苏联的纽带，一变而为引起欧亚大陆上两个红色巨人“民族情感碰撞”的第一颗火星。
中国内战结束多年以后，一位中共高级干部在回忆当年国共斗争时，曾以两人打架做比喻：“苏联这个巨人站在我们背后，这就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锐气，大刹了国民党的威风。” 实际上，除了苏联，在内战期间站在中共背后的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新近加入革命集团的北朝鲜。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中共领导已经开始担忧美国将取代日本在内蒙的地位，阻止中共和外蒙的沟通。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四五年八月向日本宣战以后，中共在《解放日报》上全文转载了宣战书，并令所部在内蒙的所有部队“配合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进入内蒙及绥热察等地作战”。
尽管外蒙军队入华作战是在苏军的统一指挥下，中共在命令中单独提出外蒙军队有几方面的好处。其一，中共可以由此向内蒙人民显示，在国民党政府对外蒙军队入境作战保持尴尬沉默的时候，中共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协同作战的亲密盟友。在以后的两年中，中共与外蒙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共在内蒙古的民族工作。在中共号召内蒙人民学习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革命精神的同时，外蒙政府也劝诫内蒙自治人士接受中共的领导。一九四六年下旬，当中共在内蒙的工作受到挫折的时候，外蒙领土一度成为中共人员的避难所。
其二，中共可借外蒙军队的独立身份，避开当时中苏条约中关于苏军必须将其解放的中国领土移交给国民党政府的规定。在国共对华北、东北进行争夺的最初几个月中，中共从苏蒙联军手中接收了一些重要地区，同时声称并无苏军卷入。特别是在一九四六年美国对国共之争进行调停时，这一策略证明十分有效。
其三，外蒙军队与中共在中国领土内接头之后，蒙古、苏联、北朝鲜首次成为中共在东北华北军事行动的大后方。中共制订在这些地区的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保持和外蒙联系的畅通无阻并以蒙、苏、朝为后方。这样，协同外蒙军队对日作战实际上以合法形式开始了中共和外蒙在中国新的一轮内战中的合作。
尽管如此，外蒙军队入境作战也给中共在华北的干部造成了一些认识上的混乱。有些干部认为，对内蒙民族的政治动员有必要在与外蒙的密切合作下进行。另一些干部则感到外蒙在内蒙青年中的感召力超过了中国共产党。 对这些干部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外蒙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自家人”，在战后内蒙的民族政治斗争中，外蒙和中共的利益究竟是否一致。几年以后，当中共对国民党的战争已经胜券在握的时候，外蒙是否是“自家人”的问题也随之转化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问题。
一九四八年秋，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报告国际形势时，周恩来列举了苏联最近的成就、东欧新兴民主国家的出现、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等等，以此说明有利于中国解放战争的国际条件。报告没有提及蒙古人民共和国。 这可能是偶然的疏忽。但是，由于过去几年中外蒙从来没有落在中共政治军事战略的视野之外，周恩来的“疏忽”更引人注目。联系到即将发生的中共与苏联的首次外交往来，更有可能的是，中共领导此时有意避免提及外蒙，以便保持在这个问题上的灵活性。
中共与苏联的正式外交始于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底和一九五零年初对莫斯科的访问。但是双方在进行这次国与国外交之前，已经有了两次秘密的党与党的外交。一九四九年一月底，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从而启动了中共与莫斯科两党关系向两国政府间关系转化的磨合。米高扬的访问使双方得以首次就和两国两党未来关系有关的广泛问题交换意见。这也是双方首次暴露出它们在外蒙独立问题上的重要分歧。迄今为止，中方披露的材料对这个问题语焉不详。师哲的回忆录对米高扬访问有详细记载，但无只字提及外蒙问题。吴冷西的《十年论战》提到一九六零年周恩来有关中苏两党交恶的历史背景的一次讲话。周恩来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经手的八件对中苏两党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事情，其中两件涉及外蒙。第一件是在雅尔塔与英美达成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协议，承认外蒙独立，继而同国民党政府签约，承诺对其给予一切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第二件是在四九年初派米高扬到西柏坡。周恩来的原话是，“米高扬来的时候很怕我们提出外蒙问题，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打算要提这个问题。”
有趣的是，米高扬也在一九六零年向苏共中央报告他在一九四九年的使命，说明中苏分裂的历史根源。 据米高扬讲，在他与毛泽东的历时三天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有关中苏关系的三件事。第一是关于苏联根据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在旅顺设立的军港。毛泽东驳斥了某个女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废除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的意见，表示支持苏联在中共胜利后继续保持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存在，以共同对付美日。米高扬的报告包括了斯大林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斯大林称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为“不平等条约”，并提出苏军可以早些撤离旅顺。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根据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消息，探询苏联和在新疆伊犁发生的民族分离运动的关系。对此，米高扬坚称苏联既不支持新疆的任何民族分离运动也不对新疆抱有任何领土野心。
使双方真正发生分歧的是第三个问题，即外蒙问题。米高扬报告中的有关段落如下：
外蒙古。毛自己提出我们对于外蒙内蒙统一的态度。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将导致中国损失一大片领土。毛说他的意见是外蒙内蒙可以统一并成为中华共和国的一部分。对此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很久以前已经赢得了独立。战胜日本以后，中国也已承认了外蒙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文化，它正在文化经济方面取得迅速地发展。在长时间内它已经习惯于自由的滋味，绝无可能自愿放弃独立。即使有一天它会和内蒙统一，结果毫无疑问也会是一个统一和独立的蒙古。在这次谈话中任弼时也在场。他针对我的话说，内蒙古有三百万人，而外蒙古仅有一百万人口。斯大林得知这个情况后，给我发了下列致毛泽东的电报：
“外蒙领导人主张中国的所有蒙古地区和外蒙古统一，组成一个独立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不同意这样的计划。虽然这个计划并不危及苏联利益，但它将会使数个地区脱离中国。我们不认为外蒙会同意放弃独立，而在中国内部实行自治，即使这种自治实体会使所有蒙古地区统一起来。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的最终决定取决于外蒙古自己。”
在得知了这份电报的内容以后，毛泽东说他会予以考虑，并说他们当然不会维护大中华沙文主义，也不会再提出蒙古统一问题。
米高扬的报告是事过十一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情况下的产物，它的可信性和准确性都还有待于参照一九四九年历史档案的进一步核实。 如果毛泽东和米高扬的谈话确如米高扬所述，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谈话反映了中苏两党革命同盟的关系开始向两国政府间的折冲樽俎转化。这个转化过程从一开始就预示着波折。苏联领导对中国的毛式革命向来心存芥蒂。其时正逢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独立方针共今后的政，这更使莫斯科对中策方向疑虑重重，认为中共推行的是亚洲式的铁托主义。
其实，在米高扬访问前中共已经表示了对莫斯科国际路线的忠诚，以刘少奇的名义发文章，加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南斯拉夫的集体谴责。在同米高扬的谈话中，毛泽东谨慎地避免采取任何明确针对苏联的民族立场。这也是为什么在涉及旅顺和新疆时，毛泽东只是借中国其他党派之口探测苏联意图。这种策略可以使中共避免与莫斯科直接发生碰撞，而视苏方反应决定自己的态度。
相比之下，苏方则显得已经准备好以两国谈判的姿态对待同中共的对话。当时双方显然是以不同的步伐和速度向国与国关系迈进的。这种区别明显地反映在双方对待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的不同态度上。毛泽东对米高扬称这是一个帮助了中国对日战争的“爱国”条约，显示出对苏联外交的一种委婉态度。在回应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则单刀直入：“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形势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
中共领导可以把斯大林的这番话看成是对建立一种新型中苏关系的承诺。同时，斯大林直承苏联曾把一项不平等条约加诸中国，这对未来的中苏关系是不祥的预示。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来说，问题是斯大林会不会对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径。
其次，米高扬使命不但打破了中共对外蒙回归的期望，而且颠覆了中共领导对列宁主张的以各民族自由联合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联邦的信念。对毛泽东是否也借用其它党派之口提出蒙古问题，米高扬和与他同行的其他苏方人员有不同的记忆。
但无论当时的情形究竟怎样，中共对外蒙的态度从来不是秘密。毛泽东只是向米高扬重复了十三年前他对斯诺提出过的主张。但是，在同苏联同志就蒙古问题交换意见时，中共领导似乎丧失了过去批评国民党民族政策时那种一贯的自信。从苏方资料看，中共领导人只提出了两个无力的论点来支持他们的外蒙回归中国的主张：（1）内蒙古的蒙族人口超过外蒙人口，（2）外蒙回归将有助于中共争取国民党左翼人士。
此时的中共领导已经具备了足够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应该可以用有关“民族问题”的马列主义观点甚至苏联本身的例证，为外蒙加入中华联邦和莫斯科争辩一番。实际上，早在一九四五年中共中央就已经自信地在中共七大制订的新党章中确定，在中国将建立以各革命阶级的同盟和各民族的自由联合为基础的新民主联邦共和国。
在和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从对中华联邦的信心一步后退到对受到“大中华沙文主义”一类责难的顾忌。如果说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在蒙古问题上向莫斯科让步是迫于苏联的实力，一九四九年在西柏坡的蒙古问题之争反映的主要不是中苏两党实力地位的强弱，而是它们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中地位的尊卑。面对斯大林的派来的代表，毛泽东等人感受到了一种学生向老师挑战时的理论上的不足。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五年莫斯科谈判期间，斯大林用苏联安全利益为由压国民党政府接受蒙古独立。与此不同的是，一九四九年米高扬和斯大林的理由似乎是为了照顾中国的领土完整，同时以权威的口吻指出蒙古具有自决权，劝说毛泽东放弃初衷。这种手法使毛泽东只能重申中共反对“大中华沙文主义”，以显示在外蒙问题上新中国与苏联既无利益冲突也无意识形态矛盾。这种表面上的和谐来自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除了苏联和它最老的蒙古卫星国以外，欧亚新兴的共产党国家刚刚取得国家政权，正在学会在它们各自的民族国家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或集团的利益之间做出区别。中共和莫斯科各自的民族利益在蒙古问题上的矛盾暂时没有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两党过去的长期合作和两国在今后国际斗争中的相互需要都趋于强调双方大利益的一致性。即便如此，西柏坡已经为中苏在六十年代的冲突埋下伏笔。一九六零年中苏交恶有各种复杂原因，但是周恩来和米高扬不约而同地回顾十一年前有关外蒙的这段插曲，绝非出自偶然。
重塑国家关系
在米高扬访问之前，中共对莫斯科在外蒙问题上的态度显然存有某种幻想。中共领导没有天真到以为外蒙会自愿放弃独立，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认为外蒙问题纯粹是蒙古民族的自决权问题。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共一直主张外蒙加入革命的中华联邦，这也是毛泽东在同米高扬谈话时希望得到莫斯科支持的目标。然而，斯大林的态度不但使中共无法收回在国民党手中丢掉的外蒙，也使中共失去了恢复中国“大一统”的机会。毛泽东没有和苏联人就外蒙问题进行一场马克思主义的争辩，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对苏方关于唯有蒙古人才有权决定外蒙地位的观点心悦诚服。可是只有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中共才可以向苏联方面吐出了这口怨气。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同米高扬的一次谈话中，周恩来要求苏共新领导承认，米高扬一九四九年访华时斯大林在外蒙问题上犯了错误。按周恩来的说法，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在和中共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时采取了一种回避问题的态度，这样做既不符合党的原则也不适合两党间的对话。
如果中共领导人了解斯大林当时在东欧问题和在外蒙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他们的抱怨会更加强烈。就在斯大林通过米高扬明确拒绝了毛泽东关于外蒙加入中华联邦的主张以前不久，他一度提倡在东欧成立三个联邦实体，分别包括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以及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
显然，在东亚和东欧斯大林的出发点都是苏联的战略利益，蒙古民族的自决权仅仅是同中共周旋时的一种托词。
在中国内战期间，莫斯科曾经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中国成为它的南邻。其原因对当时的中共领导来说，既难于了解，更难以相信。若干年后周恩来试图理解斯大林在内战期间对中共的犹疑态度，认为斯大林想阻止中共打过长江，在中国划江而治，以保持和美国在雅尔塔达成的对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谅解，避免美苏冲突。
即使是在这种事后分析中，中共领导也没有窥探到苏方对一个共产党强邻的疑惧心理。一九四八年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和国民党政府内务部次长彭昭贤的一次谈话中，对这种心理有所表露。罗申承认莫斯科担忧中共会有铁托主义倾向，表示希望中国内战可以在国际调停下结束。他指出，一旦一个共产党大国在苏联东部边境出现，这将会给苏联政府带来一连串严重的麻烦。
显然，苏联人担心，一个奉行独立外交方针的共产党中国会在中国革命胜利之际重翻中苏外交的旧账。
中共和莫斯科之间的相互猜忌和误解并没有减慢中共在中国取得全面胜利的步伐，也没有妨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结成正式同盟。然而，蒙古问题的暗影继续影响着两国形成中的同盟关系。米高扬使命虽然拒绝了外蒙向中国的回归，但是并没有解决新中国应当如何接受前国民党政权与苏联安排的外蒙独立。在中共取得政权以后，一九四五年的中苏条约无可避免地会成为新中国对苏外交中首当其冲的议题，外蒙问题也会再次浮现。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共向莫斯科秘密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代表团的目的之一就是和苏联政府讨论如何处置一九四五年的旧条约。在高岗和王稼祥的陪同下，刘少奇和斯大林进行了几次会谈。在一份到莫斯科以后匆匆草就的“报告”中，中共代表向斯大林提出了一系列希望讨论的问题。
引人注目的是，尽管此时中共已经知道斯大林把四五年条约定性为不平等条约，这份报告依然提出中共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因为它在过去和将来都对中国人民有帮助。同时，报告采用和毛泽东在西柏坡时相同的策略，先借所谓不明真相的“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之口，抱怨苏军继续占领旅顺和在日本投降后拆迁东北的工业设施，然后又说明中共如何纠正这种“错误”观念。外蒙问题也再一次以同样暧昧的方式被提出。报告说明中共如何教育国内群众认清蒙古人民是通过行使民族自决权取得独立的，并重复了斯大林关于唯有蒙古人才有权决定外蒙地位的观点。可是报告依然没有把外蒙独立看成是不可改变的，而是表示：“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中共代表希望斯大林能对这些说法的正确与否表明意见。
斯大林对于中共再次声明愿意维持一个“不平等条约”，恐怕是满意之余又有些意外。加上刘少奇的报告又声明中共“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斯大林似乎一时感到中共领导缺乏应有的民族意识。在对中方报告作答时，斯大林又一次向刘少奇等申明，苏联在一九四五年是同国民党打交道，因此中苏条约不得不采用不平等的形式。他表明愿意在毛泽东十二月访苏时解决条约问题。斯大林拒绝了中方报告中关于服从苏共决定的意向，指出每个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几次对刘少奇说：“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保护民族的利益，。。。。。。这个你们不懂，因为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人民利益都是任人践踏的！”
考虑到苏共一直怀疑中共有铁托主义倾向，斯大林讲这番话时的心境实在是匪夷所思。 根据现有史料看，斯大林对中方报告中再次提出外蒙问题，反应简单明了。他在报告中做了简短的批注，自然赞同报告所重复的他自己的说法。他还告诉刘少奇等人，对苏联政府来说，外蒙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有什么改变，必须由中国和蒙古的同志们直接讨论。
刘少奇使命是继米高扬访华后中苏之间党对党外交的非同寻常的第二幕。刘少奇等人在同斯大林的交往中显得小心有加，尊崇备至。这不但是因为斯大林在中共领导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因为中共急于打消苏联人对自己的疑心。中方报告一方面反映了中共对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的明确尊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中国领导对苏联外交意图的曲折试探。刘少奇对前者做的有些过头。在了解到中方报告中关于中共服从莫斯科的内容后，毛泽东立即致电刘少奇，要他请斯大林同意删除报告中的有关文字。
刘少奇的访问似乎暂时起到了平服斯大林对中共猜忌的作用。否则斯大林大概不会向刘少奇等进行加强民族意识的说教，一时忘记了自己对毛泽东成为铁托的同路人的担忧。但是，从以后事情的发展看，米高扬和刘少奇的两轮党际外交实际上为毛泽东和斯大林代表两国政府进行的谈判设置了障碍。其原因就在于两党之间的沟通并没有准确完整地传递反映两国外交意图的信息。
从这些党际外交中，中共方面得到的印象是苏联政府明确否定了一九四五年的条约。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以新中国领袖的身份访问莫斯科，充分准备和苏方就中苏新约进行谈判。可是，在他成行以前，苏联政府已经在周恩来是否也需要赴苏的问题上表现出对签订新约的犹疑不决。
即使中共可能对此已有所察觉，毛泽东在十二月十六日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见时，仍对斯大林对条约问题的态度大感意外。在此之前，斯大林一直声称中共的胜利将重新塑造中苏两国关系。可是此时他却告诉毛泽东，由于一九四五年条约是在美、英赞同的情况下签订的，苏联政府决定目前不对条约中的任何一点做出更动，以免使西方国家籍此提出其它问题，诸如萨哈林和库叶岛。因此，斯大林向毛泽东建议，仅对四五年条约的某些方面做“事实上”的调整，而在“形式上”保留条约的全部条文。在这次谈话以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双方只对一些次要问题交换了意见，条约问题则被搁置起来。
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二日，斯大林和毛泽东再次会面时，对条约问题的态度再次改变。他告诉毛泽东，中苏之间所有现存条约，包括一九四五年的条约，都应重订。斯大林现在的解释是，对日战争是四五年条约的核心，在战胜日本以后，这个条约也就过时了。当毛泽东用斯大林本人早些时候的观点提醒他，条约的更动将会与雅尔塔协定相抵触时，斯大林说：“确实如此，可是让它见鬼去吧！我们一旦决定改变条约，就要做得彻底。这确实会给我们带来某些不便，我们和美国会有一搏。可是我们对此已经安之若素了。”
对上述斯大林态度的转变，有关历史著作有不同的解释。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毛泽东的力争和新中国在同非共产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促使斯大林重新考虑苏联对四五年条约的立场。而西方学者则多把斯大林的一百八十度转弯归于对美国在亚洲政策的新动向的反应。 笔者认为，在这些可能的因素之外，还应加上外蒙问题。
根据沈志华对俄国档案的研究，在一月初苏方已经决定满足毛泽东的要求，订立新的中苏条约。到一月二十二日为止，苏共中央通过了一系列准备同中国谈判的协定草案，但是这些草案表明，莫斯科所谓的新方针仅是把斯大林前此的方案改头换面而已：“在形式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一个同盟条约，可是“在事实上”，苏联通过旧条约获得的种种特权将被保留下来。
尽管如此，二十二日的会谈毕竟标志着一九四五年条约的禁锢已被打破，中共以崭新的面貌开始新中国外交的愿望由此可以实现了。新中国外交伊始，中共有名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包括了对不同国家分别制定政策的复杂过程。虽然这个方针的直接对象是帝国主义国家，它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冲击也波及到了苏联侨民。
更重要的是，中共领导希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起步的时候，新的中苏条约能够成为中国外交“新炉灶”的第一块基石。
然而，在毛泽东访苏初期，斯大林固执地表现出对中国外交“旧炉灶”的恋恋不舍。这和一九四九年米高扬、刘少奇使命给中共留下的印象大相径庭。关于斯大林在新、旧中国外交之间的犹疑徘徊，前此的研究留下了一些尚未解答的问题。这里仅提出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在从米高扬访华到毛泽东访苏的一年时间里，斯大林两次改变对条约问题的态度？其次，在同一时期中，中共方面的哪些政策及其变化影响了苏方在条约问题上的立场？对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尚有待于中、俄、蒙三国档案的进一步开放。以下的分析是根据现有史料所做的一种推断。简而言之，中苏关于蒙古问题的争议对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缔结新约的态度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不亚于斯大林在缔约问题上对东、西方对抗的考虑。
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东亚国际政治中，一个根本问题是究竟谁在向这个地区的战后国际关系现状提出挑战。美、苏之间的冷战遵循的是力量均衡的游戏规则。当时双方都力图保持相互间根据军事力量对比和战时外交谅解形成的战略关系。在亚洲，美苏力量均势主要体现在由雅尔塔外交和一九四五年中苏莫斯科谈判所构建的地缘政治关系上。一九四五年以后对雅尔塔─莫斯科体系提出全面挑战的唯有中国共产党。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有损于中国和中共利益的外交安排是在没有中共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更因为在中国内战结束后，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统一的中国将打破战后东亚国际事务由美苏操纵的局面。美苏双边均势将被一种中、美、苏三角关系所取代。
到四九年为止，国民党政府南窜台湾，美国在雅尔塔─莫斯科体系中的既得利益也因此基本上丧失殆尽。然而，莫斯科并不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完全对苏联有利，其原因就是苏联通过雅尔塔─莫斯科体系获得的在华特权和战略地位也因此发生问题。战后东亚国际政治中不平衡且复杂多变的三角关系，由于中共的胜利而出现了。虽然在冷战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共同的意识形态成为当时国际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因素之一，这种表象掩盖了中共胜利后东亚地缘政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亚洲新兴力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把美国势力推回太平洋的同时，也动摇了苏联雄踞东北亚的地位。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是苏联在战后东亚利益和安全战略的主要基石。因此苏联领导人必须了解中共的态度，以决定该条约是否可以继续作为苏联与新中国关系的基础。苏方在米高扬、刘少奇使命时的有关言论便是一种试探。如前所述，苏方在这些场合的策略是向中共示意，中共在中国的胜利将意味着中苏关系的新开端，由此引导中共说明自己对待国民党政府在中苏关系方面的遗产的立场。使苏联领导感到惊喜的是，即使是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国内政治环境下，中共领导依然愿意维持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影响。与苏方反复否定四五年“不平等条约”的言论相比，中共则表现出对待这个“爱国”条约的灵活性。
唯有在外蒙问题上，双方的这种相互体谅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共坚持外蒙回归中国的立场，至少出于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中共对中国政治传统中“大一统”观念的文化认同，第二是对苏联联邦国家制度的出于意识形态的向往，第三是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方面优胜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动机。在苏联方面，一九四五年条约对外蒙独立的规定则是它历时三十多年以蒙古为缓冲的东亚安全战略的最终成果。非但如此，苏联在战后以蒙古模式为样本，在东欧建立对西方的缓冲地带，以避免重蹈一九三九年苏德瓜分波兰后导致纳粹德国闪电战对苏联长驱直入的覆辙。
在一九四九年同中共领导的两轮接触后，中共表现出的在外蒙问题上的委婉但固执的要求，使莫斯科感到有必要重新考虑如何应付新中国的挑战。结果，在毛泽东访苏初期，苏联领导不再愿意把中共胜利作为调整其对华外交的决定因素，也不再把一九四五年条约作为可以讨论的悬案。简言之，经过双方在外蒙问题上的碰撞，苏联政府放弃了积极调整同新中国外交关系的方针，转而采取了消极保持现状的立场。换句话说，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在东亚的主要对手是美国，莫斯科并没有忽视新中国崛起对苏联国家安全带来的冲击。仅就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来说，苏联外交在一九四九年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和一九四五年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并没有很大区别。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前沿利益可以谈判，可是不能触动苏联在外蒙的战略缓冲。
如果说中苏国家利益冲突的长导火索已在米高扬访华时被外蒙问题的火星点燃，斯大林在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对条约问题态度的改变，则使导火索继续燃烧。尽管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都没有提及外蒙，这个问题显然在斯大林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向毛泽东强调一九四五年条约的每一条都要保留，这当然包括了条约对外蒙独立的有关规定。为了防止毛泽东以中国革命胜利为由提出对条约的修改，斯大林搬出了超级大国在雅尔塔的协定作为挡箭牌。这种做法表明，在涉及苏联条约利益的问题上，斯大林企图用四年前对付蒋介石政权的“不得已”的方式来对待毛泽东。一时间，国与国之间的冷酷的权益算计，成为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的基调。
毛泽东当然了解，中苏两个共产党大国结盟将对西方国家产生强烈的刺激。但是他没有料到斯大林会搬出英、美国家作为限定中苏关系的借口。在第一次会谈时毛泽东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斯大林，在考虑中苏条约问题时，中共从来没有把英美角度包括在内。可能是为了提醒斯大林他本人早些时候的说法，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公众舆论认为，在国民党政府垮台以后，它与苏联订立的条约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至此，斯大林不得不承认有重订中苏条约的必要，但仍坚持这不是目前可以做到的。
实际上，毛泽东在访苏前已经领略过苏联领导在外蒙问题上的固执，所以准备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问题是，通过米高扬、刘少奇的党际外交，苏联领导同样认为中共不肯轻易放弃把蒙古人民共和国重新并入中国的计划。在这方面，北京在一九四九年的外交步骤似乎证实了莫斯科的担忧。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苏联成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在接下来的四天里，另外七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承认并提出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除了蒙古政府以外，其它国家都在发出建交邀请的当天收到了周恩来肯定的答复。唯有乔巴山是在难堪地等待了十天之后才接到中国政府答复的。
在这个时期，北京同其它共产党国家的关系恐怕都在莫斯科的严密注视之下，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尤其是如此。北京对乔巴山的肯定的答复在莫斯科看来是一个好迹象，可是北京表现出来的犹豫也足以使莫斯科对北京的诚意表示怀疑。
斯大林并没有消极等待、观望北京的动态，而是未雨绸缪，采取步骤使乌兰巴托做好应对北京的准备。一九四九年八、九月间，乔巴山赴莫斯科就医。他的另一个目的是向斯大林探询他对当时蒙古领导层中有关外蒙入盟苏联的争论的意见。乔巴山在九月底会见了斯大林，发现斯大林关心的是中蒙而不是苏蒙关系。斯大林告诉乔巴山，最近毛泽东和苏方交换了意见，表示赞同内、外蒙统一。乔巴山表示，虽然中共尚未直接向蒙古提出这个问题，内、外蒙合并是应该的，只是统一的方式应当是内蒙古加入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此斯大林讲了下面一番话：
这么说你是主张独立而不仅是[在中国内]保持自治权利的了？我也这样看。你们自己必须对这件事做出决定。但是也没有必要马上决定统一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现。你们需要有一个不会引起和中国争端的妙策。毛泽东和他的政府现在正忙于攻占广东和完全解放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还没有时间考虑国内的民族问题，在这方面他们也没有经验。但是，在占领广东之后，他们也许会愿意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一点，你们也应注意。如果你们向毛泽东建议内蒙古统一于外蒙，他多半会反对。他有自己的问题。蒋介石掌权时，把国家搞得七零八碎，把国土送给外国帝国主义，甚至让外蒙古独立。毛泽东则不然，他要把被国民党肢解的国家统一起来。因此，毛泽东更难允许内蒙古统一于另一个国家。在十月革命以后，芬兰和波兰这样的民族从俄国分离，变成独立国家。这只有列宁才能做到。毛泽东不是列宁，他不会这样做。
对乔巴山提出的外蒙加入苏联的问题，斯大林回答说：
你们没必要变成苏联的一部分。我们支持内、外蒙统一，希望它成为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既不在俄国也不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出于同样的想法，我们一贯支持单一布尔什维克国家的统一，例如，我们就曾使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统一起来。
斯大林和乔巴山谈话当然不是为了澄清外蒙的态度，以答复中共。此时苏联领导已经根据既定的两个蒙古的政策，否定了中共关于外蒙回归中国的想法。斯大林的目的是使外蒙政府对即将到来的中苏谈判做好心理准备。从斯大林的上述意见中，乔巴山可以领会，外蒙迎接中共在中国执政的唯一“妙策”，就是按照斯大林的意图，一方面抵制中共取消蒙古独立的企图，另一方面避免对内蒙进行分离中国的策动。斯大林在列宁和毛泽东之间做的对比，表明了他对中共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基本估计。尽管他对中共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能力表示轻蔑，斯大林对中共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决心是有足够的估计的。经过一九四九年米高扬、刘少奇使命，斯大林相信，中共决不会轻易放弃外蒙。因此，斯大林充分准备和毛泽东在国与国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打交道。
事实证明，斯大林在蒙古问题上准备得过了头。毛泽东到莫斯科时，已经决定把蒙古问题暂时放在一边，集中精力争取另一个同样可以为新中国外交剪彩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新的中苏同盟条约。通过一九四九年两党代表团的互访，苏方的态度使中共领导误以为这个目标垂手可得。在莫斯科，毛泽东对陪同他访问的斯大林的特使伊万.科瓦廖夫说：“依靠和苏联的协议，我们便可以立即着手重订或废除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国家订立的不平等条约。” 在中共看来，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不仅将把中国包括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同样重要的是，它也将大大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以平等身份立于世界之林的宏愿。鉴于在四九年两党互访时斯大林在条约问题上的积极态度，毛泽东准备因势利导，从苏联开始，构建中国外交的“新炉灶。”
可是，如前所述，在毛泽东访苏的前两个多星期里，双方在条约问题上陷入僵局，斯大林的态度到一九五零年初才有所松动。一月二日，苏联报纸发布毛泽东对记者谈话，表明一九四五年条约将是中苏会谈的内容之一。同日，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向毛泽东探询对下一步如何进行高峰会议的意见。事后毛泽东通知中共中央，苏方想了解他对中苏条约和其它一些问题的看法。毛泽东乘机向苏方提出处理条约问题的三种方式。由于后两种方式都不会导致新的中苏条约，毛泽东显然希望实现第一种方式。从毛泽东对苏联人就第一种方式所做的解释看，他是完全从中国政治和中国外交的角度来考虑条约问题的：
（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打算摒弃一九四五年条约的所有内容。次日，在另一份电报里，他向在北京的其他中共领袖说明了新、旧条约之间的关系：
“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
至此，毛泽东同苏联谈判的策略立场已经成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加入苏联国际阵营并继续承认蒙古独立，作为交换，苏联应和中国订立新的同盟条约并减少或取消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
实行这个策略的难点在于，毛泽东不打算公开地把蒙古问题作为同苏方在其它问题上交涉的筹码，也没有向苏方明白陈述他对新、旧条约之间关系的上述理解。毛泽东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蒙古独立的，他不会在得到斯大林对新约的明确保证之前就透露中共在蒙古问题上的让步。同时，中国舆论对国民党在一九四五年以蒙古换取苏联支持的不体面的外交尚记忆犹新。毛泽东当然不愿在舆论前造成中共是在步国民党后尘的印象。他要把“丢失”蒙古的这笔帐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国民党政府的历史账本上。但是毛泽东也完全清楚，要想从斯大林手中获得新的条约，他必须在已经揭幕的冷战中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并且不触动外蒙现状。于是，当前的冷战问题和历史遗留下来的蒙古问题在中苏结盟的过程中不可分离地纠缠在一起。
在斯大林等人的眼里，毛泽东来到莫斯科以后对订立新约的执着要求和对蒙古问题的完全沉默，似乎反映了中共领导在米高扬、刘少奇使命以后的新观念。苏联人一时不知应如何应对。只是在毛泽东开始“发牢骚、骂娘”之后，他们才感到必须采取一个新的方针，否则中苏间的第一次高峰会议将有崩溃的危险。
于是才有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一月二日对毛泽东的拜访。苏联人可以感到满意的是，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依然绝口不提蒙古。莫洛托夫当场就告诉毛泽东，周恩来可以来莫斯科参加对新条约的谈判。
有关条约的悬念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曾对斯大林称毛泽东为“中国的普加乔夫，”一个“离马克思主义者还很远”的“聪明人”。这种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怀疑和不信任。
毛泽东也继续向苏方施压。一月六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时，用一种劝说的口吻说，他越来越相信有必要订立一个新的中苏条约。尽管莫洛托夫在四天以前对此已表示同意，维辛斯基却又搬出了斯大林在上年十二月的论调，说哪怕只是对一九四五年条约重新审查，也会为美英提供改变现存条约关系的借口，给中苏利益造成损害。
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口径的不一致，只能说明斯大林本人仍在对新条约犹豫不决。苏联人需要对毛泽东做进一步考察。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斯大林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一月十二日，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对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做了说明。他指责苏联正在把中国的包括外蒙在内的北部领土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这种说法直刺斯大林─毛泽东会谈中的敏感问题，尤其激怒了俄国人。苏联领导把艾奇逊演说看成是美国企图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的恶毒阴谋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艾奇逊演说使斯大林得以就中苏关系中的两个关键问题向毛泽东进一步试探。一个问题是在美苏对抗中中国立场的坚定性，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认可雅尔塔─莫斯科体系赋予苏联的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
五天之后，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拜会毛泽东，要求北京和苏联政府一致行动，驳斥艾奇逊的谰言。莫洛托夫的日记披露，当时他和毛泽东就共同行动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莫洛托夫请毛泽东注意，艾奇逊有关苏联霸占中国北部领土的言论是毫无根据的反苏诬蔑。毛泽东则嘲讽美国国务卿在学习美国记者撒谎方面有了进步。同时，毛泽东怀疑艾奇逊的演说另有目的。他问莫洛托夫是否这只是美国准备占领台湾的烟幕。莫洛托夫不否定这种可能，但是强调中国政府必须发表一个驳斥艾奇逊谎言的声明，因为这些谎言也羞辱了中国，暗示中国人民掌握不了自己的国土。毛泽东同意发这样的声明，但是询问是否由新华社来发更好一些。莫洛托夫再次强调，像这样严重的事情，应当由中国外交部来处理。毛泽东接受了莫洛托夫的意见，并指出，由于中国外长周恩来正在赴苏途中，这个声明将以外交部副外长的名义发表。接着，毛泽东向莫洛托夫透露，最近美国方面通过不同渠道试图与中国谈判，可是中国为了争取时间先办好国内的事情，采用了各种策略“推迟被美国承认的时间。”
如果斯大林想用艾奇逊关于苏联霸占中国北部领土的言论来考验毛泽东在美苏之间的立场，毛泽东对台湾的提示向苏联人表明，那里才是中国对美斗争的方向。毛泽东所谓的中美在相互承认问题上的交涉也是利用苏联人的担忧，显示中国在对苏谈判时所具有的外交杠杆。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驳斥艾奇逊的事情十分认真。 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声明，在一月十九日用电报发至刘少奇。可是，毛泽东并没有遵守同莫洛托夫的约定。一月二十一日，声明以中国政府新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公布。
被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是，毛泽东对艾奇逊的驳斥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和苏联外交部的声明有很大的不同。苏联声明直接针对艾奇逊有关外蒙的说法，指出蒙古已经独立三十多年，而且这个事实在一九四五年得到雅尔塔会议和当时中国政府的承认。声明还提到，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毛泽东起草的中方声明既没有用一个字为蒙古独立辩护，也避免把蒙古人民共和国说成是单独的国家。中方声明仅重复了艾奇逊演说中使用的“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的说法，用几年来美国政府评论中苏关系时自相矛盾的言论，证明艾奇逊所说是“最无耻的谣言。”值得注意的是，艾奇逊所谓的四个区域是包括外蒙古在内的。
中苏声明的这种差别使当时中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迷惑不解。师哲是毛泽东在莫斯科谈判期间的翻译。在他的回忆录第一次在一九九一年出版时，师哲没有对中、苏方声明在内容上的差异做任何评论。一九九八年四月，也就是师哲去世前四个月，由他女儿师秋朗整理的第二种回忆录出版。这次师哲在对此事的叙述中加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毛泽东对艾奇逊的谎言会有什么想法？不得而知。”
显然，在莫斯科时，毛泽东对艾奇逊演说的某种态度使师哲感到高深莫测。
尽管还没有中国方面的直接史料，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对苏联在外蒙问题上做法的耿耿于怀，已经不是秘密。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和日本社会主义党代表团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谴责雅尔塔外交让莫斯科以保证蒙古独立的借口把外蒙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毛泽东的这个评论后来在日本和西方国家见报。不久，蒙古政府利用派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典礼的机会，要求陈毅外长对此予以澄清。陈毅只是说日本和西方的有关报道十分矛盾混乱，但是婉拒做出进一步说明。
根据汪东兴的回忆，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依然对斯大林的雅尔塔外交愤愤不已。在内部谈话中，他说：“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这种说法和艾奇逊的演说已没有很大区别。一九八九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时，邓小平也用同样的口吻谈到过外蒙问题。
显然，在分析中苏对艾奇逊演说的反应时，如果仅仅注意到中苏声明的不同形式而忽视了它们在内容上的差异，就会看不见在这个事件中浮现出来的双方关系中更深层次的矛盾。苏联人并没有像师哲一样对毛泽东的声明感到深不可测。中方声明对蒙古地位的模棱态度，证明斯大林等人对毛泽东的担忧是有根据的。毛泽东来到莫斯科以后在外蒙问题上的沉默并没有使苏方掉以轻心。为了应对中方随时可能提出外蒙问题，苏联外交部准备了充分的文件，以证明根据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在外蒙就独立问题举行的公投的合法性。一月十六日，也就是苏方要求毛泽东反驳艾奇逊演说的前一天，苏联外交部完成了这项准备工作。
苏联领导人显然希望，通过反驳艾奇逊对苏联在外蒙和中国其它北部边疆地区政策的“诬陷”，毛泽东将不得不公开支持蒙古独立。这样一来，苏联方面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订立新的同盟条约时的一个主要隐忧就可以消除了。为他们始料不及的是，毛泽东居然可以在反驳艾奇逊的同时依然把他的蒙古牌藏于袖底。
这种情况导致了在苏联领导人和毛泽东之间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到目前为止，师哲回忆录仍是了解这次谈话的唯一资料。根据师哲的回忆，在一月下旬的一天，在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毛泽东、周恩来之间进行了一次会晤。师哲在场担任翻译。当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轮番批评毛泽东违反了早先的约定，没有发布一个驳斥艾奇逊的“官方的正式声明”。斯大林说，用胡乔木个人名义发表的声明是“一文不值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强调这是一个“信守诺言”的问题，对今后双方合作至关重要。斯大林说：“这次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大了不起，但我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谈话当中，毛泽东少言寡语，显然十分不快。
师哲在回忆录中把这个不愉快的场面归于双方对何谓“官方”声明有不同理解，并特别批评苏方缺乏“老大哥”帮助“小弟弟”的高姿态。
但是根据莫洛托夫的日记记载，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对声明形式的误会。在事情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的表现也绝非像一个在国际交往中毫无经验的新手。虽然苏方争辩的是双方声明的不同形式，斯大林应该不至于仅仅因为外交上的繁文缛节而甘冒激怒毛泽东的风险。中方声明发表以后，苏联方面的不快是真实的，但是另有原因。
这里有必要推测一下上述会见的时间。这次会见不大可能发生在一月二十五日以前。在这天，毛泽东发给刘少奇一份语调乐观的电文，报告自二十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以后谈判进展的情况。双方此时已经就新约草案达成了一致，中国方面对其它协议的准备也在进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
可是这种和谐状态又被美国人破坏了。在艾奇逊演说之后，美国国务院又进一步向报界提供了苏联在中国北部进行领土扩张的“证据”。一月二十六日，这些“证据”在美国见报。很有可能，苏联人会见毛泽东时的火气，是对这一新发展的直接反应。美国报纸向苏联人证明，毛泽东对艾奇逊的驳斥并没有堵住美国政府的嘴。斯大林因此感到有必要面对面地告诉毛泽东，由于他“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我们所预期的效果”没有实现。
何为苏联的“原定计划”和“预期效果”? 如果苏方企图挫败美国针对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和指责苏联对华领土扩张的宣传，这些目的只有在毛泽东公开和毫不含糊地为苏联在外蒙和中国其它北部边疆的政策辩护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对斯大林来说，在这件事上毛泽东对美国宣传的态度实际上比美国人说了什么更重要。苏联人对美国政府的宣传感到不安，主要是因为他们怀疑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实际上同意美国人的说法。毛泽东的“预期效果”则不同。对他来说，驳斥艾奇逊的声明在形式和内容上是二位一体的。在和莫洛托夫就外交部声明的形式达成一致以后，毛泽东又改用个人署名文章，这应该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这恰恰说明，毛泽东十分清楚二者之间的区别。毛泽东很可能是在会见莫洛托夫后，对此事又慎重考虑了一番，然后才决定自行其是，改用胡乔木署名文章。只有在个人署名文章里，毛泽东才可以在对美国政府极尽鞭挞之能事的同时，保持中共在外蒙问题上针对苏联的有意模糊的态度。通常外交部声明所使用的那种严谨明确的行文则不能有这样的效果。
但是既然毛泽东已经批驳了艾奇逊，苏联领导人也就无法对中方声明的内容有任何微词。特别是，到目前为止苏方一直坚持外蒙问题已经解决，斯大林不可能主动要求毛泽东就这个问题单独表态。于是，在和毛泽东的会见中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也就只能就中方声明的形式发发牢骚而已。
再次确定蒙古独立
值得注意的是，艾奇逊事件原本应该是北京和莫斯科可借以向世界显示中苏同仇敌忾的机会，结果却在双方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不愉快。师哲是对这个过程留下回忆资料的唯一见证人，他用中苏外交文化的差异和双方领袖初次见面时在沟通方面的障碍，来解释这个看来是意外的磨擦。笔者认为，这个磨擦带有必然性。中苏莫斯科谈判不仅是为了缔结一个反美同盟，也是为了重新确立中苏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这项工作的严重障碍之一就是外蒙问题。由于蒙古独立的现状和外蒙问题在中共与苏联长期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外蒙没有成为莫斯科谈判中公开争论的议题。但是这个提不上日程的问题一直是引起双方相互猜忌愤懑的因素。艾奇逊事件引起不快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想借机澄清中苏之间的蒙古悬念，可是毛泽东却依然神龙见首不见尾。以后的发展表明，只有在他自己选择的时间场合，毛泽东才会就外蒙问题向斯大林摊牌。
一月二十五日，中国代表团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完成了有关旅大港口和中长铁路问题的协议草案。这个草案是对苏方就这些问题分别提案的一揽子对案。中方协议草案的精神是取消苏联对这些设施的全部特权。这将使斯大林以新条约之名行旧条约之实的打算化为泡影。 据汪东兴当日的日记，在听完周恩来关于协议草案的汇报后，毛泽东首次提出结束外蒙悬念的方式：
我们还要搞一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已经宣布过旧中国与外国签定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但外蒙古独立是一个例外。外蒙古独立是国民党政府办理的，但是我们尊重蒙古人民一九四五年的公民投票，他们一致拥护独立。现在双方政府经过谈判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苏联也表示支持中国这一立场，同时也希望蒙古发表声明表个态。
周恩来表示同意说：“这样做比较好。”
毛泽东打出蒙古牌的方式就此明确了：（1）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订立的所有条约协定，新中国承认外蒙独立的法律根据尚不存在；（2）但是中国代表团可以在苏联对一九四五年条约的其它问题让步的前提下，做一声明重新肯定外蒙独立；（3）虽然外蒙问题并没有包括在莫斯科谈判日程当中，对外蒙独立的重新肯定将以莫斯科谈判结果之一的形式出现。这样，莫斯科在一九四九年的党际外交中已经表明拒绝重新讨论外蒙问题之后，毛泽东终于找到了一个将外蒙纳入中苏谈判的途径。毛泽东的策略对中方有两层好处。首先，在实际谈判中，中方对外蒙问题的沉默可以促成苏联人在其它问题上让步。这种沉默既可以被解释成对外蒙独立的默认，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蓄而不发的压力，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都可能促成苏方让步。在这方面，艾奇逊事件最终证明是帮了毛泽东的忙─它突出了中苏间在中国北部领土问题上的矛盾，使毛泽东有机会显示他对外蒙独立蓄意的暧昧态度，由此向苏联领导施压。其次，一旦苏联政府接受了中方在其它问题上的条件，蒙古独立将被宣布为莫斯科谈判的一个结果，以此向世界、尤其是向中国公众证明，在莫斯科中共对外蒙问题是做了努力的，对外蒙独立的重新认定是为了换取苏联放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这样，尽管中共在莫斯科没有挽回被国民党放弃的外蒙古，它至少恢复了国民党在中国东北丢失的权益。对于中苏关系来说，毛泽东此时打出蒙古牌的目的是给苏联人一颗定心丸，以巩固新条约的成果。
在整个具体谈判过程中，周恩来依照毛泽东的策略，也绝口不提外蒙问题。这使苏联外交部就外蒙独立所做的准备徒劳无功。 根据沈志华对俄国档案的研究，斯大林在中方协定草案上所做的批语表明了他对中方关于苏联在东北权益的对案极为不满。可是苏联人终究还是压下了心头怒火，在一月二十八日基本接受了中方的协定文本。
在双方就新条约的内容基本达成一致以后，周恩来在一月三十一日的一次会见中向斯大林说明了毛泽东关于发布一个有关蒙古独立的声明的意向。
斯大林已经在毛泽东的蒙古悬念下度过了一个多月，他没有想到这样突然的结束。斯大林的最初反应是对周恩来的提议既吃惊又十分不安。他反问有什么必要对这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发表声明，中苏凭什么在蒙古同志不在场的情况下讨论别人的命运。
斯大林神经紧张的原因不难推断。对苏联政府来说，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在苏方已经同意签订新约并已在涉及东北权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后，中国方面又提出讨论外蒙问题。周恩来立即解释说，新中国政府在推翻旧中国的对外条约后，有必要声明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承认。斯大林这才安下心来，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
就在这样的三言两语之中，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再次在大国外交中得到了确认。二月十四日，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在双方共同发表的关于签订条约的公告里，按照中方建议的方式，中国和苏联政府确认，在废除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后蒙古独立依然完全有效，其法律根据是一九四五年蒙古的公民投票和一九四九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另外，由于毛泽东的坚持，双方关于中长路和旅大的协定明白规定，旧协定的废除是因为一九四五年以来远东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推翻，以及人民政府在中国的建立。
至此，斯大林终于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即中苏新条约不仅是对付西方国家集团的工具，也是对中国革命成功的积极响应。
就中苏关系而言，中国外交新、旧“炉灶”的更替就此完成。可是莫斯科谈判的结果之一是中国政府依然不得不把苏联人当成享有特权的“客人”来接待。苏联放弃了旧条约规定的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可是又得到了新的特权，包括在新疆的共同股份公司、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剩余工业原料出口的垄断、以及中国向第三国关闭新疆和东北地区。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多次批评斯大林通过这些措施把新疆和东北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和半殖民地。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指责与五零年艾奇逊的演说相似，二者所指并不相同。一九五零年艾奇逊演说在前，中共代表团向苏联做出上述让步在后。同时，这些让步也不是国民党政府旧条约的遗物，而是北京以一个弱势伙伴的身份同莫斯科结盟所付出的代价。
一般说来，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对在莫斯科取得的成果是满意的。事后周恩来评价莫斯科外交，认为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同苏联一举解决这么多的历史悬案。
寻求历史的公正，确实在毛泽东的莫斯科外交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同时，一九五零年中苏同盟条约的成立，直接反映了两国政府国际斗争和国内政治的需要。有论者十分贴切地把莫斯科谈判称为“毛泽东革命雄心和斯大林强权利益最紧密的吻合。”
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毛泽东和斯大林谈判的结果在欧亚大陆造成了一个铁板一块的共产党世界。
实际上，这种铁板一块的关系从来没有存在过。在莫斯科谈判的大部分时间里，蒙古问题的阴影一直影响着双方关系的气氛。双方最终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如果不是修补了至少也是遮盖了中苏关系史上的一道严重裂隙。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行为通常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时限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领导从来没有把已经实际独立于中国近三十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视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因此，中苏双方在一九五零年对蒙古独立的再次确认，其意义不单纯是完成了一个法律上的步骤。这个决定是历史性和战略性的，即中苏双方承认，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东亚国际关系中，有必要保留蒙古独立的国家实体。由于中苏同盟的成立和双方在蒙古问题上的谅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构建的在东北亚一线确定双方势力范围的雅尔塔─莫斯科体系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双重地缘政治关系。换言之，一九五零年中苏谈判重新确认蒙古国际地位和分配新疆、东北地区的经济权益，完成了当时中苏战略关系的良性调整。对于中苏同盟来说，两国从东北亚到中亚一线的“内部”地缘战略平衡和两党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同等重要。同时，中苏同盟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体系”的抗衡，则是冷战初期东亚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蒙古问题上的谅解，表面上是承认蒙古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实质上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坚持保留中苏之间的蒙古缓冲区的让步。这两个领袖人物在一九五零年对这个问题的内心想法，尚待史料完备时的进一步研究。清楚的是，中苏之间的蒙古问题反映了民族利益冲突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间标榜的国际主义关系的颠覆倾向。据一个所谓知情者的回忆，在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不久，斯大林在一次苏共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语惊四座。他说，争夺中国的战斗远未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他抱怨说，毛泽东在谈判中对苏联援助的要求远远超出了苏联负担的能力，因此，只要毛泽东继续觊觎苏联资源，苏联就没有国家安全。斯大林建议，阻止毛泽东的方法之一是在新疆、内蒙古、特别是东北造成独立国家，在中苏间起缓冲作用。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尚待档案史料的印证，但是中苏同盟条约显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苏联党内对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疑惧。
中共领导的“蒙古情结”也没有因为一九五零年的中苏外交而消失。外蒙问题是中共接管国家权力时在中苏关系中出现的第一道裂隙。斯大林死后，毛泽东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在对苏交往中又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苏共新领导虽然取消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在中国新疆和东北的特权，可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依然如故。在后来日趋恶化的中苏关系中，蒙古作为缓冲区的作用也日益凸现出来。蒙古变成了苏联对中国陈兵百万的基地，但也减少了中苏延绵长的共同边界直接对抗的危险。六十年代以后，中、美、苏之间的战略三角关系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蒙古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一直是中苏力量平衡的一个支点。